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大医精诚

　　孙思邈《大医精诚》论，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有资格成为中国医生顶礼膜拜的圣经，也应成为医学生修身养德的教科书。医者不仅在学业上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而精于专业，而且在情志上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而诚于品德。大医精诚也应成为附属医院的宣言，提升理念，强化内涵，走集医教研于一体的“学术型”医院发展之路。我认为，当附属医院全面实现“学术型”医院、一统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医疗卫生天下的时候，就是齐医真正崛起之日，这一天就在不远的将来。

　　哲学上说，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事件，彼此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热带丛林中的一只蝴蝶煽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引发太平洋上一场飓风和海啸。21世纪初进行的国企改革，原本与高等教育没什么关系，但恰恰给我院带来了一次大发展的机遇。当时，铁道部及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实施主辅分离，将其医院和学校等单位一并推向社会。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坚决不能错过。我们一口气接收了4个医院，使学院附属医院的数量和规模得到了迅速壮大，对确保临床教学质量和扩大学院社会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

　　2004年，我们接收了齐齐哈尔铁路中心医院和与之一并打包的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专科医院，成为我院附属第三医院和附属第四医院。齐齐哈尔铁路中心医院有着光荣的历史，《林海雪原》里万山丛中一点红的“小白鸽”、中国工程院院士盛志勇、著名影星葛优的父亲葛存壮都曾在这里工作过，在国家卫生部第一轮等级医院评审中率先成为齐市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如此优质的医疗资源，竟唾手可得，这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当时，齐齐哈尔市正在进行国企改革，政府系列的医院也面临改革的抉择，所以，政府没有再接收新医院的想法，我们失去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是天时；学院正计划在市内建设新校区，地理位置符合医院方面的愿望，这是地利；时任铁路医院院长荀永学等一班人，有意愿进入医学院旗下，学院领导也决策果断，这是人和。有些事就是这样，一旦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于2006年接收了北车集团所属的车辆厂医院，于2007年又接收了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一重医院，短短三年时间，学院附属医院由2所增加到6所。考虑到当时各附属医院的规模有限，精神专科医院还坐落在郊区，生存较为困难等因素，于是对附属医院进行了大整合，将车辆厂医院并入附属第三医院，将一重医院在接收时直接融入附属第一医院，将精神专科医院迁入附属第二医院，并与其合署管理，但保留“番号”。至此，附属医院的大格局基本形成，这是齐医发展史上非常光辉的一页。

　　为了进一步提升附属医院的综合实力，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启动了打造“医疗航母”计划。制定出台《齐齐哈尔医学院“2011-2015”附属医院发展振兴刚要及2020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建设“学术型”附属医院的战略定位。由于各附属医院的历史沿革和状况不同，对自身使命的理解也往往各持己见。还记得我在附属医院任院长时，也一直讨论医疗与教学何者为先，何者为重的关系。其实，完成教学任务是作为大学附属医院的天职，也是附属医院存在的真正意义。但发展好医疗，拥有充足的病例是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附属医院处于困难时期，要靠医疗来养家糊口，所以，医疗工作就上升为头号任务，而教书育人往往不自觉地沦落为不得不做的“副业”，科学研究则更为可做可不做的锦上添花。这样的附属医院实际上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附属医院。我们提出打造“学术型”医院，就是要突出大学附属医院的学术引领作用，要使医教研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超越普通的地方医院，成为区域医疗卫生的领头羊。关于医院“型”的概念，没有像高校那样提出“研究型”或“应用型”等定位。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医院分为三级十等，国内个别医院也提出过建设“研究型”医院或“学院型”医院的目标。但我认为，在我国真正意义上能够称得上“研究型”医院的可谓是凤毛麟角。而“学术型”医院的定位更适合大多数大学附属医院，其中也包括我院附属医院。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事物的发展总是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目前，附属第四医院已度过经济最困难时期，其业务收入增长了16倍，但其学术意识、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与大学附属医院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提高其医教研水平和加快精神学科与专业的发展，学院已将精神卫生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和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整合列入规划，进一步探索医教研一体化的院系合一新体制新机制。

　　从2004年接收厂企医院到“十二五”期间，以各附属医院合计17.6万平方米的门诊大楼和病房大楼相继落成为标志，学院附属医院现阶段的规模扩张基本宣告完成。现在，附属第一、二、三、四医院分别拥有编制床位800张、1280张、2000张、200张，支撑起了齐齐哈尔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半壁江山。我想，当附属医院全面建成“学术型”医院、一统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医疗卫生天下的时候，就是齐医真正崛起之日，这一天就在不远的将来。

　　病理诊断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然而，病理科在医院的地位却不是黄金一线科室。被“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称为“医学之本”的病理科，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现已成为“科室之末”。由于在高等医学教育中没有设置病理学专业，大多数临床医学毕业生都首选临床科室，而使医院病理科长期处于人才队伍素质不高和存在人才短缺现象。目前，全国具备资质的病理医生仅有9800多名，按照每百张床配备0.95个病理医师的规定标准，我国病理医生的缺口在10万人左右。我院附属医院病理科也一度出现病理科医生短缺的情况，学院为此曾将病理教研室教师派到医院病理科工作。但这些病理学科的教师往往缺乏临床经验，又没有长远思想，运行效果不佳。针对这种情况，学院于2008年启动了一个病理学科大整合的计划，即决定将三所附属医院的病理科与学院的病理教研室整合成一个实体单位——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时任医疗副院长张际绯为中心主任。此举既可改善病理人员队伍现状，又可依托临床病理诊断中心开设临床病理学专业方向。当时，附属医院既担心“三甲”评审时因无病理科而受到影响，又在意其经济利益受到损失，实际上是不大情愿的。在审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更大，首先是医院和高校的人事关系性质不同。更为糟糕的是省里正在清理削减事业单位，严格控制编制。在这种情况下，要将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批成一个新的事业单位，实在是逆潮流而动，难上加难。全国的医学院校至今也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可以想象建立临床病理诊断中心的难度之大。怎么办？越是复杂的问题越应简单化处理。于是，在政府还没批准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机构之前，先将三所附属医院的病理科连人带物一并搬迁至学院本部，与学院病理教研室合署工作，由时任教务处处长张晓杰负责具体组建和组建后的业务运行管理工作。一时间，四家几十口人一起过日子，文化背景不同，工作习惯不同，每个人员还在原单位开工资，经济核算和管理制度都尚未完善，一切都是在克服困难、克服矛盾中摸索前行。直至2010年，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以李春旭为第一任系主任的病理学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经齐齐哈尔市卫生局、省卫生厅、省人事厅、省财政厅、省编办等厅局的审批和相关省长的签字，最终于2011年7月被批准为财政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这在全国大学系统中尚属第一家。

