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近照。本报记者刘文嘉摄
一辆电动自行车,十年颠簸路程
整整两个星期的采访中,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的亲人频繁地向我们提起这些数字,争相讲述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同行知辛苦!你们也是记者,这些数字的分量,你们能掂量!”人们热切的眼睛望着我们。
是的,数字有声,情怀无尽。要多少汗水才能承载起这些数字?要怎样的信念才能熔铸出这样的情怀?要怎样的赤诚,才能诠释“记者”这个职业的荆棘,与光荣?
此时此刻,故事的主人公——52岁的大众日报社高级记者、一级作家陈中华,就坐在我们面前。由于癌症后遗症的影响,这位瘦高个、长方脸的知识分子往往要侧着耳朵,才能听清我们的问题。记者观察他许久,忽然发现一个特点——陈中华带上眼镜是记者、是作家,摘下眼镜活脱脱就像农民。
“可不是。”他的老领导魏绪玉说，“他和老百姓感情深啊,这个好记者不是‘树’起来的,是自己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
年长还欲请长缨
地里“长”出的记者陈中华,履历也很特别。一般记者是年轻时候下一线,年长的时候带团队、做领导,他却一反常规,42岁那年重返了新闻报道第一线。
42岁之前,他已在山东省《作家报》工作了十多年,是业务骨干,任副总编辑。他的文学作品在山东省内已颇具影响。正值他中年事业上升期,报刊整合改革开始了。
整合后的1999年,他从《作家报》进入了《农村大众》。两家报纸风格相差甚远,陈中华一下从“形而上”世界掉进了“田间地头”,职务也由“副总编辑”变成了“内聘编委”。借用他同事的一句话,这个“编委”是“小黑板”上的职务——与行政级别挂不上钩。
“我是个常人,我也曾有过继续做某个报纸副总编甚至以后晋升总编的想法。这不是简单的‘想当官’,而是觉得自己不仅有能力当好一个记者,也有能力带好一个团队、发展好一张报纸。”想法归想法,陈中华从没有因为原职务问题找过一次相关领导,也没有向任何同事抱怨过。
这个“落差问题”真正解决,源于一次下乡采访。2001年初夏,省记协组织“沂蒙老区行”采访活动,已经44岁的他也参加了。
风驰电掣,满车二十几岁的记者笑语喧哗,彼此间聊得非常“投缘”。而和陈中华说话时,他们总是拘谨地来一句“陈老师”。举座热闹一角冷清,“陈老师”还真尴尬。但当他把目光投到窗外,看到山顶平坦、四周陡峭的孟良崮时,思绪忽然从车内的“小氛围”中抽离了。
陈中华原籍就在沂蒙老区,父亲、母亲都是孟良崮战役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眼前的起伏山势让他触景生情,灵感电光火石般闪现了。从那段光辉历史中走出的孟良崮是否还延续着当年的朝气?“红色资源”在今天沂蒙老区的发展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陈中华兴奋起来,刚才的尴尬一扫而空。到了目的地,他没有随大流各处参观,而是另辟蹊径,下了县区。
下蒙阴、访沂南、探沂水。陈中华极具功力地将老区经济发展的亮点熔铸成篇,写出通讯《红色优势》,获得此次采访活动的唯一一个一等奖。活动颁发的金鹰展翅的奖杯,是一个重返采编一线的老记者和年轻人竞赛的成果,一直放在他客厅的显要位置,陈中华非常看重。他笑言:“从那以后,我采访不‘怕’年轻人了。”
2002年“3·15”,陈中华从群众的举报电话中得知,栖霞一公司冒用我国著名生物肥研制单位名号,生产假冒的生物有机肥坑骗农民。假化肥能使农民一年颗粒无收,这还了得?陈中华下了乡。
他和同事徐少林直接冲到造假老板家门口。这个“李鬼”家高墙大院,院子里散养着几只大狼狗。一见人来,几只恶畜生都涌到门口,爪子搭着栏杆狂吠不止,只待主人一声令下。陈中华站在门口忽然冷静下来,“这样不行,咱得智取。”
两个人改变策略,和购买化肥的农民一样去了“李鬼”的工厂、门市和多个销售点,悄悄拍摄取证,还拿到了有机肥的监测标准。报道很快在《农村大众》头版头条刊发,内容缜密扎实,不啻于对那个坑害农民的企业当头棒喝。报道引起省内工商部门的极大重视,将造假之事进行了彻底查处。
采访虽很危险,但使得成千上万农民免于损失,陈中华忽然觉得肩上的分量重了,心里从未有过地淡定。
2003年,陈中华进入《大众日报》政教部工作。两年后,由于调查性报道出色出彩,他通过竞岗进入了《大众日报》特派报道组,专门进行重大选题的深度报道。组内五六个同事,陈中华年龄最长,职级却丝毫未“长”。个人浮沉与工作业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却坦然地把自己定位为“普通记者”。
一线采访让陈中华收获了更大的责任感和成就感。徐少林说:“他太热爱自己的事业了,所以其他事都影响不了他。他的职务、他的待遇,小环境中的各种矛盾,他都不往心里去。他最高兴的就是,‘让我去干特派记者,我能发挥所长啦!’”
