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立潮头唱大风

　　“他的调查性报道已经成为《大众日报》的品牌。”同事宋弢这样评价陈中华。

　　这个“品牌”，源自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对社会的观察、对大局的把握、对改革中时代强音的敏锐捕捉。

　　2001年是我国“十五”规划第一年，全面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全力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成了当年地方工作的重要内容。那年秋收季节，陈中华听说鲁西地区一些乡镇已经开始着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捋”着这条线索就去了聊城。

　　他采访从来都是“从下而上”，直接到了地头。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听说他是省报来的记者，激动不已，自发当起了向导。陈中华调查得细，当地小麦多少亩、玉米多少亩、蔬菜大棚和食用菌大棚多少个、有没有林果业和养殖业———这所有细节都要看，要问，要记录在采访本上。不知不觉，天已黑了，住地尚远。

　　出了向导的家门，一对朴实的父子摸黑用农用三轮车送向导与陈中华。三十多岁的父亲开着车，十一岁的儿子站在车上打手电筒———车灯坏了。二十里路，深夜的鲁西平原寂静无声，孩子手中微黄光晕为他们照亮了前方。

　　两个人到了乡里，找了个小旅馆暂住一夜。第二天分别时，老记者拍了拍小伙子：“兄弟，我在你家墙上的年画后面塞了一百块钱。”

　　他们以“大哥”和“兄弟”相称，到最后也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只是深夜那束手电筒的光现在还照在陈中华心上。他说：“我和农民感情深啊，劳动人民是新闻永恒的主题。”

　　2002年对中国农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将农村土地承包制上升到法律高度的重大决策已在酝酿之中。最高决策与民意总是相互呼应，那年春天，陈中华陆续接到了几十位农民的来信来电，说的都是土地承包问题。

　　他先将这些问题和情况在采访本上梳理归类，然后制订了一个调查采访“路线图”：高唐、莱州、临清、商河、无棣、兖州，近二十个县、区，三十多个村庄。陈中华能乘长途车时乘长途车，能坐公交时坐公交，实在没车时就在路边喊住个农民：“大哥，带我们一程啊。”坐着农用车，拉着“呱”就进了村。

　　农民种地为啥赔钱？调整为何成了抽地的幌子？“示范园”为何变成了荒草滩？村民代表大会咋个开法才算透明？这些基层反映出来的问题引起了陈中华长久的思考。经历了一个月的艰苦调查采访，他将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延包、流转中的动向和问题整理成《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系列调查》，在《农村大众》上连载了六篇，许多农民读者来信来电给予赞扬、肯定，引发了新一轮的“热线热”。

　　播种季节，报道刊发，秋收季节，法律出台。2002年8月，《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审议，正式颁布，对老记者来讲，就像国家给了自己一个“奖励”。当然了，这个系列报道还获得了山东省新闻奖一等奖、全国农民报新闻一等奖。

　　问题并未结束，采访仍在继续。2003年陈中华由《农村大众》进入《大众日报》，报道领域更广阔了，但他的视线一直没离开农民和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后，老记者下乡更勤了。

　　近两年，山东省提出了“百万农户住新房”规划，力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瓶颈。陈中华抓住了这个线索，走访了3市5县约10个村庄，了解农民用宅基地换楼房后的生活情况。

　　他在一农户家的厅内采访，谈得也好，材料也足，别的记者到此也就结束采访了，他却不。他掩上采访本，在屋里这摸摸、那转转，沉思不语。最终，农民卧室里的“过渡炕”被他“盯”住了。什么是“过渡炕”？木板做的炕板，板下敷以热水管———既是农村的“炕”又是城市的“床”。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个细节当中显露无疑，陈中华不由得叫了一声好。每次有这样的亮点出现，他才觉得报道圆满了。

　　陈中华的报道着眼农村改革，也放眼整个社会进程。2005年6月，正是房地产市场红火之际，经济并不发达的济宁市，政府却投资数千万元，建设了153套廉租房，全部分给特困群体租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在一片“住房须完全市场化、政府不必盖房搞租赁”的议论中，陈中华不跟风、不起哄，立即赴济宁采访，撰写了思想独特的调查《廉租房建设为何叫停》，建议地方政府早早考虑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建设问题。

　　2007年7月，陈中华病后重返工作岗位的第一篇稿件，又是关注住房改革———《青岛：政府也要当房东》。时隔一年，中央乃至各级地方政府，先后作出或修正城市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各地都开始制定具体建设规划。陈中华的调研为政府决策提供了资料和思路。

　　民间借贷、中小企业生存、股市与启动内需关系、流动摊贩管理、城市流浪行乞人员救助、应试教育改革，这些他笔下的主题无不与相关改革相伴随。同事们惊奇他每一次都能“摸准脉门”，而他的“绝招”就是这段话：

　　“将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心声，将自己依据采访而得出的思考，通过我们的媒体，反映给读者，反映给制订政策的有关部门，不仅作好党和政府的喉舌，还做好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参谋。”

