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派人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诬指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与沈阳，同时在辽宁、吉林等地全面发动攻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以致日军连续攻陷沈阳、鞍山、抚顺、长春、营口等重要城市，至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时，日本已将东北地区全部置于掌控之中，开启了东北沦陷的岁月。

　　阴谋者在行动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整，奉天(当时沈阳的称呼)的高粱地上挂满厚厚的穗子，据当时住在柳条湖旁边的韩老先生回忆，那天甚至没有风，所有人都在等待10天后的收成高粱劳作而加紧休息。按照当时的军规，负有防守命令的北大营也在9点准时熄灯了。

　　那天晚上韩老先生睡得晚一些，听到高粱地有点声音——“我以为是老鼠，所以没怎么在意。”就在此时，隶属于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之名”，悄悄领着几个穿上中国军装的农民走过高粱地通向预定爆破点，而此时花谷正刚用法国进口的威士忌把奉天皇之令来阻止事变的建川“灌得醉醉的”，一个人搭车从奉天柳町一家“带有艺妓”的菊文饭店出来。花谷正在后来的回忆录里，甚至带着抒情的笔调描绘这一天的夜景，那时候他抬头看到的是“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整个大地都在沉睡”，“他们没有人知道，过了这一刻，整个大地都将完全改变”。

　　“看得出当时他心里藏着惊天阴谋的狂热。”《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说：“那个时刻，就只有这些阴谋的知情者醒着、兴奋着，他们约定不到那一刻绝不能轻易说出口，但这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所有人都知道关东军将有行动，但就是没有其他人知道具体哪一天。”

　　“花谷正从饭店赶往奉天特务机关，那些阴谋者已经聚集，所有的一切都在之前布置得有条不紊。”荣维木说。在奉天特务机关，“柴山、矢琦勘十、须田忠和田劲等均已齐集，正等待板垣到来进行全面指挥。川岛则已率领105名士兵向文官屯以南地区出动，在距柳条湖爆炸地点3公里处前哨指挥；河本末守带领松冈军曹等七八人到柳条湖铁轨旁，把黄色方形炸药包放在两侧铁轨接口处，准备爆炸。与此同时，详细的作战计划板垣已经安排好了，独立第二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攻沈阳城，独立守备第五大队在第二大队大队长指挥下进攻北大营北侧”。军事博物馆刘庭华研究员根据他的研究这样回复当年历史。

　　阴谋者一切都精心布置准备好了，就等着爆炸了。

　　爆炸倒计时开始

　　即使在“九一八”爆发后，许多亲历者重新回想当天，也没察觉出当时有太多异样。根据记者见到的蒋介石日记，这一天蒋介石起得特别早，刚去庐山开完会议回来的他一早就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虽然在14日曾接到线报，日军可能将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大举进犯东三省，但在他心里最烦心的还是顽强的红军。他只是提前用电报知会了张学良：“如果发生问题，要保持克制。”同样在这一天早上，在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早晨起床感觉身体不错，便吩咐侍卫官谭海邀请英国驻华武官蓝博森博士到前门中和剧院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

　　“这一天东北军里最忙的应该要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处长李济川了，主脑们都不在沈阳，留守的参谋长荣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外交特派员王镜寰都异常不安。因为这几个晚上日军都演习到很晚，除关东军调来满铁附属地，对在乡军人也发给了武器，而且流连在城内的一些日本浪人在酒馆喝酒后都不断叫嚣，说过几天就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于是他们派出李济川先到北平，再到锦州找张学良、张作相。”荣维木说，“这是明显感觉到风雨欲来的一天，然而，他们都没有料到会在这一天动手。因为这一天，‘中村事件’正在进行最后的讨论，程序都没走完怎么能说打就打。”

　　而这边，程序性的生活还在继续——按照时任北大营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第620团3营上尉连长姜明文的回忆，1931年9月18日，这天恰恰是驻扎北大营的第七旅发薪饷，本来这天是姜明文的宿假日，可以回家休息，不过营长于天宠不在，因为担心这些拿了薪饷的士兵可能高兴偷溜出去醉酒闹事或者赌博，他决定留下来督兵。