敢立潮头唱大风
“他的调查性报道已经成为《大众日报》的品牌。”同事宋弢这样评价陈中华。
这个“品牌”,源自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对社会的观察、对大局的把握、对改革中时代强音的敏锐捕捉。
2001年是我国“十五”规划第一年,全面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全力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成了当年地方工作的重要内容。那年秋收季节,陈中华听说鲁西地区一些乡镇已经开始着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捋”着这条线索就去了聊城。
他采访从来都是“从下而上”,直接到了地头。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听说他是省报来的记者,激动不已,自发当起了向导。陈中华调查得细,当地小麦多少亩、玉米多少亩、蔬菜大棚和食用菌大棚多少个、有没有林果业和养殖业———这所有细节都要看,要问,要记录在采访本上。不知不觉,天已黑了,住地尚远。
出了向导的家门,一对朴实的父子摸黑用农用三轮车送向导与陈中华。三十多岁的父亲开着车,十一岁的儿子站在车上打手电筒———车灯坏了。二十里路,深夜的鲁西平原寂静无声,孩子手中微黄光晕为他们照亮了前方。
两个人到了乡里,找了个小旅馆暂住一夜。第二天分别时,老记者拍了拍小伙子:“兄弟,我在你家墙上的年画后面塞了一百块钱。”
他们以“大哥”和“兄弟”相称,到最后也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只是深夜那束手电筒的光现在还照在陈中华心上。他说:“我和农民感情深啊,劳动人民是新闻永恒的主题。”
2002年对中国农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将农村土地承包制上升到法律高度的重大决策已在酝酿之中。最高决策与民意总是相互呼应,那年春天,陈中华陆续接到了几十位农民的来信来电,说的都是土地承包问题。
他先将这些问题和情况在采访本上梳理归类,然后制订了一个调查采访“路线图”:高唐、莱州、临清、商河、无棣、兖州,近二十个县、区,三十多个村庄。陈中华能乘长途车时乘长途车,能坐公交时坐公交,实在没车时就在路边喊住个农民:“大哥,带我们一程啊。”坐着农用车,拉着“呱”就进了村。
农民种地为啥赔钱?调整为何成了抽地的幌子?“示范园”为何变成了荒草滩?村民代表大会咋个开法才算透明?这些基层反映出来的问题引起了陈中华长久的思考。经历了一个月的艰苦调查采访,他将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延包、流转中的动向和问题整理成《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系列调查》,在《农村大众》上连载了六篇,许多农民读者来信来电给予赞扬、肯定,引发了新一轮的“热线热”。
播种季节,报道刊发,秋收季节,法律出台。2002年8月,《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审议,正式颁布,对老记者来讲,就像国家给了自己一个“奖励”。当然了,这个系列报道还获得了山东省新闻奖一等奖、全国农民报新闻一等奖。
问题并未结束,采访仍在继续。2003年陈中华由《农村大众》进入《大众日报》,报道领域更广阔了,但他的视线一直没离开农民和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后,老记者下乡更勤了。
近两年,山东省提出了“百万农户住新房”规划,力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瓶颈。陈中华抓住了这个线索,走访了3市5县约10个村庄,了解农民用宅基地换楼房后的生活情况。
他在一农户家的厅内采访,谈得也好,材料也足,别的记者到此也就结束采访了,他却不。他掩上采访本,在屋里这摸摸、那转转,沉思不语。最终,农民卧室里的“过渡炕”被他“盯”住了。什么是“过渡炕”?木板做的炕板,板下敷以热水管———既是农村的“炕”又是城市的“床”。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个细节当中显露无疑,陈中华不由得叫了一声好。每次有这样的亮点出现,他才觉得报道圆满了。
