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到了，思乡又油然而生。远在千里之外故去的亲人，只有默默遥祭。这特别让我想起了故去的大爷，也想起了大爷的一些不平凡的往事。

　　去年农历七月十四，奶奶、四叔、父亲和我去我们村的墓地，为我故去整整二十八年的大爷上坟。因为刚下过雨，路不太好走，我们三代人步行——边走边谈。潜意识下，大爷就成了我们谈论的话题。大爷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满两周岁，那时的记忆是模糊的，关于他的事情是听亲人和村里人讲的。听母亲说过大爷对我特别好，空闲的时候总是用肩扛着我去左邻右舍玩耍，百般关爱我。村里的父老乡亲只要提起我大爷，第一句话总是：“好人”。

　　二十八年前的七月十四，也就是一九八一年的七月十四。大爷坐在村里的十字路口开会时，那时我们村还没分队（就是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看到一个上年纪的人扛着一块木板挺吃力地走着，善于助人的他就急忙地跑过去接过木板。大爷刚刚接过来，一抬肩，那块沉重的木板就无情地砸在了他的太阳穴部位。他那瘦小的身躯立刻倒下了，当场就尿了一裤子，这就说明很严重，可以说是致命的。当时，农村的拖拉机和拖拉机手都挺少，在等了挺长时间后，大爷才被拉到了公社医院（那时还没乡镇），其实那时他已经不行了。回来后，大爷没再活多长时间就离开了我们。活着一生清贫的他，去世时也是……，父亲说：“大爷走时，穿的鞋子还是他未来的丈人送的。”说实话，那时我们家的确是做不起或买不起。大爷走了，三十二岁，没有留下后代，身后给我们留下的是乡亲对他的一片赞誉……

　　这一幕幕虽然没给我留下清晰的记忆，但是给我们家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因为爷爷在我大爷十五岁，我父亲十三岁时就过早的去世了，下边还有更小的姑姑和两个叔叔。就像古语所言“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大爷尽到了一个父兄的责任和义务，无怨无悔、任劳任怨。他和我奶奶拉扯着这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还给我父亲说了媳妇。然而，他自己却孤身一人，茕茕孑立。直到现在，他还是一个人静静地“生活”在旷野之中。你是否孤单，是否凄凉……，也只有上苍知道了。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

　　大爷的去世对我们家来说，不仅仅是对亲人精神的无情打击，一场意想不到的人祸。我姑姑就因为她哥哥的去世，经常无意识地到我大爷出事的地方哭喊，想得就像疯人一样，这样断断续续两年多。虽然当年的场景不能再现，但痛苦、凄楚是无法描述的，也是用文字无法表达的。那时，家里精神的天空是灰暗的。现在，母亲想起来就告诉我：“你大爷去世的早了”。同时，也是一种物质上的打击。那时，大爷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工分大部分是他挣的。他的故去就使家里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生活来源，全家人在困难的路上步履维艰。

　　大爷的所有乡亲们用“好人”来概括，这是一种“海纳百川”式的总结。现在，提起他来还是这样来说。七月十四这天，乡亲们看到我拿着烧纸去我奶奶家，和我大爷一般大年纪的人就会对我说：“给你大爷上坟，他好人呐！”，我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欣慰的感触。大爷我为你感到骄傲。在哪个时代能得到人们的这样赞誉都是不易得，不管是伟人，还是黎民。这种声誉不是一时的，而是来自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的实际所作所为。一时一事做好事易，一生一世做好事难。大爷的这种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家，他的为人处世也成了晚辈的“规矩”。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大爷是一个优秀的践履者。他为了全家人的生计，除了在对里干活挣工分，夏天和秋天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中午也不休息扛着篓子去割草，晒干了卖掉补贴家用。即使我们家是烈属，因为我四爷爷在1946年明记郜战役（昌邑市仓街镇）中作为医生为救助伤员而英勇牺牲，国家对我们家有所抚助，但生活还是比较困难。是大爷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在队里的窑场里干着和正常人一样的重体力活，但他可能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身体弱小。和他一起干活的人现在回忆起来说：“你大爷那时真能干，简直不要命，没白没黑，没有觉。体格不行，但要强，能磨。”我想：他不是不想睡觉，而是对生活的一种无言的抗争。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他默默无闻地做着奉献，无私的爱这条涓涓细流在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中汇成磅礴大河。

　　点点滴滴、无怨无悔做仁兄。

　　平平常常、没图没报做好人。

　　助人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大爷是一个无言的执行者。大爷的乐于助人在我们村是家喻户晓的，这家建房子，那家出粪可见到我大爷的身影。只要他闲着，看到别人干不了的活，不用别人说，他就会帮助的。大爷的去世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是在助人中去的。现在，受过益的人还在有意无意讲着他的故事。正如有人说的：“伟大表现在细微之处”，虽称不上伟大，但大爷在细微之处。

　　这就是我的大爷，高廷顺，小名新玉，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死后没有立过半碣石碑。

　　作者：高龙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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