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是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各项事业篷勃发展，对粮食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这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三个五年计圳期内，准备垦荒4亿至5亿亩”，以“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为此，青年团中央于7月25日草拟了《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市青年率先响应，成立了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决心开发北大荒，并发出倡议书。她犹如燎原的星火，立即点燃了全国各地有志青年“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熊熊火把。

　　从1955年到1956年，奔赴北大荒萝北地区的北京青年垦荒队外，还有天津、河北、山东、哈尔滨等省市总共14批垦荒队员，共2600多人，在茫茫荒原上建立了八个以自己城市命名的青年集体农庄。号称“萝北八大庄”。此外，还有山东、青岛、即墨、莱阳等市县组织的青年垦荒队800人来到集贤荒原，建立了两个青年集体农庄。牡丹江市青年330人的恳荒队挺进密山荒原，建立了牡丹江青年集体农庄。佳木斯市青年垦荒队109人到达黑龙江畔的莲花泡地区，建立了佳木斯青年集体农庄。

　　从此，北大荒的拓荒大军中又增添了一支生力军。他们赤手空拳，艰苦创业，全凭人力和畜力开垦荒地，战胜万难，建立了12座以自己城市命名的集体农庄。

　　青年垦荒队的兴起，是北大荒开发史上的又一页崭新篇章，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对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5年8月12日晚。北京城万家灯火。五名青年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王府井富强胡同6号的一个四合院——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家。他们是耀邦同志请来商量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事。挑头的是杨华，23岁，是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兼团支部书记。庞淑英是门头沟石门乡团总支书记兼妇女队长，22岁?也是共产党员。另外三个发起人是南苑的李连成、李秉衡和东郊的张生。胡耀邦热情地招呼他们在院子里坐，随即亲切询问了发起情况……杨华汇报了他们合计的三条：一，必须绝对自愿；二，不要国家一文钱投资；三，去了就不回来。胡耀邦一边听一边夸奖他们发起组织垦荒队是“中国青年的一个有意义的创举，是高尚的爱国行为，英勇行为。”随即详细地询问准备去多少人，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在交谈中，组织垦荒队的计划变得更加完整和缜密了。

　　8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杨华等五个发起人组织北京市青年垦荒队的倡议书。首都沸腾了。申请书、电话、电报……如雪片飞来。仅10多天时间，要求报名的有2000多人。经过仔细工作，挑选了能吃苦、具有献身精神的60人作为第一批垦荒队员。考虑到开荒生产的需要，第一批郊区农村青年占五分之四，街道青年占五分之一。其中女队员11人。党员11人，团员39人，党团员占总人数的83%。

　　首都青年向垦荒队伸出热情援助的手，两周时间就捐款7万多元。北京市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拣废钢铁，挑灯夜战，为垦荒队赶制镐头、铁锹；北京农业机械厂团员和青年支援五部双轮双铧犁；中央实验歌剧院团员和青年支援垦荒队一匹马。

　　为了让队员们用自己的双手独立地去建立自己美好的生活，北京团市委决定只给垦荒队7项支援：35匹牲口、10副新式农具、两辆大车、3000亩耕地的种子、路费、一年的口粮、每人一件老羊皮。7项合计31500元，其余的钱留给第二批、第三批垦荒队。

　　8月30日上午，团中央召开1500人的大会，隆重欢送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

　　胡耀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是光荣的第一队，因为你们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敢到最困难的地方去……你们这次去北大荒，没有花国家一个钱，这是得到了北京市青年的支援。这件事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办得到。你们说的好：要从光荣的北京人变成一个光荣的黑龙江人!”。接着，胡耀邦代表团中央和全国1.2亿青年把绣有“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几个金色大字的旗帜亲自交到杨华手中。

　　傍晚，在雄壮的鼓乐声中，60名队员背着背包步行去火车站，北京市人民夹道欢送，前门车站聚集了人群。6时整，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徐徐开动了。从车窗口闪着一张张激动的脸，车厢里飞出嘹亮的《垦荒队员之歌》：“告别了母亲，背上行装／踏上征途，远离故乡／穿过那无边的原野，越过那重重的山岗／高举起垦荒的旗帜，奔向遥远的边疆／勇敢地向困难进军：战胜那风暴冰霜!……”