陈中华的报道着眼农村改革,也放眼整个社会进程。2005年6月,正是房地产市场红火之际,经济并不发达的济宁市,政府却投资数千万元,建设了153套廉租房,全部分给特困群体租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在一片“住房须完全市场化、政府不必盖房搞租赁”的议论中,陈中华不跟风、不起哄,立即赴济宁采访,撰写了思想独特的调查《廉租房建设为何叫停》,建议地方政府早早考虑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建设问题。
2007年7月,陈中华病后重返工作岗位的第一篇稿件,又是关注住房改革———《青岛:政府也要当房东》。时隔一年,中央乃至各级地方政府,先后作出或修正城市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各地都开始制定具体建设规划。陈中华的调研为政府决策提供了资料和思路。
民间借贷、中小企业生存、股市与启动内需关系、流动摊贩管理、城市流浪行乞人员救助、应试教育改革,这些他笔下的主题无不与相关改革相伴随。同事们惊奇他每一次都能“摸准脉门”,而他的“绝招”就是这段话:
“将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心声,将自己依据采访而得出的思考,通过我们的媒体,反映给读者,反映给制订政策的有关部门,不仅作好党和政府的喉舌,还做好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参谋。”
严霜劲雪浑不怕
谁都知道陈中华有两件“宝”,采访本和电动车。哪怕大雨天出去采访也是这样———车筐里放着裹着塑料布的采访本,车座上坐着披着雨衣的陈中华。风大雨大,身上的黄色雨披整个涨鼓起来,如同一只逆风飞翔的大鹏。
这两件“宝”是看的见摸得着的,同事张天银说,陈中华还有一“宝”,就是“吃得苦、受得累、忍得气”,行常人所难行。这个“宝”是常年在一线和基层历练出来的。
在2002年的农村调研中,陈中华得到了一个消息:鲁中地区某村的几个老村干部因反对经村民大会选举产生的新村委会主任,在村主任就任前一天私自将村里近百万公共财产分了,以便“架空”新主任。这不是违法么?陈中华立即赶往鲁中。
第一次进村,经过调研,发现这个村问题确实严重,陈中华当即写了篇揭露性的报道,刊发在《农村大众》的头版上。没想到投石入水,竟没在地方村镇激起涟漪。老记者决定再去一次。
第二次进村,刚到村头,早有人向那几个村干部报了信。几个人当即煽动二十多个村民,将陈中华围了起来,摔杯子、拍桌子、吵吵嚷嚷、撸胳膊挽袖子:“你报道失实!你胡说八道!”
陈中华被一群壮汉包围着,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他坐下掏出笔来,笑呵呵地说;“有什么报道不实的地方,你们说说我记下来。大哥,你说说?这位兄弟,要不你说说?”
农民们面面相觑,人家报道哪有什么失实,只是听说记者来找麻烦哩,看来不像呢。陈中华把这其中的原委利弊慢慢道来,听明白的村民都散了,剩了两三个倒和老记者拉起了“呱”。一场风波化为无形。
陈中华回去后又连续发了三篇后续报道,把正义伸张到底。报道终于引起地方关注,私分财产的责任人受到了相应的追究。
比这还一波三折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其时,鱼台县某村要通过村民大会罢免村官,这是一件能深刻反映农村改革的事情。发现这个线索,陈中华和一位同事没顾得上敏感时期的忌讳就去了。
村里不知谁以讹传讹,向县里反映说:“北京来了记者。”“北京”,那可是疫区!两人刚到会场,就被县里的“查非车”堵个正着。
他俩被几个穿着隔离服的护士强制到一棵大树下量体温,旁边围着上百位农民。老乡们无比盼望有记者能关注自己的村,又害怕记者带来传染源,一时间鸦雀无声,就等着两人从胳肢窝下抽出体温计。
第一次结果出来了,陈中华体温“不正常”———37度多。人群骚动了,有些农民甚至马上掏出口罩戴上。陈中华定了定神:“我已经在大太阳地里徒步走了一上午,能不能让我休息三分钟,再测一次?”
