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终于未能熬到他的80岁生日，于戊子年十一月十三日夜去世了。

　　凌晨，我坐在父亲的床头，握着他的手，希望能将我的体温传递给他，多挽留他些时间，但人力终究难以回天。

　　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她都成了孤儿。父亲猝然离开，匆忙的连句话也没有留下。那一刻，我才明白，剧痛降临之时，并不是难以承受的痛苦，而是麻木，没有知觉的麻木。而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痛苦慢慢地发酵膨胀，由内心向外扩散。虽然努力去压抑，反而愈压抑愈痛苦——父亲离开我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

　　我也尝试着把这种情绪释放出来，在父亲离开后多次拿起笔来想写点儿什么纪念父亲。可是在那段时间，极端的忧郁和苦闷不能使我进入写作。我与哥哥们也是尽量避免触及父亲的话题，彼此都小心翼翼尽量避免触碰我们心中那个永生的遗憾。可是后来发现这是徒劳的，生活的细节中父亲的身影无处不在。他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毕竟，在与父亲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那是怎样的一段幸福时光啊。

　　父亲的老家在吉林扶余，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跟随爷爷一路辗转来到了黑龙江。因为生活的艰难，父亲13岁就开始给地主当长工，常常因为够不着磨米机撒了几粒粮食而遭到地主的毒打。父亲15岁才有机会读了一年的小学。后来，偶然的机缘，父亲当上了供销社的营业员，他开始自己尝试着读书写字，并不厌其烦的练习珠算。父亲算盘上的工夫在当地供销系统内也是出了名的。

　　父亲在工作上是极为出色的，幼年的记忆中，父亲的奖状大大小小的挂满了四周的墙壁。在他工作的几十个年头里，多次获得省供销系统劳动模范、嫩江地区先进工作者称号。父亲对工作无比投入，他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妹五个，可母亲每次坐月子，单位给父亲放假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以社为家——这就是舍小家顾大家的父亲。那时候母亲一个人要下地种田，要照顾我们兄妹几个，还要养猪养鸡贴补家用，即使在月子里，也要出去割猪草，母亲的腿疼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以至于长大后每次提起这事，我都对父亲耿耿于怀。

　　工作方面，父亲还有一样令我敬佩，那就是绝对地服从组织安排。因为工作需要，县社经常给他调换工作地点。父亲从无怨言，每到一处，都会把一个烂摊子治理得井井有条，而这恰恰是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工作的开始。记忆中，我们全家经常要随着父亲辗转搬家。因为工作不固定，房子常常是临时借住的，简陋得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每到做饭时常有烟从炕席墙缝里钻出来。父亲和母亲便用黄泥和了麦草，重新修缮。那时候，一家人生活得虽不宽裕，但也其乐融融。

　　父亲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也是父亲一生恪守的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父亲在供销系统工作了几十年，作为一名老党员，他从来不贪图便宜，占公家的一针一线，这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可理喻。小时候，家离父亲的单位很近，我常常跑去看小人书，父亲每次远远看见我，连忙关上柜台的门，把我拦在外面。有时，我吵着要糖吃，拗不过，父亲只好拿给我，随后从自己的兜里掏钱补上。还有一次，父亲赶了很远的路去粮库卖粮，粮库的工作人员过秤时弄错了，父亲去领钱时才发现票子上多出1000多公斤，随后去找，工作人员态度蛮横，直到父亲解释清楚，那人才露出笑脸，一个劲儿的向父亲道谢。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对于不义之财，父亲从不动心。父亲说人的一生最该做的就是帮助别人，急他人所急；最不该做的是贪图不义之财，见利忘义。是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们懂得了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行，让我们学会了对人感恩，对己克制，对事尽力，对物珍惜。

　　因为大哥的缘故，父亲很早就退休了，赋闲在家，与母亲侍弄十几亩薄田。后来，哥哥们相继成家立业，父母也渐渐衰老，仍守着那几间老屋和十几亩田地，只是干起活来有些力不从心。那时，考虑到父母的负担太重，我选择了中师而没有机会读大学。十几岁起我就帮着父母做家务，干农活，即便后来参加工作到县城上班，每次回家，我都会抢着干活，尽管我知道，我走后，他们仍然要继续这种劳作，但起码可以让父母好好歇歇。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我成家后把父母接到城里。

