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主笔

　　吕碧城9岁时便与同邑一汪姓乡绅之子订婚。13岁那年，她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病逝，因无子嗣，全部家产被族人霸占，并唆使匪徒将母亲严氏强行幽禁。小小的吕碧城挑起重担，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写信，四处求人告援，其中包括时任江宁布政使、两江总督的樊增祥。官员们不敢怠慢，囚禁多时的母亲得以脱险。但吕碧城“夫家”却起了戒心:她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能量，这样的媳妇日后过了门恐怕难以管教，于是提出退婚。吕家自此劫难后门衰祚薄，孤儿寡母，势单力薄。那时女子订婚身不由己，而被退婚则视为奇耻大辱。这段痛苦的经历，在碧城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成为她终生难以抚平的创伤，自此萌发了对封建制度的无比痛恨。

　　连遭失夫与女儿被退婚的双重打击后，吕碧城的母亲便带着4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投奔于塘沽任盐课司大使(盐场总管，八品官，不是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开始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戊戌变法之后，维新思想狂飙突进，因不满闺中书艺墨魂、粉黛丝竹的生活，20岁的吕碧城于1903年有意到天津“探访女学”。外甥女要入新学，遭到守旧的舅父的严词骂阻，说女孩家应在家中“恪守妇道”，引起吕碧城的极大激愤，她第二天便逃出了家门，踏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她身无分文，就连行装也没来得及收拾。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火车上遇上一位好心人——天津佛照旅馆的老板娘。当她了解到吕碧城的情况后，便将她带到自己的家中住了下来。由于吕碧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便四处转悠。她无意中得知舅父署中秘书方君的夫人住在天津滨江道的大公报报社，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的经历和来津的种种情况，情真意切地寻求援助。

　　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吕碧城时来运转，这封信恰巧被《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看到了，惜才爱才的英敛之亲自前往方夫人的家中探访，相见之下对吕碧城的胆识甚为赞赏，并当即决定邀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让她搬到报馆居住。吕碧城因祸得福，到天津“新学”没有上成，却自此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并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