他一个人在树荫里坐了下来,擦汗、深呼吸,边休息边向县里的工作人员自报家门,表明采访动机。几分钟后,老记者站了起来,“来,再测一次”。果不其然,这次是36度7。
县里来的工作人员马上宣布,是济南来的记者,体温正常!话音刚落,陈中华听见人群里“轰”地一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老乡们扯下口罩就围了过来,说情况的说情况,谈问题的谈问题。
农民兄弟的热情让陈中华终身难忘,而他“非典”下乡的敬业精神也感动了所有的村民。实际上,特殊时期出去采访对他来说不算什么,逢年过节不着家的时候多得是。
2005年的春节是陈中华难得一家团圆的时刻。因为工作原因长期分居两地的妻子孙玉容从青岛回来了,一直在单独生活的老母亲从枣庄来了,正值高三备考的儿子终于放假了。一家人团团圆圆,陈中华着实高兴了两天。
可到了年初四晚上,他忽然蹙眉了、话少了。他站在窗前望着这个城市———鞭炮齐鸣、万家灯火,掩盖了那些沉默的角落。是不是所有人此时都是合家团圆,天伦共享?是不是所有人过出了“年”的滋味,享受了“节”的美好?
第二天一大早,陈中华跨上电动车出门采访,去了殡仪馆、福利院和救助站。在殡仪馆,陈中华见到了过节时还坚守岗位的整容师王中力。
拉了一会“呱”,到了王中力工作时间。整容师看了一眼陈中华:“敢不敢进停尸间?”老记者马上应声道:“敢。”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死者整容师的工作,陈中华深刻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离开殡仪馆时,王中立握着他的手说:“记者进停尸间采访,您是第一个。”
我们问孙玉容:“大过年他跑到这些地方采访,你心里就没点怨气?”她笑着点点自己的爱人:“这人,固执得很,我都习惯了。”
又问陈中华:“这么多年记者生涯,吃过苦、受过气、遇过险,那有没有拿好处的机会?”
“机会有。”陈中华老老实实地答。他也写了很多经济调查的文章,认识了一批企业家朋友。文章见报后,有人托他拉广告,有人托他要赞助,有人托他搞个“内部价”房子。“但我从来没有这么干。越这么干,咱们这行越是没有分量,越这么干,咱们的稿越是没有价值。”
大寒之后犹青青
谁也未曾想到,正当陈中华在采编一线干劲十足的时候,2006年6月,他突然被查出患了鼻咽癌。
老记者懵了。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太多的事没做完啊。若干个酝酿已久的题目还没写,几十个农民提供的新闻线索还没调查,自己的文学作品还没有结集出版。死亡的阴云飘过天空,而脚下的大地上还有漫山遍野的庄稼等待收割。
他始终想不明白,始终不能接受。开始放疗了,低烧、头痛、恶心、呕吐,一天吐十多次,吐到虚脱。7月1日的日记中,陈中华写道:“今天对我来讲是最长的一天。生不如死,这回真是有体会了。”
7月7日,放疗第九天,老记者在放疗机上休克了。抽搐、痉挛、冷汗,已经虚弱得拿不住笔。“笔”离开了手,如同自己的灵魂被抽走,陈中华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由他口述、妻子记录的日记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话:“我可能熬不过去了。”
也就是在那个晚上,陈中华在医院里遇到了一位年龄相仿的病友———农民王立国。老王是食道癌,食道切开一大块,腹部到颈部是一道长刀口,已经放疗了四十天,脖子被烤得乌黑。
老王是淄博高新技术开发区北石桥村党支部书记,豁达乐观。他说,俺那开发区搞得恁好哩,高速公路一下就到了。又说,俺那开发区书记真能干哩,带着俺这些个人干事。他知道陈中华是关注“三农”问题的记者,就兴奋地请他到自己村里采访。
老记者望着老支书,又仿佛看见了那大地上待收割的庄稼,秋风一过,层层麦浪。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个机会,老支书却说:“没事,咱这个年龄是干事的年龄,只要经过这次‘血与火'的考验,以后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干事的年龄,“血与火”的考验。这话打动了陈中华的心。
