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小部队配合苏联红军反攻东北

　　　　抗联部队配合苏军消灭东北日军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胜利的前夜。5月2日，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五条件投降。根据苏、美、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苏联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后三个月内，将参加同盟国方面的对日作战。欧洲战场的胜利，给正在苏联野营整训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全体指战员以极大鼓舞。大家加紧进行军事训练，以迎接对日大反攻的到来。

    　根据苏联远东军的统一作战部署，东北抗联教导旅于1945年7月首先派出340名指战员到苏军接受军事训练。不久，又派出290人空降到东北，潜入敌后进行战前军事侦察。派出的这些先遣部队为苏军进攻东北日伪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在消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但由于任务的特殊性，抗联指战员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到8月8日，在苏军对日宣战前仅20余天时间，大部分先遣战士就永远长眠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没有看到东北的解放，但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铺就了解放的道路，祖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

    　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远东红军三个方面军从东、西、北三个战区向日军发起全线进攻。关东军迅速崩溃。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迅速发展变化的形势，东北抗联教导旅与苏联远东军紧急磋商，确定抗日联军的作战任务是：1．抗日联军随同苏军反攻东北后，迅速抢占57个战略要点，即12个大城市和45个中小城市，接收东北；2．抗联干部在各战略要点的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进驻东北的苏联红军卫戍区司令部副司令员职务；3．协助苏军管理新解放的城市，维持社会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苏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人民友好；4．利用既是抗联人员、又是苏军人员这种合法的双重身份，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武装，以迎接党中央派来的大部队；5．规定了联络系统、联络工具及相互的隶属关系。

    　9月中、下旬，东北抗联教导旅先后分四批返回东北。当时，东北地区的形势相当复杂，局面混乱。一些汉奸、特务、宪兵、警察及家理教徒、日伪的散兵游勇等，纷纷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在东北各地大肆活动。他们组织起国民党省、市党部，拼凑起各种名目的“先遣军”、“挺进军”和“敌产清理委员会”等反动组织，与我军抢占印刷、出版、电台等重要部门，制造反动舆论，大搞反共反苏宣传，伺机进行破坏活动。而国民党则利用一些人的所谓"正统”思想造谣惑众，扰乱视听，与我党争夺群众。面对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进驻57个战略要地的抗联人员，根据中共东北党委会的指示，迅速抓紧以建军为中心，建党、建政的“三建”工作。在苏军的帮助和支持下，抗联人员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迅速在各城郊及县、区、乡组建了一支48 500人的自卫队(鉴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东北抗日联军更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

　　这支部队为巩固胜利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抗联人员密切配合中央先期派来的干部，陆续建立了长春、吉林、牡丹江、合江、延吉等市、地委和部分县委组织，并积极寻找原抗联隐蔽下来的同志和地下党组织以及关内派来的地下党员，与他们结合起来，形成各个战略点的革命核心力量。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在苏联军管期间，我党不能公开建立人民政权。于是，抗联便在各地建立起民主大同盟组织。大同盟的成分，主要是反攻东北的抗联人员及由各种原因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及爱国进步人士。他们多为本地人，所以常常起到进驻东北的苏军当局所起不到的作用。

    　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是抗联全体指战员梦寐以求的愿望。9月10日，进驻沈阳担任城防副司令的冯仲云电告周保中：“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周保中立即找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请他支援飞机去延安。华西列夫斯基表示：我们也正要就八路军出关事宜与中共中央联系。于是曾克林和苏军一名校官于9月14日飞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并带去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封信。

    　194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同时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9月18日，彭真、陈云等人到达沈阳。周保中等及时将东北抗日联军14年的斗争历程和反攻东北后我抗联人员进驻57个战略要点的情况向东北局领导进行了汇报，并移交了中共东北委员会的全部档案及其他材料。彭真等东北局负责同志对抗联部队14年的艰苦抗战给予高度评价，同时指示抗联领导人：要利用你们穿苏军军装的有利条件，控制交通沿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的到来。1945年10月末，东北人民自卫军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起组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踏上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