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斤稻谷换一只手表

　　价格闯关是痛苦的，而它的目的恰恰是终止痛苦。

　　1979年之前，物价由政府“一价定终身”，价格只是个核算符号，不反映供求关系和产品价值，大到家电小到油盐，都需凭票购买。广东省价格协会副会长文武汉说，“文革”期间更是离谱，各级价格机构被取消，物价几被冻结。当时，偌大一个广东，负责价格工作的人只有一个。

　　无视价值规律的直接后果是价格体系扭曲，进而造成世界少有的全行业亏损。文武汉清楚记得，1975年，农民想戴只成本价仅10元的上海手表，需要卖掉1300斤稻谷，表是120元一只，而一斤稻谷才8分多钱。据测算，当年全国农产品[11.58 1.31%]价格低于价值25%—30%，而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15%—30%，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极大。

　　就算不和工业品比，种庄稼也是极不划算的。1978年，稻谷、小麦等6种粮食每担收购均价11.28元，而生产成本是11.14元。其中，小麦每担还亏0.81元，玉米亏1.46元。

　　同是工业品，价格低的太低高的太高，如煤炭、化工、冶金等工业原料和矿产品长期亏损，全靠财政补贴维持生产，而纺织、医药等轻工行业则是暴利，但由于原料、燃料供应跟不上，经常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而一些基础设施、土地等，理论上干脆不被承认是商品。

　　三中全会后，价格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对象。

　　起初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提高粮食、油料、棉花等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提高猪牛肉、鲜蛋、蔬菜8类副产品的销售价，提高焦炭、钢材等原材料价格，提高铁路货运和水路客运价格，等等。同时，小心翼翼地分3批放开小商品价格和3类农副产品价格，将机械新产品的试销价定价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或企业，等等。

　　不论是调还是放，结果绝大多数是涨价，放的时候尤其如此。老百姓总结出一个公式：价格改革=涨价。每次涨价，总会引发一轮或大或小的抢购，1984年一盒火柴提价1分钱就引发过全国骚动，但都没有1988年来得猛烈而浩大。

　　价格“双轨制”全面铺开

　　对于严重变形的价格体系来说，仅凭有限的调整显然无法根治顽疾。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势在必行。

　　由市场定价，意味着要放开价格，但怎么放是个大问题。

　　1985年，粮食、棉花、油料等少数品种外的绝大多数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放开了，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放开了，价格一直偏低的工业品生产资料怎么办？提价少了不能解决问题，提价多了又会影响工业生产和市场稳定。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不久，国务院曾发文，允许工业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当时，全国经济整体发热，再加上传统的物资分配体制中属于“黑户”的乡镇企业已遍布江粤浙等地，工业原料供不应求，提价20%依然很抢手，被倒卖几次后，实际成交价往往翻倍，甚至更多。成致平说，“国务院研究认为，与其被中间商牟利，不如让生产企业直接卖高价。”

　　历史将“双轨制”从舞台一隅推向中央。

　　“双轨制起初是为解决原油产量长期不高问题的。”据成致平回忆，1981年，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包干生产1亿吨，定额之外的原油既可出口，也可按国际价在国内销售。计划内原油每吨售价100元，计划外的能翻好几倍，其中大庆油田超产原油每吨644元，其他油田每吨532元。高价油和平价油的价差收入，用作“勘探开发基金”扩大地盘。

　　而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加速了双轨制的普及。

　　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一个月，《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以文选人，从1300多名应征者中挑出124名中青年经济工作者，抱着“以学术讨论开始、以政策建议结束”的雄心，一起走上浙江莫干山大话城市经济改革，颇具“一肩道义、忧患天下”的情怀。

　　与会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其中不少还是在校研究生，如正在西北大学读书的张维迎和正在中国社科院上学的华生等，但急于求新求变的政府很看重这次讨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研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部门都派干部与会，其间，偶而还能看到一些中央领导的秘书。

　　讨论会分成七个专题小组，争辩得最热烈的当数价格组，许多本不属于该组的人主动卷进来，比如华生。

　　对于价格问题，呈三足鼎立之势：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主“调”，张维迎高调主“放”，华生等则建议“调放结合”。经过一番唇枪

　　舌剑，“调放结合”派渐占上风，华生作为价格组代表去杭州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的张劲夫汇报了想法。1985年1月，国务院发文，取消了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部分最多只能加价20%的限制。这意味着，“双轨制”全面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