陈中华的农民兄弟来探望他了。莘县东台头村的村干部乔永贵来了,莘县南周庄村的兽医周现芝来了,阳谷县农民律师周广立来了,莱州市王家村农民王振峰来了。
有一天,孙玉容回到家里,一开门就被绊了一跤,定睛一看呆住了:几十箱农民自家地里种的水果层层叠叠,摆满了整个客厅。
陈中华的多年至交、农民史朝旭来探望他。这个结实黝黑的汉子一进病房,就呆呆地坐在沙发边上,头低着,也不吱声,也不看他,好半天才抬起头来叫声“哥”,已是泪流满面。
过一会儿,他哽咽着说:“如果我能替你死我就替你死,有你活着能为我们农民干很多好事。”
这话更打动陈中华的心。他觉得自己的心头慢慢开了窍儿,属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力量开始缓缓地复苏。
他开始准备战斗。口腔咽喉溃疡,食物无法下咽,就先上麻药,趁着两分钟的“麻劲儿”用力吃;吃饭过后口腔强烈疼痛,就用头撞墙分散痛感。最重要的是,他要自己像从前那样思考问题,像一个真正的记者那样思考问题,考虑社会、考虑大众,而不是考虑疾病。
他观察自己的病友。最小的病友8岁,是临朐农村的小男孩。他被基层医院误诊为鼻炎,耽误了半年最佳治疗期。陈中华的采访本上多了一个选题———《提高癌症治愈率,基层医院急需规范》。
最大的病友80岁,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来轮流陪护。一人生病全家忙,孤寡老人或者独生子女家庭怎么办?陈中华采访本上又添了一个选题———《专业的医疗陪护需要大量增加》。
他编辑自己过去的小说,梳理尚未来得及采访的题目,肉体的痛苦大浪汹涌,但他却临水照镜,看清了自己的灵魂。2006年7月20日,他颤抖着拾回笔,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头发开始掉了,胡子不用刮了。
早晨,坐在院子里的条椅上,面对一片空旷的草坪,忽然想起当初保尔在疗养院里孤独面对大海的影像。这个影像曾经那么长久地激励着我。这次得癌症,又重新给了我面对它的机会。”
他又握住了笔,这次再没放下。日记中从这一页往后,全部是他自己歪歪斜斜的笔迹,“我要活着,哪怕做个残疾人也好———只要能继续写稿。”
2007年,经过癌症治疗的陈中华回到了报社,体重下降四十斤。领导、同事,谁见了他都说:“老陈,这次该好好歇歇了。”但陈中华知道,好不容易捡回的笔再也不能放下。
报社派特派记者组去天津采访农村住房建设情况,由于陈中华大病初愈,领导有意没安排他。陈中华当时就急了:“我知道你们为我着想,可是不让我写稿子,我更难受!”
到底去了,提了半箱子常用药。春寒料峭,长途奔波,到天津的头天晚上,陈中华流鼻血了。
流鼻血是鼻咽癌的主要症状之一,很可能是旧病复发的征兆。陈中华心里百味交杂。他思量到深夜,索性把心一横:既然来了,岂能半途而废?就是复发了也要先把稿子写完。
第二天,陈中华和逄春阶准备启程去天津小站镇采访。正准备上车,血又从鼻子里涌出来了。逄春阶马上说:“现在就去医院。”陈中华一摆手:“不用,你先上车等我。”
逄春阶忐忑地看着自己的老同事,只见他背对着自己,弓着腰,夹着采访本,擦拭鼻血。过了几分钟,陈中华转过了身:“没事,咱们走。”鼻子里塞着一小捻卫生纸。
陈中华在工作中度过了他的两年癌症康复期。仍然骑着电动车满城跑,仍然三天两头地“串街道、下乡镇”。病后恢复工作第二年,他就因为稿件数量和质量名列前茅,力拔大众报业集团“十佳记者”头筹。
采访时我们忍不住问他:大病初愈干吗这么“拼命”?
“就因为我的那些农民兄弟。”老记者平静地说。“他们对一个仅仅是采访过他们的、反映过他们心声的党报记者就有这么深的感情,我唯有继续写下去,才能报答他们的挚爱和信任。”
这话是他自己的话,但总觉得看着眼熟。后来想起,著名记者范长江也说过,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穆青说得更简单:勿忘人民。任凭时代变幻,陈中华秉持的认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陈中华坐三轮摩托车下乡采访。资料照片
部分陈中华使用过的采访本。本报记者刘文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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