　　经过三天三夜的列车颠簸，9月4日，垦荒队员们来到了自己的新家——萝北县风翔镇南10公里的开荒点。萝北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土地面积]500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足八千，平均1.8平方公里只有1个人，故有“60里地是邻居，30里地南北炕”之说。队员们乘汽车从鹤岗出发不久，就进入了长满五花草和灌木林的大荒原。当晚，他们在小桦树林里支起了鹤岗矿工赠送的一顶大棉帐篷，安了家。

　　9月10日，垦荒队举行开荒仪式。四副套着，8匹蒙古型“圪瘩”马的犁杖一字排开。萝北县委书记剪彩后，垦荒队长杨华一声令下，几副犁杖一齐启动，多彩的荒原变成了黑油油的良田。队员们创造了当地开荒的最高记录，一副双轮双铧犁日开荒9亩多。

　　生活的考验是严酷的。吃的是清一色的煮黄豆和窝窝头、高梁米、大楂子。没有井，喝的是泡子水。蚊子、小咬、瞎虻“三班倒”，轮番向队员进攻，姑娘小伙子凡是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肉都被咬肿了。入冬，帐篷只能遮风雨，挡不住摄氏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一觉醒来，眉毛、胡子、被上全是霜。有的人脸冻起了泡，有的人脚趾甲都冻掉了。上山伐木的更是艰辛，“窝窝头用镐刨，棉鞋棉裤用棍敲，虱子臭虫用火烧”。这是他们当时生活的写照。一天，队员们正睡得香甜，远处传来狼嚎声。它们越来越近，不断用爪子挠帐篷。队员们惊醒了，紧张地坐起身来，思寻对策。一位队员冲外打了两枪才镇住了，可狼群并没有退走，大家只好围坐在一起厮守到天亮。

　　队里有个乐观开朗的小伙子叫麻友，他每天第一个起床，站在帐篷外学鸡叫，逗得大伙一个个起了床。不幸的是，一天在野地里打马草，不幸被雷击毙，牺牲时只有18岁。大伙都痛哭出声。麻友是第一个长眠在北大荒的北京垦荒青年，大伙永远缅怀他!

　　为了多开荒，打好家底，队员们一致决定：三年不开支，不分红，实行最低条件的供给制。从1955年到1958年，每人只发了三套单衣，一套棉衣，单、棉鞋各——双，一顶狗皮帽。每月发11元钱的伙食费。连续三个春节，每人每次发5角钱。大家商量着：你买糖，我买烟，他买鞭炮。就是在这三年中，238名队员(包括后来的两批在内)开荒1万多亩，盖房4120平方米，收获粮豆47万多公斤。

　　经过几年胼手胝足的共同劳动，垦荒队员们不仅收获了粮食，也收获了爱情，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北京垦荒队的第一对夫妻是统计刘玉锁和柴惠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起名叫“垦荒”，第二个孩子叫“边疆”，寄寓了老垦荒队员对下一代继承垦荒事业的殷切期望。

　　天津市青年垦荒队的发起人，原天津东郊高庄子乡团总支书记杜俊起，高小毕业后就参加农业生产，被选为社理事。小伙子积极能干，带头组织了技术小组，钻研稻田插秧、合理施肥、防治病虫害等农业技术，提高了粮食产量，曾受到青年团天津市东郊区工委的表扬。当年他20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参加了天津市代表大会。会上，他和范素兰、刘凤雁、刘德义联名向大会提出去边疆垦荒的倡议。大会主席团宣读了他们的倡议，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北京青年垦荒队开赴萝北以后，杨华给他们写了信，介绍了萝北垦荒的情况，他们才有了到萝北垦荒的明确方向。当《天津日报》发表了他们的申请书以后，市委做出正式决定：组织天津市青年垦荒队。喜讯传开后，海河两岸的儿女沸腾起来了。工厂、农村、街道、学校等各界青年积极报名，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7000多青年要求参加垦荒队。