　　下午李济川赶到奉天，下车后遇见副官处助战副官李凤楼和许仲仁。他们很惊慌地对他说：“处长啊，不得了了，情况严重，南站日本军队和在乡军人都成行成列拥挤不堪，马路湾西边日本‘忠魂碑’附近放有十余门大炮，情况危急，恐怕今天过不去了。”但着急的他直奔三经路荣臻参谋长公馆，看见的却是“门前汽车很多，宾客盈门，正为伊父庆祝寿诞。荣臻对他说：别慌，事情正在解决，先坐下来歇歇。”

　　震撼世界现代史的一响

　　灯光还在摇曳，根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回忆录，9月18日这个星期五，奉天俱乐部照例举行舞会，侨居的外国人都参加了。这个开启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就发生在这个晚上10点左右，10点钟“舞会刚刚开始”，英国主持人刚刚走到主席台上，对各个国家派驻奉天的代表优雅地说：“起舞吧，亲爱的来宾！”

　　话音未落，就听到一声巨响——“轰——这是震撼世界现代史的一响。”荣维木说。

　　各国使节们惊叫各自躲散，这时候的北平前门剧院里，张学良听到侍卫密告，急忙欠身和蓝博士抱歉，急匆匆走出戏院。

　　关于爆破的细节，花谷正的回忆录写到，“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置在铁轨上”，“在炸毁铁路的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这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4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今田大尉不但在现场附近监督爆破作业，而且他本人还是一个精通剑术的人，发起冲锋时，他亲自挥舞着日本军刀，杀进了北大营。”“事实上，这次爆炸他们并不想把火车炸翻，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只是让火车暂时倾斜一下，根据计算所得的安全系数，河本亲自拿捏所需的炸弹数。可见，这个阴谋是筹划已久的。”荣维木说。

　　而这边“呆在特务机关的板垣在听到冲锋声开始时，就如之前所安排的，打电话给事先因为‘事变决心不够’而被蒙在鼓里的岛本大队长，岛本大队长那时候刚刚从迎接建川的酒会上回来，喝醉了躺着休息，一听到炮声马上被惊醒，恰好接到板垣的电话。在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命令驻沈阳的小野第一中队和驻高桥的第四中队及驻抚顺的川上第二中队迅速向柳条湖方向进发。与此同时，川岛率领所属日军部队用原先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上的榴弹炮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兵开火。‘九一八’事变至此全面爆发。”刘庭华说。

　　慌乱的东北军将领

　　根据李济川、赵镇藩的回忆录，荣维木重新叙述了当时东北军沈阳的主要将领的活动——

　　李济川吃完晚饭正是10点25分，这时候突然传来炮声。他赶紧去边防公署，到大东门时，城门已关闭，这时已经响了第四炮。情报人员报称，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营进逼。

　　李济川急忙给荣参谋长打电话，荣随即到公署，嘀咕着：“白天，日军在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是奉天驻军近日以前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不要惊慌，这会不会是演习呢？”

　　李济川刚想按照吩咐对外打电话询问情况，电话铃却响了，北大营步兵第七旅赵镇藩电话告急：“西门外有日军行动。”荣臻问：“你们旅长在吗？”“不在，他正往公署请示。”5分钟后，王旅长到。

　　荣臻此时才确知“日本真的动武了”，他急忙亲自给张学良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张的侍卫副官长谭海，他说：副司令陪英国驻华武官到前门中和剧院看戏去了。荣臻着急地问谭：“那司令官有什么指示？”对方回答：“要谨慎隐忍，尊重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此后，北大营第七旅赵镇藩又来电话告急，说日军已突破西大门，荣臻回答：“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要抵抗，武器要收入库内。”对方说：“日军要命怎么办？”荣似乎带着愤恨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刚说完话，奉天典狱长倪文藻也来电话：“日军爬墙，在城上向狱内开枪射击。”荣臻还来不及回答，航空处参谋长陈海华也来电话：“情况危急，我们机场有42架飞机。”李济川赶忙代荣臻回答：“赶紧飞锦州，飞去一架就一架。”电话又来了，是臧式毅，让“赶紧到我的公馆去，商量一下怎么办”。

