大寒之后犹青青

　　谁也未曾想到，正当陈中华在采编一线干劲十足的时候，2006年6月，他突然被查出患了鼻咽癌。

　　老记者懵了。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太多的事没做完啊。若干个酝酿已久的题目还没写，几十个农民提供的新闻线索还没调查，自己的文学作品还没有结集出版。死亡的阴云飘过天空，而脚下的大地上还有漫山遍野的庄稼等待收割。

　　他始终想不明白，始终不能接受。开始放疗了，低烧、头痛、恶心、呕吐，一天吐十多次，吐到虚脱。7月1日的日记中，陈中华写道：“今天对我来讲是最长的一天。生不如死，这回真是有体会了。”

　　7月7日，放疗第九天，老记者在放疗机上休克了。抽搐、痉挛、冷汗，已经虚弱得拿不住笔。“笔”离开了手，如同自己的灵魂被抽走，陈中华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由他口述、妻子记录的日记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话：“我可能熬不过去了。”

　　也就是在那个晚上，陈中华在医院里遇到了一位年龄相仿的病友———农民王立国。老王是食道癌，食道切开一大块，腹部到颈部是一道长刀口，已经放疗了四十天，脖子被烤得乌黑。

　　老王是淄博高新技术开发区北石桥村党支部书记，豁达乐观。他说，俺那开发区搞得恁好哩，高速公路一下就到了。又说，俺那开发区书记真能干哩，带着俺这些个人干事。他知道陈中华是关注“三农”问题的记者，就兴奋地请他到自己村里采访。

　　老记者望着老支书，又仿佛看见了那大地上待收割的庄稼，秋风一过，层层麦浪。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个机会，老支书却说：“没事，咱这个年龄是干事的年龄，只要经过这次‘血与火'的考验，以后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干事的年龄，“血与火”的考验。这话打动了陈中华的心。

　　陈中华的农民兄弟来探望他了。莘县东台头村的村干部乔永贵来了，莘县南周庄村的兽医周现芝来了，阳谷县农民律师周广立来了，莱州市王家村农民王振峰来了。

　　有一天，孙玉容回到家里，一开门就被绊了一跤，定睛一看呆住了：几十箱农民自家地里种的水果层层叠叠，摆满了整个客厅。

　　陈中华的多年至交、农民史朝旭来探望他。这个结实黝黑的汉子一进病房，就呆呆地坐在沙发边上，头低着，也不吱声，也不看他，好半天才抬起头来叫声“哥”，已是泪流满面。

　　过一会儿，他哽咽着说：“如果我能替你死我就替你死，有你活着能为我们农民干很多好事。”

　　这话更打动陈中华的心。他觉得自己的心头慢慢开了窍儿，属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力量开始缓缓地复苏。

　　他开始准备战斗。口腔咽喉溃疡，食物无法下咽，就先上麻药，趁着两分钟的“麻劲儿”用力吃;吃饭过后口腔强烈疼痛，就用头撞墙分散痛感。最重要的是，他要自己像从前那样思考问题，像一个真正的记者那样思考问题，考虑社会、考虑大众，而不是考虑疾病。

　　他观察自己的病友。最小的病友8岁，是临朐农村的小男孩。他被基层医院误诊为鼻炎，耽误了半年最佳治疗期。陈中华的采访本上多了一个选题———《提高癌症治愈率，基层医院急需规范》。

　　最大的病友80岁，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来轮流陪护。一人生病全家忙，孤寡老人或者独生子女家庭怎么办？陈中华采访本上又添了一个选题———《专业的医疗陪护需要大量增加》。

　　他编辑自己过去的小说，梳理尚未来得及采访的题目，肉体的痛苦大浪汹涌，但他却临水照镜，看清了自己的灵魂。2006年7月20日，他颤抖着拾回笔，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头发开始掉了，胡子不用刮了。

　　早晨，坐在院子里的条椅上，面对一片空旷的草坪，忽然想起当初保尔在疗养院里孤独面对大海的影像。这个影像曾经那么长久地激励着我。这次得癌症，又重新给了我面对它的机会。”

　　他又握住了笔，这次再没放下。日记中从这一页往后，全部是他自己歪歪斜斜的笔迹，“我要活着，哪怕做个残疾人也好———只要能继续写稿。”

　　2007年，经过癌症治疗的陈中华回到了报社，体重下降四十斤。领导、同事，谁见了他都说：“老陈，这次该好好歇歇了。”但陈中华知道，好不容易捡回的笔再也不能放下。

　　报社派特派记者组去天津采访农村住房建设情况，由于陈中华大病初愈，领导有意没安排他。陈中华当时就急了：“我知道你们为我着想，可是不让我写稿子，我更难受！”

　　到底去了，提了半箱子常用药。春寒料峭，长途奔波，到天津的头天晚上，陈中华流鼻血了。

　　流鼻血是鼻咽癌的主要症状之一，很可能是旧病复发的征兆。陈中华心里百味交杂。他思量到深夜，索性把心一横：既然来了，岂能半途而废？就是复发了也要先把稿子写完。

　　第二天，陈中华和逄春阶准备启程去天津小站镇采访。正准备上车，血又从鼻子里涌出来了。逄春阶马上说：“现在就去医院。”陈中华一摆手：“不用，你先上车等我。”

　　逄春阶忐忑地看着自己的老同事，只见他背对着自己，弓着腰，夹着采访本，擦拭鼻血。过了几分钟，陈中华转过了身：“没事，咱们走。”鼻子里塞着一小捻卫生纸。

　　陈中华在工作中度过了他的两年癌症康复期。仍然骑着电动车满城跑，仍然三天两头地“串街道、下乡镇”。病后恢复工作第二年，他就因为稿件数量和质量名列前茅，力拔大众报业集团“十佳记者”头筹。

　　采访时我们忍不住问他：大病初愈干吗这么“拼命”？

　　“就因为我的那些农民兄弟。”老记者平静地说。“他们对一个仅仅是采访过他们的、反映过他们心声的党报记者就有这么深的感情，我唯有继续写下去，才能报答他们的挚爱和信任。”

　　这话是他自己的话，但总觉得看着眼熟。后来想起，著名记者范长江也说过，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穆青说得更简单：勿忘人民。任凭时代变幻，陈中华秉持的认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记者 赵秋丽 刘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