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消息：成都作家谈对巴金及其作品的认识

　　卢泽明(作家、晚报副刊部主任)：巴金的内心柔弱、善良。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一只鸡的被杀都充满怜悯。但巴金的人生轨迹并非一根直线，而是曲折多变。文革中的巴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可悲的、可耻的”。中国人从小善良的不少，所谓“人之初，性本善”，然而，时光荏苒，在社会尤其是中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飓风中，能够保持“童心与童贞”又有多少？能够在盛名之下，又能无情地剖析自己，作出忏悔的又有多少？中国人尤不愿认错，遑论忏悔。巴金仅这一点，就令人肃然起敬。

　　肖平(作家、成都市图书馆副馆长)：巴金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中国人来说，具有警示作用：一是老一辈作家所开创的关注现实和人生的传统，依然得到我们的关注，像余华最近的小说《兄弟》其实也是这一现实主义传统的承续。换句话说，像《家》《春》《秋》这样的经典作品，还具有现实意义。二是巴金的人格力量依然为后人所敬仰，说真话、关注国家命运和百姓疾苦，踏实、平易，这都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秉持的品格。巴金的去世对成都文化来说，是一道绚丽而悲壮的晚霞。由成都文化孕育的人才，自古以来就非常多，而且非常出色。只不过我们容易忽略成都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巴金再次提醒我们，成都文化拥有巨大的能量、恒久的魅力，无尽的潜能。

　　石光华(诗人)：巴金是一个非常有感情、有人情，很丰满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把他看成一个文学大师，而是把他看成是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的老人。他的离世，对我们同样从事文学的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感觉。我很关注巴金的去世一事，当我从中央电视台看到那一闪而过的消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二三十年代，巴金的《家》《春》《秋》影响了一代青年，因为那个时代需要一个对社会、对家庭、对时代作出叛逆的典型，那应该是有巨大影响的。而到了八十年代末，他的《随想录》确确实实又影响了一个时代。不管他是不是该被评价为文学大师，作为一个人，他给这个国家造成了两次很大的影响。

　　麦家(作家)：巴金非常感性，我感觉他是人性非常丰满的人。八十年代我看《随想录》时的确感到震惊，因为文革时他做的错事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而他的忏悔却如此深刻，这说明作为一个文化人他没有迷失——他从来都是一个善良、正直、有情感的人。

　　南北(作家)：我对巴金的评价和在座诸位相同。巴金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有一种悲剧情怀，如果不是特殊时期的耽误，他应该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现在我们对他的评价也许还不是定论，将来他的价值和意义将更加突出。

　　冉云飞(作家)：巴金八十年代写《真话集》，开一代风气，我当时读了也非常震撼。他早期作品里的叛逆精神的确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轰动，甚至超出了一部文学作品的作用。

　　卢泽明：巴金无论面对怎样的挫折困难，始终守住了一个底线——在他拥有了那样的地位和名望之后，这种坚守的姿态尤其重要，他生命后期致力于文革博物馆的建造，他内心对文革的痛恨无法释怀，对重蹈覆辙的可能性的担忧，使他作出了深刻地反思。

　　包忠(著名文化记者)：我始终认为巴金后期对文革的反思非常有价值，许多人都达不到他的深度。

　　谈以巴金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和文化

　　冉云飞：“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里，巴金作品的叛逆精神将会持续影响将来的中国。我最欣赏的还有鲁迅的短篇小说和李人的长篇，《死水微澜》是二十世纪最卓越的长篇。李人和老舍是二十世纪惟一两个用方言写作而具有超越性的作家。

　　肖平：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但就其艺术成就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缺憾。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小说不够精致，个性不充分，限制了现代读者倾心阅读的兴趣和快感。最明显的例子是：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被大量现代读者追捧、热读，根本原因是上述二人的文本和情感可以与现代人沟通。

　　麦家：作家群体中存在成名不成功的现象。写出大作品的往往是你不知道的作家——现在走红的将来却只能沦落到二流、三流。“五四”时期的作家，我觉得四川的李人也同样值得推崇——如果“金芙蓉文学奖”冠名为“李人文学奖”，得奖作家一定会觉得非常荣耀；还有萧红——《呼兰河传》的价值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认可。

　　石光华：在二三十年代，李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那么成熟，可以说是“五四”文学最大的收获和成就。对于《死水微澜》这样的作品，我至今仍想再度拜读，而其他许多长篇作品，就让人难以下咽了。

　　西门媚(作家)：现在的文学作品和“五四”时期的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别。“五四”时期的作家肩负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而现在许多作家在作品里寄托了很多个人的东西，显得更个人化。宏大叙事的作品少了，个别像“宏大叙事”的作品却显得非常虚假。

　　谈对百版《巴金纪念特刊》的感受

　　肖平：晚报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百版巴金纪念专辑，说明了这张报纸敏锐而自觉的责任感，以及对文化的特别关注。不像有些报纸，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大众娱乐事件的层面上，缺乏深刻、反思和引导作用。巴金的去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五四”文学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因巨星的殒落而划上了一个句号。

　　石光华：能为一个文人的死出版100个版的《纪念特刊》，令人感叹，又令人欣慰。

　　南北：作为一个客居成都从事写作的人，成都媒体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反应如此敏捷、神速，令人惊讶！100个版面的《纪念特刊》让我真正感到了《成都晚报》的厚重。

　　西门媚：晚报对本土文化的关注一直令人赞赏，巴金是成都人，他的去世也是本土文化的损失，所以晚报来做他的纪念特刊非常合适。现在许多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关注都带有强烈的娱乐色彩，其实并不是读者不喜欢严肃文化，没有严肃文化的市场。许多媒体从业者带着个人趣味，一味强调娱乐，不仅失去了严肃文化的阵地，而且让媒体自身也受伤不浅。

　　包忠：晚报在成都媒体文化低迷的情势下推出100个版的《纪念特刊》，为成都媒体重新树立了一个文化标尺。

　　麦家：看到100个版的《纪念特刊》，我的确感到震惊，也希望晚报这样的惊世骇俗之举能逐年上涨——如果半年出现两次类似这样文化含量极高的《特刊》，一定能使晚报的文化眼光、文化内涵留名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