　　严霜劲雪浑不怕

　　谁都知道陈中华有两件“宝”，采访本和电动车。哪怕大雨天出去采访也是这样———车筐里放着裹着塑料布的采访本，车座上坐着披着雨衣的陈中华。风大雨大，身上的黄色雨披整个涨鼓起来，如同一只逆风飞翔的大鹏。

　　这两件“宝”是看的见摸得着的，同事张天银说，陈中华还有一“宝”，就是“吃得苦、受得累、忍得气”，行常人所难行。这个“宝”是常年在一线和基层历练出来的。

　　在2002年的农村调研中，陈中华得到了一个消息：鲁中地区某村的几个老村干部因反对经村民大会选举产生的新村委会主任，在村主任就任前一天私自将村里近百万公共财产分了，以便“架空”新主任。这不是违法么？陈中华立即赶往鲁中。

　　第一次进村，经过调研，发现这个村问题确实严重，陈中华当即写了篇揭露性的报道，刊发在《农村大众》的头版上。没想到投石入水，竟没在地方村镇激起涟漪。老记者决定再去一次。

　　第二次进村，刚到村头，早有人向那几个村干部报了信。几个人当即煽动二十多个村民，将陈中华围了起来，摔杯子、拍桌子、吵吵嚷嚷、撸胳膊挽袖子：“你报道失实！你胡说八道！”

　　陈中华被一群壮汉包围着，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他坐下掏出笔来，笑呵呵地说;“有什么报道不实的地方，你们说说我记下来。大哥，你说说？这位兄弟，要不你说说？”

　　农民们面面相觑，人家报道哪有什么失实，只是听说记者来找麻烦哩，看来不像呢。陈中华把这其中的原委利弊慢慢道来，听明白的村民都散了，剩了两三个倒和老记者拉起了“呱”。一场风波化为无形。

　　陈中华回去后又连续发了三篇后续报道，把正义伸张到底。报道终于引起地方关注，私分财产的责任人受到了相应的追究。

　　比这还一波三折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其时，鱼台县某村要通过村民大会罢免村官，这是一件能深刻反映农村改革的事情。发现这个线索，陈中华和一位同事没顾得上敏感时期的忌讳就去了。

　　村里不知谁以讹传讹，向县里反映说：“北京来了记者。”“北京”，那可是疫区！两人刚到会场，就被县里的“查非车”堵个正着。

　　他俩被几个穿着隔离服的护士强制到一棵大树下量体温，旁边围着上百位农民。老乡们无比盼望有记者能关注自己的村，又害怕记者带来传染源，一时间鸦雀无声，就等着两人从胳肢窝下抽出体温计。

　　第一次结果出来了，陈中华体温“不正常”———37度多。人群骚动了，有些农民甚至马上掏出口罩戴上。陈中华定了定神：“我已经在大太阳地里徒步走了一上午，能不能让我休息三分钟，再测一次？”

　　他一个人在树荫里坐了下来，擦汗、深呼吸，边休息边向县里的工作人员自报家门，表明采访动机。几分钟后，老记者站了起来，“来，再测一次”。果不其然，这次是36度7。

　　县里来的工作人员马上宣布，是济南来的记者，体温正常！话音刚落，陈中华听见人群里“轰”地一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老乡们扯下口罩就围了过来，说情况的说情况，谈问题的谈问题。

　　农民兄弟的热情让陈中华终身难忘，而他“非典”下乡的敬业精神也感动了所有的村民。实际上，特殊时期出去采访对他来说不算什么，逢年过节不着家的时候多得是。

　　2005年的春节是陈中华难得一家团圆的时刻。因为工作原因长期分居两地的妻子孙玉容从青岛回来了，一直在单独生活的老母亲从枣庄来了，正值高三备考的儿子终于放假了。一家人团团圆圆，陈中华着实高兴了两天。

　　可到了年初四晚上，他忽然蹙眉了、话少了。他站在窗前望着这个城市———鞭炮齐鸣、万家灯火，掩盖了那些沉默的角落。是不是所有人此时都是合家团圆，天伦共享？是不是所有人过出了“年”的滋味，享受了“节”的美好？

　　第二天一大早，陈中华跨上电动车出门采访，去了殡仪馆、福利院和救助站。在殡仪馆，陈中华见到了过节时还坚守岗位的整容师王中力。

　　拉了一会“呱”，到了王中力工作时间。整容师看了一眼陈中华：“敢不敢进停尸间？”老记者马上应声道：“敢。”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死者整容师的工作，陈中华深刻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离开殡仪馆时，王中立握着他的手说：“记者进停尸间采访，您是第一个。”

　　我们问孙玉容：“大过年他跑到这些地方采访，你心里就没点怨气？”她笑着点点自己的爱人：“这人，固执得很，我都习惯了。”

　　又问陈中华：“这么多年记者生涯，吃过苦、受过气、遇过险，那有没有拿好处的机会？”

　　

“机会有。”陈中华老老实实地答。他也写了很多经济调查的文章，认识了一批企业家朋友。文章见报后，有人托他拉广告，有人托他要赞助，有人托他搞个“内部价”房子。“但我从来没有这么干。越这么干，咱们这行越是没有分量，越这么干，咱们的稿越是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