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怎样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我们在肯定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以所谓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为名,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观点或倾向。六个"为什么"中,有四个"为什么"就是要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里,我想重点讲三点:
(一)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的选择
前几年我在美国交流的时候,他们问,"你们为什么不实行多党制?"等。我的回答是,任何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决非主观决定的。
中国在辛亥革命胜利后选择的就是多党制和议会制,但是不仅很快就失败了,而且政权落到了北洋军阀手中,连年内战,民不聊生。1945年,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反对外敌入侵过程中赢得的第一场全民族的胜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认为建立民主政权的条件成熟了,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但是,国民党逆民主潮流而动,提出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建国方案。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美国政府并没有支持我们的民主建国方案,而是支持国民党的专制主义建国方案,并且出巨资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结果,不到3年时间,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就在战场上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不可能进入新政权,共产党就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方案。这就是历史,就是由各种合力推动下形成的历史,其中包括美国的因素。那时候美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现在又要我们实行多党制,但历史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不可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当时有人说,不管你怎么说,你们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枪杆子支撑的政权,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权。我说,你错了。我们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1927年8月7日。我为什么要点明这个日期,因为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实行了大屠杀,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8月1日拿起了枪杆子,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说,这是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决定的。尽管如此,我们1948年在解放战争战场上取得优势,决定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没有凭借枪杆子独霸政权,而是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然后,我们在1949年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制定了"共同纲领",并且按照"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就是说,我们虽然通过枪杆子推翻了旧政权,但是新政权是通过民主协商和民主选举建立的。这样的政权,怎么是专制主义的政权呢!1954年我们又通过全民大讨论,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国人民开始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尽管我们后来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有过错误,但不能说我们的政权是专制主义的政权。
根据我的体会,这样把理论与历史、现实结合起来,讲清我们的基本制度的由来和性质,是能够澄清许多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的。
(二)我们并不认为已经建立的基本制度是十全十美的,还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发展
我们讲,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选择,并不是说这个制度的方方面面都很完美了。不然,我们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20多年后,还要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呢?事实是,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同时,我们还一再强调,这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而不是对我们制度的细枝末节进行修修补补,必须对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在改革问题上,现在碰到较多的问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只要读一读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以往,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这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但又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推进的。事实上,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这只要看一看每年两会的变化进步和全社会的关注度,就可以体会到了。
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体现出八个方面的特点。1.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2.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3.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4.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5.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6.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7.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8.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及其走势,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实践。
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才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在经济上能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在政治上也能够创造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
(三)我们的改革决不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取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但是,我们的改革决不是用资本主义来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用私有化来取代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用多党制、西方的议会制度来取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与1949年的革命不一样,不是要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头脑必须十分清醒。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所决定的。邓小平对此有大量的论述。概括地说,他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具有三重属性:
首先,在具体制度层面上,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革命。这就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其次,在基本制度层面上,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决不是要否定或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
再次,在实践过程中,改革是一场试验。正如邓小平说过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因此"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三重属性,既说明了哪一些是要变革的,哪一些是不能变革的,又指出了我们应该怎样大胆而又科学地推进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改革开放这三重属性,从根本性质上规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目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我国推进改革开放有三大目的:一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二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许多年轻人问我:"你们说中国在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那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能不能让我们也从今天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新的选择呢?"我想,我们同样可以把理论与历史、现实结合起来,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失败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新的历史的选择。
回顾历史,这30多年,我们经历了两次选择:
第一次选择,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当时有三种声音三种主张:一种是主张"两个凡是";第二种主张,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其实质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主张,第一种不得人心,第二种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思想混乱,并且给"四人帮"残余势力提供了口实。在这样复杂的局面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最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发出了第三种声音,这就是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这就是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主张和选择。
第二次选择,是苏东剧变前后,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我们碰到了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以什么样的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历程。我们记得,当年在经济体制的选择问题上,有过各种说法。概括起来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仍然搞计划经济,但可以灵活一些,增加一些市场调节;另一种主张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放开搞市场经济;第三种主张是探索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包括在党的文件中也出现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各种提法。我们一边实践,一边探讨,一边总结,一边选择,最后在1992年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次选择我们也都共同经历过了。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这两次选择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通过根本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需要强调的是,这两次选择,邓小平和江泽民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是领导人个人的选择,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都参与了的历史的选择。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