　　父亲很疼我，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女儿。幼年的我多病，是在父亲的背上长大的。7岁时，父亲和母亲商量好要送我上学，可我一度习惯了那种满山遍野疯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躲在柴草垛里不肯出来，后来还是父亲硬把我背到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我，因为我读过好多小人书，会讲很多故事，歌也唱得象模象样。可我总是逃学，每次午休回家，吃了饭就睡，常常睡过了头，迷迷糊糊被父亲背到学校，那时候父亲的背是我温暖的港湾。参加工作后，我和父亲的关系似乎有些疏远。可能是因为家里子女多，负担重，再加上短短的几年里，我被厄运纠缠着，父亲心情不好，常发脾气。而我天天生活在父母身边，又听不得他不休止的唠叨，结果父女俩常常是话不投机。

　　后来，我被调到离家很远的县城工作。一个人远在他乡，没有了父母的庇护，久了，才发觉原来父亲的唠叨竟是那么可爱。每次回家看望父母，临走时，父亲都要送我去车站。父亲老了，心脏不好，动作愈来愈慢了。慢慢的走，慢慢的说，每次于黎明前的清寒中蹒跚着送我上车，父亲总少不了絮絮的叮咛。

　　一年秋天，一个朋友去大连旅行结婚，她父亲笑着把他们送上车，可几天后，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她父亲悄无声息地倒下了，走向了另一个世界。我赶去时，满屋的人，却掩不住的冰冷，外面是灰灰的天空，枯黄的落叶，朋友在父亲的房里哭得死去活来，哑着喊“爸”，我的心里空荡荡的，一个念头紧紧地抓住我——她的父亲再也听不见了！忍不住流了一脸的泪。

　　一直不敢去想，有一天父母不在了，我走入这个世界的门户，走出这个世界的屏障是不是都会随之坍塌......

　　四年前，父亲得了一次脑出血，我和先生把他接到县城治疗，出院后恢复的还好，只是走路更慢了，而且再也离不开拐杖了。每个周末，我都要骑十几里的路去看望父母，为他们洗衣做饭。每次迈进家门，常见一屋子的黑，只小小的电视亮着，前面一个黑乎乎的身影垂着头打瞌睡。

　　父亲老了，寂寞了，晚年的他越来越流露出对儿女们的依恋。每次见我回去，总像个孩子似的，搬个凳子依偎到你身边，深情地看着你吃，看着你喝，听着你说话。我为不能时时守在他们身边尽孝而内疚。但我一直在用我年轻的生命反复祈求——但愿人长久。

　　父亲去世前一直在住院，大夫诊断肺心病引起的肺性脑，人常常处于半昏迷状态，时而被恶梦惊醒，说一些古里古怪的让人听不懂的话，已经很少进食了，不过大夫说可以熬过这个年。我每天守在父亲病床前，希望他能多吃点东西，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清醒的时候，父亲常常向我问起哥哥们什么时候回来？我知道他想远在外地的两个儿子，希望他们也能守在身边。母亲终究没让哥哥们回来，她想父亲可以熬过80岁生日，我们兄妹几个还计划着要给父亲祝寿。未能在父亲临终前让他见到远在外地的儿孙，成了母亲和我巨大而又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晚，母亲焦急的打来电话，说父亲状态不好，让我赶紧回去。其实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如果一切在母亲的可控范围之内，不会打我的电话的。我是一路哭着回到家里的，见了父亲的最后一面。只是父亲走的匆忙，没来得及给我留下一句话……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弥留之际曾多次喊我的名字。我知道，父亲最放不下的是什么，他希望我能好好照顾母亲。

　　如今，父亲长眠在地下。那是一片贫瘠的黑土地，它不长大树，只生长荆棘和野草，为乡亲们提供柴禾，为牛羊提供吃食。它虽然贫瘠，却竭尽全力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它为父亲提供了归宿。它我心中写给父亲的无言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