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我们“寻找”陈中华,“寻找”他的精神世界。他非凡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使我们陷入深深思索。

　　他是一个戴眼镜、瘦高个的知识分子,就是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个人:“嘿嘿,我真的没啥好写的,比我能干的记者有的是。”幸亏我们没因为他这句话就停止了“寻找”,否则我们就无法看到真正的他。

　　我们在他采访对象的描述中“寻找”他。他采访的人中,有企业名流、学界精英,但更多的是农民、农民工、拾荒者、小商贩、出租车师傅、待业大学生、救助站的孩子、福利院的老人。他关注他们、报道他们、为他们呐喊与鼓呼,帮助这其中无数人解决问题、度过困境。所以,当他患癌症住院时,他的农民朋友先后十几拨从各地赶到省城看望,用麻袋、编织袋装着自己种的青菜、自己养的鸡鸭、自己磨的豆腐;所以,当他的采访对象提起他时,会感慨、赞叹、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听着这些故事、看着这些人,一个道理跃然纸上:作为一个记者,他在讲述谁的故事,他的价值也将由谁来讲述。

　　我们在他走过的采访路途上“寻找”他。8月初,我们跟随他去济南救助站采访。救助站在济南经二路附近的老胡同里,路线繁复曲折。他指点着司机迤逦前行,熟悉的如同回自己的家。对陈中华来讲,同样熟悉的,还有山东省一百多个县市区,三百多个村镇的道路;同样熟悉的,还有当前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与科学发展的主题。都是熟悉的“路线”,前者用脚来丈量,后者用心来体悟。所以无论他早期的农村土地承包调查,后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廉租房建设调查,还是近期正在进行的民营企业发展调查、流动摊贩管理调查,总是能够跟紧时代、把握大局、找到改革中的强音、摸准发展的脉搏。

　　我们在他的一百二十万字的采访本上“寻找”他。他用本子的正面做采访记录,用本子的背面积累写作素材。每一页都有两面,翻过来是记者的观察,翻过去是作家的感言。每个月,他都要在这上面拟定最近注意到的“新闻点”,准备这个阶段的采访题目。我们采访时,专门记下了8月份他整理的采访题目,共有四十多个。涉及到“三农”问题的主题包括“农民免疫接种”、“某地农民免费查体”、“一村一产品”等;涉及到地方经济发展的主题包括“中小企业在观望”“如何引领民间投资”等;涉及到社会保障的包括“青岛五年改造三千残疾人住房”、“济南棚户区改造”等。他细致到不能再细致、扎实到不能再扎实的工作作风是:要做一个好记者,就不能浮、不能浅、不能粗。

　　我们在他的亲人、朋友、领导、同事的眼睛里“寻找”他。领导认为他身上体现着“新闻工作者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比热爱和执著追求”;同事把他视为“采编队伍中一个挺拔的标杆”;妻子孙玉容却笑言:“他太固执了,愁死个人”。他“固执”,因为采访总要“从下而上”;他“固执”,即使癌症康复期也要奔波在一线;他“固执”,就算唾手可得的“好处”也坚辞不受;他“固执”,从《作家报》到《农村大众》再到《大众日报》,职务几经调整他却始终无怨无悔,只要能深入一线采写稿件就心满意足。职务不是要义、职责才是生命,一个好记者,还要不媚官、不媚商、不媚俗。

　　作为记者,我们在“寻找”他,也在“寻找”我们自身,更是在“寻找”一个时代新闻工作者的“根”与“魂”。我们找到了一个新时代记者所应具备的理论路线根底、政策法律根底、群众观点根底和业务知识根底,所应具备的坚定的立场、敬业的态度、高尚的人格和正派的作风。

　　一个新时代培育了一个好记者,一个好记者回报了一个新时代。陈中华如同生长在广袤大地上的一棵树,苍苍翠盖,四时青青,他枝叶凌云,是因为他的根已经深深扎在了群众中。我们欣喜于这参天一树,更盼望着将来能有集木成林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