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21日电　巴金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最后一位文学巨匠，他的逝世标志着中国文学一个时代的终结。对巴金及其作品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巴金的文学成就，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说真话”的勇气，他追求真理的精神赢得了中国文化界的尊敬。由学者来评说巴金对中国的影响，更加深刻且发人深省。

　　“巴金是把‘五四’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贯穿在创作始终的，他坚持得最久，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蓝棣之教授说。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曾经做过统计，巴金的《家》是出借率最高的书，可见其受青年读者喜爱的程度。在评价巴金的文学成就时，蓝棣之认为，巴金是典型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思维”是在创作中用人物和情节来思维的，而不是根据事先确定的主题、情节和提纲来写，“他不是把理论上想好的东西化成故事和人物，而是一边挖掘生活一边写作。”

　　上海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陈思和认为，巴金的早期文字营造了一个“青春的世界”，单纯、朴素、流畅，充满了激情，他善于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和动势强烈的句式造成一种浓烈的审美氛围，极易抓住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而一旦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表，我们不难发现，巴金早期著作里隐含着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压迫，维护个性的绝对自由的内涵，而这些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真正过时，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

　　曾经因主持评选“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而名噪一时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一川说，巴金走了，但这位小说大师给我们留下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不朽的精神路标。他解释说，这个路标上清晰地铭刻着文学现代性依次呈现的三种精神状态：首先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所标明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知识界的充溢的激情及其盛衰轨迹，那是一个激情的年代；其次是《寒夜》、《憩园》等标志的曾在40年代闪现而后来又一再复现的现实的沉郁心态，那是激情喷射殆尽后的理智的年代，是知识分子人到中年更富于理性地面对现实的时代；最后是《随想录》等所凸现的80年代以来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心境，那是继激情年代和理智年代之后的更加深沉的反思的年代，是激情在兴衰中升华、理智在沉淀中成熟的通达睿智的时节。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说，在我心目中一直有两个巴金的形象：一个是《雾》《雨》《电》《家》《春》《秋》《寒夜》的作者——小说家形象的巴金，他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对中国文坛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另一个是作为觉醒者、忏悔者形象的巴金，其代表作是晚年“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巴金是文革后最早站出来讲真话，反省自己的知识分子。正是有了这部《随想录》，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巴金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更是一位敢于直面真相的勇士。”

　　作为“时代的书写者”、“执着的思想者”，巴金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象征。陈思和认为，巴金的作品凸显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精神作用。“他不是人云亦云，屈服在时代话语之下作鹦鹉学舌，而是真正地感受着这个活生生的世界，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声。从这一层面说，巴金作品显现的不仅仅是文字的魅力，更是思想与精神的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撰文认为，“巴金精神”对于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他的追求和探索为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巴金的努力可能正是今天我们拥有的多元生活的开端”；二是巴金的理想精神也是对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参照和反思，他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片面的因素，他对于“庸俗”的批判，追求一种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的努力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光炜说，“巴金所走过的文学创作道路实际上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对于中国文坛而言，他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