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电动自行车，十年颠簸路程。一百多个县市区，三百多个村镇。五十项各级别新闻奖，一百多篇重点、深度报道。三十六册采访本，一百二十万字的采访笔记。

　　整整两个星期的采访中，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的亲人频繁地向我们提起这些数字，争相讲述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同行知辛苦！你们也是记者，这些数字的分量，你们能掂量！”人们热切的眼睛望着我们。

　　是的，数字有声，情怀无尽。要多少汗水才能承载起这些数字？要怎样的信念才能熔铸出这样的情怀？要怎样的赤诚，才能诠释“记者”这个职业的荆棘，与光荣？

　　此时此刻，故事的主人公——52岁的大众日报社高级记者、一级作家陈中华，就坐在我们面前。由于癌症后遗症的影响，这位瘦高个、长方脸的知识分子往往要侧着耳朵，才能听清我们的问题。记者观察他许久，忽然发现一个特点——陈中华带上眼镜是记者、是作家，摘下眼镜活脱脱就像农民。

　　“可不是。”他的老领导魏绪玉说，“他和老百姓感情深啊，这个好记者不是‘树’起来的，是自己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

　　年长还欲请长缨

　　地里“长”出的记者陈中华，履历也很特别。一般记者是年轻时候下一线，年长的时候带团队、做领导，他却一反常规，42岁那年重返了新闻报道第一线。

　　42岁之前，他已在山东省《作家报》工作了十多年，是业务骨干，任副总编辑。他的文学作品在山东省内已颇具影响。正值他中年事业上升期，报刊整合改革开始了。

　　整合后的1999年，他从《作家报》进入了《农村大众》。两家报纸风格相差甚远，陈中华一下从“形而上”世界掉进了“田间地头”，职务也由“副总编辑”变成了“内聘编委”。借用他同事的一句话，这个“编委”是“小黑板”上的职务——与行政级别挂不上钩。

　　“我是个常人，我也曾有过继续做某个报纸副总编甚至以后晋升总编的想法。这不是简单的‘想当官’，而是觉得自己不仅有能力当好一个记者，也有能力带好一个团队、发展好一张报纸。”想法归想法，陈中华从没有因为原职务问题找过一次相关领导，也没有向任何同事抱怨过。

　　这个“落差问题”真正解决，源于一次下乡采访。2001年初夏，省记协组织“沂蒙老区行”采访活动，已经44岁的他也参加了。

　　风驰电掣，满车二十几岁的记者笑语喧哗，彼此间聊得非常“投缘”。而和陈中华说话时，他们总是拘谨地来一句“陈老师”。举座热闹一角冷清，“陈老师”还真尴尬。但当他把目光投到窗外，看到山顶平坦、四周陡峭的孟良崮时，思绪忽然从车内的“小氛围”中抽离了。

　　陈中华原籍就在沂蒙老区，父亲、母亲都是孟良崮战役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眼前的起伏山势让他触景生情，灵感电光火石般闪现了。从那段光辉历史中走出的孟良崮是否还延续着当年的朝气？“红色资源”在今天沂蒙老区的发展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陈中华兴奋起来，刚才的尴尬一扫而空。到了目的地，他没有随大流各处参观，而是另辟蹊径，下了县区。

　　下蒙阴、访沂南、探沂水。陈中华极具功力地将老区经济发展的亮点熔铸成篇，写出通讯《红色优势》，获得此次采访活动的唯一一个一等奖。活动颁发的金鹰展翅的奖杯，是一个重返采编一线的老记者和年轻人竞赛的成果，一直放在他客厅的显要位置，陈中华非常看重。他笑言：“从那以后，我采访不‘怕’年轻人了。”

　　2002年“3·15”，陈中华从群众的举报电话中得知，栖霞一公司冒用我国著名生物肥研制单位名号，生产假冒的生物有机肥坑骗农民。假化肥能使农民一年颗粒无收，这还了得？陈中华下了乡。

　　他和同事徐少林直接冲到造假老板家门口。这个“李鬼”家高墙大院，院子里散养着几只大狼狗。一见人来，几只恶畜生都涌到门口，爪子搭着栏杆狂吠不止，只待主人一声令下。陈中华站在门口忽然冷静下来，“这样不行，咱得智取。”

　　两个人改变策略，和购买化肥的农民一样去了“李鬼”的工厂、门市和多个销售点，悄悄拍摄取证，还拿到了有机肥的监测标准。报道很快在《农村大众》头版头条刊发，内容缜密扎实，不啻于对那个坑害农民的企业当头棒喝。报道引起省内工商部门的极大重视，将造假之事进行了彻底查处。

　　采访虽很危险，但使得成千上万农民免于损失，陈中华忽然觉得肩上的分量重了，心里从未有过地淡定。

　　2003年，陈中华进入《大众日报》政教部工作。两年后，由于调查性报道出色出彩，他通过竞岗进入了《大众日报》特派报道组，专门进行重大选题的深度报道。组内五六个同事，陈中华年龄最长，职级却丝毫未“长”。个人浮沉与工作业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却坦然地把自己定位为“普通记者”。

一线采访让陈中华收获了更大的责任感和成就感。徐少林说：“他太热爱自己的事业了，所以其他事都影响不了他。他的职务、他的待遇，小环境中的各种矛盾，他都不往心里去。他最高兴的就是，‘让我去干特派记者，我能发挥所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