　　杜俊起母亲是乡人民代表，她积极支持儿子的行动，为他赶制棉衣、棉鞋，嘱咐他“不要掉队，为全家争光”。他妹妹是少先队员，为他赶绣了一对枕头，绣着“虚心学习、团结互助”八个字。另一名发起人吕金义是天津第一批队员中唯一结了婚的。他曾用身体堵河堤决口，是一等防汛模范、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临行前，妻子靳凤英抱着7个月女儿到车站为他送行。第二年，她毅然离开工厂，抱着孩子来到北大荒，在天津庄安上了第一个垦荒队员的家。在天津青年垦荒队第二批队员中，还有两个第三女子中学的在校高中生，17岁的纪根健和沈毕珍。由于垦荒队不收在校生，她们向党团组织写了50多份申请书，还给天津青年集体农庄的主席写信，最后给团中央胡耀邦同志写信，才得到批准。

　　天津队第一批队员是1955年11月5日清晨出发的。一路上，哈尔滨、佳木斯、鹤岗等地党团组织都组织了欢迎欢送仪式。8日下午，到了萝北荒原，等了他们两个多月的北京青年队员见了他们，跑着、跳着、喊着“欢迎战友到来”，相互拥抱，高兴得合不上嘴。这时，杨，华走来，大声喊道：“我们盼望了两个多月了，欢迎你们跟我们并肩作战。请战友们洗洗脸，吃完饭，咱们开个联欢会。”于是，有的帮着拿行李，有的给提背包，搬进了北京队员盖的第一幢拉合辫草房。真不错，还有火炕，跟出发前想像的不一样。当然，这是北京队员给他们打的基础，北京队员来时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一切从头开始。

　　杜俊起临来前有个对象，姑娘名叫李之雯。他俩是同乡同学，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入的团，在天津曾有过将来结为伴侣愿望。因为年龄小，没多寻思，就全部精力投入组织青年恳荒队的事了。到了萝北荒原，作为天津队的带头人，他忙着带领队员们打草、伐木、运木。当时，天津队和北京队、河北队合编在一起，共分五个大队，杜俊起和杨华分在第二大队，分别担任大队的党支书和大队长。大队共有50多台苏联式的四轱辘马车，200多匹马，担负着三千多立方米的木材运输任务。每次运木，50多台车一齐出动，浩浩荡荡。每路过一个屯子，老乡都出来看，啧啧着嘴说：“这是垦荒队的马车队，多得劲儿!”

　　1956年3月13日，那天，杜俊起正在“34号庄”建点，萝北青年垦区宋书记派通信员通知他下山参加紧急会议。当时，鸭蛋河正跑桃花水，水大流急。他骑一匹大红马与通信员趟着马背深的水走了六十多里地，晚八点才赶到萝北县城。第二天一早，宋书记笑眯眯地对他说：“十点钟开会，迎接天津队第二批队员，通知你来有两层意思，一是迎接新队员，二是新队员中有你要好的同学李之雯，她也来啦。”他听了，心情激动，想不到组织上早给安排好啦。9点50分，六辆大卡车满载着第二批队员开来了。宋书记一个劲地推他往前走。人们边走边喊：“来啦，来啦!”车上的人也喊：“到啦，到啦!”李之雯第一个跳下车，朝他跑来。到了跟前，却腼腆地说：“你好!”杜俊起也抹不开，说：“你来啦!”队员们围了上来，又起哄，又开玩笑。这样，他俩就在萝北荒原安家立业啦。

　　天津青年集体农庄的240多名男女庄员，1956年播种540多公顷地，庄稼获得全面丰收。仅大豆一项就打80多万斤。收获的土豆和萝卜，除了全庄一年吃的，还能卖20万斤。一年来的劳动，锻炼了每个庄员，全庄涌现出60名模范庄员，有11名青年入了团。有不少青年男女在劳动中建立了爱情。新年时，又有四对新婚夫妇举行集体婚礼。全庄盖了84间新房，间间是大玻璃窗，屋子里收拾得漂亮，还盖了一栋能容纳500多人的大食堂。