　　2014年，病理学系更名为病理学院。病理学院与临床病理诊断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实施教师临床化和医生基础化的深度融合，人才队伍素质得到很大提升，极大提高了临床诊断、病理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实力和水平，为病理学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创建了良好的基地，学院“应用型病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被评为省级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黑龙江省援疆指挥部将支援阿勒泰地区所有医院临床病理学科建设的任务全部交给我院临床病理诊断中心。中心的医生不辱使命，凭着不畏艰苦的精神和高超的专业水平，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当地医院的赞许和信赖。他们不远千里选派病理科人员来我院进修学习，直至现在，还通过互联网与我们临床病理诊断中心保持远程会诊联系。

　　1999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春天，国务院决定扩大高等教育招生。在之后的几年里，几乎所有高校的办学规模都有了迅速膨胀。我院也抓住此次机遇，使尽全身解数，尽可能争取扩招，招生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学院的长足发展。然而扩招后，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医学院校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即临床教学基地明显不足，一些医学院校的学生在生产实习阶段出现了“放羊”现象。当时，我院仅有两所附属医院，床位数不足1000张，难以满足每年上千名学生的临床教学和生产实习任务。解决好这一难题，是保证扩招后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维护学院基业常青和社会声誉的关键。

　　为了扩大招生而再建几所医院，那是行不通的。解放思想，独辟蹊径，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把目光从有限的校园转向了海阔天空的社会，开创了一条将社会卫生资源转化为医学教育资源的新路。各大城市都有一批地方政府直属的大型“三甲”医院。他们既是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也是潜在的优质医学教育资源。如何将其开辟为临床教学基地，各医学院校都在想办法。当时，一些院校与地方医院建立了协作关系，或给医院投资，或在医院建楼，等等。但单纯两个单位之间的契约，常常不够稳定，运行结果也往往不都令人满意。我院在走过了这样一段路程之后，不断反思。我们深知，在中国做事，只有政府行为才稳妥靠谱，只有通过以政府红头文件将大学和医院的教学关系确定下来，才有名有份，才能保证临床教学质量，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于是，我们开辟了一条非隶属附属医院的建设之路。学院现已将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庆的所有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包括黑龙江省医院在内全部纳入齐齐哈尔医学院非隶属附属医院体系，总数达7所，与我院直属附属医院一并排序，在教学功能上等同一体，对保证临床教学质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为了保证临床教学质量，学院制订了《临床教学基地建设标准》和新教师上岗试讲以及教学督导评估等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对11所附属医院实施统一规范化管理。各非隶属附属医院都建立了教务科、学生科和党支部等组织机构，能够很好地履行大学附属医院的职能，符合条件的临床教师也被学院聘任为相应的教学职称，直属附属医院和非隶属附属医院完成的教学工作量基本二分天下。经省政府批准的非隶属附属医院具有法律层面的意义，至今在全国范围内还未见同类做法。

　　还有一段我在第一附属医院工作的经历至今难忘。在90年代初期，国家卫生部启动了全国范围的三级甲等医院评审工作。在我刚任院长不久，就接到了黑龙江省卫生厅关于医院等级评审的红头文件，顿时傻眼。在被列为评审医院的名单中，唯独在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名称之后加了一个“三级缓晋”的括号，很明显取消了第一附属医院参评的资格。是否能进入“三甲”方阵，既是医院综合实力和社会声誉的体现，也直接影响到医院的生存。面对这纸文件，我们没有放弃，立即进行了艰难“漫长”的争取之路。从省卫生厅的医政处、评审办到分管厅长、大厅长，我们进行反复汇报，说明情况，陈述晋升“三甲”对医院发展的利害攸关。“文件已定，不能修改”、“条件不够，下一个周期再评”等等,每次得到的都是类似的答复。厅主要领导凭着多年前来过医院时的印象，回答我们的更直截了当，“你们医院就像公社的医院”。尽管遭遇如此刻薄的语言和坚决的不同意，我们仍然执着争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厅领导终于同意我院参评。千辛万苦争取到了参评的资格，随之而来的迎评压力更大。如果在评审中“掉链子”，对领导而言，比没参评更丢面子，也会给职工的自尊心和进取心以严重挫伤。所以，全院职工全力以赴，共度时艰，一年多的心血和汗水浸透了医务人员的心田，也浸透了龙江的黑土地。1995年10月，我们迎来了黑龙江省三级医院评审专家组。专家组按照标准对我院进行了历时一周的逐科逐项的检查评审，最终以较高的分数进入了“三甲”行列，这是医院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专家组反馈后的那个晚会上，职工们欢欣鼓舞，酒水伴着泪水，尽情舒怀，表达了对医院的无限热爱和对未来的满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