　　这时候秘电处处长张志析拿着南京军委会十万火急电报，原文是：“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奉命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大家看完电报，心情稳定了，认为没事了，臧式毅开玩笑：“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要结束了。”

　　话语未毕，北大营第七旅赵镇藩来电话要请旅长速即回去。“日军已砸开枪库，打死中校军械官。”王以哲终于忍不住说：“我们就不能还手吗？”荣沉默了很久，顿了顿口气，才说：“你回去吧，自己看着办。”王以哲急忙要往营里赶，然而出门不久就迅速折回，因为他的汽车已经被日寇掠去。而“解除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一直都没办法传到北大营”。

　　北大营的“惨剧”

　　事实上“真正的惨剧发生在北大营”。那时候姜大明刚脱掉衣服躺在床上看张恨水写的《春明外史》，根据他的回忆录，正看到“开门揖盗牛马一生休”这段时，突然听到西南方向柳条湖发生强烈爆炸，他急忙穿好衣服传令士兵起来着装，“十几分钟后，各连都集中到了集合场，当所有人按照之前演习要排兵布阵时，中校朱芝荣突然叫住，说旅长来电话了，叫队伍不要动，把枪交回库里，士兵继续回营里睡觉。日本人如真打进来长官自然会出面交涉”。

　　“日军是从西边攻入北大营的。”按照姜大明的描述，“当日本兵很快冲进最西边621团兵营内时，许多官兵刚又进入梦乡，仓促中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我们的士兵赤手空拳，有的夺门而走，有的越窗而逃，有的来不及逃脱的钻到床下，这样被扎死的很多。尤其可怜的是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而死。”这时候，日军开始炮击，有一发炸弹刚好落到了李树桂住宿营房的屋顶，将他“从床上震到地上”。根据他日记的记录，他当即命令各中队按顺序用低姿态跑步到营房外东侧的壕沟内潜伏。“这时沿沟的警戒兵集合在一起，讲述亲眼看见日军枪杀西营房士兵的惨状，大家怒火中烧，准备还击，恰在此时去旅部请示的军士回报说，总参谋长荣臻指示，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士兵听完之后非常愤慨，纷纷质疑，难道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被打死吗？”李树桂“被问得哑口无言”。

　　“不久，在旅部和621团附近突然响起了还击的枪声。”“我们初步估计可能是被迫处于绝境的官兵愤怒，不得已向日军开火了。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我们这方面的火力支持，林阴路附近的微弱抵抗火力，是不会奏效和持久的，也是难以脱身的。”“这时第一、二两中队的士兵和军官纷纷要求还击，我也在考虑，突然旅部的王副官跑来，口头传达总部和旅长转达的张学良副司令官受蒋介石的命令：对日军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这是最高级的命令。”“全队官兵惊讶、怀疑、愤怒，有个士兵忍不住说，现在不是缴械和占营房的问题，而是日军要全部把我们打死。在短暂的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只有逃跑一条路了。”而这边，姜大明刚好碰到团长王铁汉，“看到这样下去肯定死伤惨重，上边命令又不好违背，他命令第二营和机关枪连由东面撤走，第三营、团部、追击炮连、平射炮连等向北围墙出走，到榆林堡集合，然后向辉山方向前进”。而此时“背后仍旧不断有日本兵追击，不时有人受伤死亡”，整支队伍被日军追着打。

　　据事后报道的记者们描述，当时整个北大营躺满了丝毫没有任何防备，甚至来不及穿衣服的士兵，还有的被扎死在床底和厕所里。实际上，9月19日早上，许多报纸都开了天窗，因为“太多记者掩饰不住愤怒，报道了当夜的不抵抗政策而被硬拿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