　　哈尔滨市青年垦荒队发起人梅树生，是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复员军人，那年20岁，他在部队曾看过一部苏联电影，讲的是两个转业军人回乡搞集体农庄的事，印象很深，也确立了他一生的志向。他给党中央写信，要求组织垦荒队，中央将信转到哈尔滨市，市政府的同志劝他安心街道工作。后来，他串连一些青年，并在团支委会上提出倡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可是，团区委书记没有批准他们成立垦荒队的要求。他就秘密串联，发展到40多人，在江沿、公园开会。结果，遭到“批评”，而他们并不灰心。1955年7月，市里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去香坊实验农场参观。这使他们开了眼界，更想到广阔的北大荒去，亲手创建自己的农庄。8月20日，北京市首先成立了青年垦荒队，他们听到这消息，激动得互相奔走相告，：“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梅树生终于得到市政府的通知，让他到新成立的垦荒办公室工作，组织发起哈尔滨市青年垦荒队。就在办公室成立的当天，他们拟定了组织垦荒队的计划。第一个接待的是亚麻厂的文化教员于金娥，她手拿血书，要求参加青年垦荒队，立志当一个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还有一个姑娘来报名，长的胖乎乎的，原来是东北抗联军李兆麟将军的女儿，名叫李石，她一再表示：不留恋城市的优越条件，坚决要到边疆垦荒。一天，从道里区来了两个小姑娘，说啥也要参加第一批先遣队。当梅树生说明北大荒条件差，第一批不需要去更多的女同志时，她俩不高兴地走了。第二天一早，有两个小伙子在办公室门前等着。问干啥?他们回答：找你！梅树生一听这熟悉的声音，细看才认出原来就是头天来的那两个姑娘，剃了发，改变了穿戴，装扮成小伙子。她俩就是现在农场的退休职工王桂英和县卫生局的吕惠英。

　　1955年12月27日，哈尔滨市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员出发了。原来是100人，后来又有川软磨硬泡，多了4个人。104名队员高举市委授予的垦荒队旗，在全市各界代表和亲人的欢送下，乘上北去的火车，踏上了新的征途。

　　火车到了鹤岗，换乘四辆大卡车。汽车出了鹤岗，进入草木丛生的荒原。天空飘着雪花，冷风刺骨。许多队员赶紧打开行李，拿出棉衣穿上，一路颠簸，到宝泉岭足足走了三个小时。宝泉岭农场为他们准备了饭菜，吃过饭继续北上。路更加难走，三步一站，五步一停，一会儿下车拉一段，推一段。最后，才到了老先遣队员秦国明事先为大伙安顿的新建点。这位能干的老先遣队员在县城拴了辆老牛车，拉着锅碗瓢盆、米面，等候队员们的到来。每天晚上，狼群的嚎叫声陪伴着他过夜。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到了!”远远望去，秦国明站在草房顶上高举起一面红旗，欢迎他们。人们纷纷跳下车来和他拥抱，高兴地把他举起，他兴奋地落下眼泪。当队员们把行李和生活用品搬下车，这时听到的是一片问话声：我们的行李放哪儿?在哪儿睡?洗脸水在哪儿?吃的水在哪儿?……

　　这时，党支部书记吕希孟高声喊，大家静了下来。他布置了任务：一小队去打草铺炕，二小队收拾草房，三小队埋锅做饭。到了晚上10点，饭才煮熟。揭开锅一看，上面生，中间黄，下面糊，一锅大米饭做成白黄黑三色。大伙吃的还挺香。接着，吕希孟把几个发起人叫到一起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吃水、做饭和睡觉这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最后决定：第二天—早，举行向祖国宣誓仪式，然后找水源，上山伐烧柴……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1960年10月23日《哈尔滨日报》这样报道：“五年来，哈尔滨市青年垦荒队为国家开垦荒地1500垧，给国家生产了500多万斤粮食。他们用自己烧的红砖盖起了1，50间红砖房，成立了拖拉机修配厂、联合加工厂和一个畜牧场，并建立了托儿所、图书馆、小学校、卫生所、百货商店、气象站，安装了电灯、电话、广播站和修建了大食堂。现在他们中有10多个共青团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100多名青年加入了共青团，有17名队员是合江地区的劳动模范，有40多名队员是萝北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有近50人成为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有100多名优秀队员被保送到中等专业、大学去学习农业技术……战斗在北大荒的哈尔滨人，决心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把‘北大仓’建设得更加美丽。”

　　全国人民热切地关注着这批开发边疆的有志青年。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寄到了黑土地。有的表示要学习他们的榜样，有的要求参加垦荒的行列，有的汇寄了钱款，表示尽一份支援边疆建设的微薄力量。最多一天收到八麻袋信件，仅北京庄就收到信件三麻袋多。苏联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母亲也来信，热情赞扬中国垦荒青年的革命英雄主义行为，这位革命妈妈在信里亲昵地称垦荒青年为“我的黑眼睛的孩子们”，希望不久的将来，在黑龙江畔同样也建造起一座“共青城”。苏联共青城青年来信表示祝贺，提出建立两国青年的友谊，开展劳动竞赛。一衣带水的日本青年朋友写来了表示敬慕的信，还寄来了珍贵的字画和绣着美丽图案的手绢。

　　1956年6月8日，胡耀邦来到了萝北县城。正在犁地的北京庄队员欣喜若狂，他们卸下犁杖，骑着马赶回庄里。队员们拥向这位穿着蓝上衣的团中央书记，把他围在中间。胡耀邦跟大家热烈地握手，说道：“我非常想念你们，北京人民也在关心着你们，向你们表示慰问广队员们象见到亲人一样，一个个激动地流下热泪。杨华和庞淑英陪着耀邦同志在庄里转了一圈。队员们搬来简易的桌子，上面特地铺上了床单、毯子，算是主席台。没有茶杯，就拿来吃饭用的瓷花碗。女队员从野地里采来最鲜艳最芳香的野花，插进瓶子，摆在桌子上。一切都是简朴的，甚至是简陋的，却饱含着丰富的情感。

　　耀邦同志深情地望着队员们，用他惯有的风度，打着手势，转达了团中央和全国青年对垦荒队员的关怀，他勉励大家：决不向困难低头，再接再励，成为北大荒的一代新人!希望垦荒队员“劳动、团结、学习、纪律、身体”五样都好!讲话时，耀邦同志手里夹着香烟，几次划着火柴，都忘了点。他挥动手臂，言谈风趣，人群中不时响起笑声和掌声。当他了解到小伙子没有烟抽，拿柞树叶当烟，他就让随行人员把带来的香烟拿出来，全部分给了大家。

　　吃饭时，炊事班凑成四个简单的菜：炒韭菜、炒菠菜、炒鸡蛋，还有一只鸡。耀邦同志问：“大家都吃这样的饭菜吗?”没有人回答。耀邦同志吃了一点饭，就来到队员宿舍。他看到队员正在吃苞米饼子，就着炒黄豆，动了感情，说：“你们很苦，也很光荣。我们整个国家都很困难。你们要烧砖烧瓦，盖砖瓦房，要种水稻，改善生活。这一代人肩上的担子很重呵。”

　　胡耀邦又到天津庄、河北庄、山东庄探望垦荒队员。他深入田间地头，看了看庄稼，在茅屋草棚里和队员们促膝谈心。在河北庄，他问女队员会不会做鞋子，女队员回答不会。他鼓励她们：“要学会做鞋，要学会生活的本领。”队员们拣来的100个野鸭蛋，托耀邦同志带到北京给毛泽东主席，以表达他们对党的热爱和开发北大荒的决心。在天津庄，他仔细察看了队员的住处，询问生产情况。临别时，他说：“我送给你们八个字：忍受，学习，团结，斗争。”他还嘱咐大家：要经受考验，经受锻练，希望不久的将来“听到鸡叫、狗咬，孩子哭。”

　　1957—1958年，青年集体农庄的命运有了转机。国营农场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批朝气蓬勃而面临困境的青年垦荒队员。其时，王震将军率领的铁道兵部队和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建立了一批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成立了直属中央管辖的垦区——牡丹江农垦局和合江农垦局。经请示同意，将周边的青年集体农庄合并到国营农场的大家庭中来。

　　这样，1957年开发密山县兴凯地区的牡丹江青年垦荒队，率先进入了铁道兵创建的国营农场的行列，定名为青年农场，后改名为八五一一农场。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第创币转业官兵开赴萝北荒原，创建了萝北农场；邻近的集体所有制的萝北“八大庄”也进入了国营农场的行列，成为全民所有制的生产队，后改建为“共青农场”；佳木斯青年垦荒队则并入宝泉岭莲花泡分场；后扩建为名山农场。山东省开赴集贤县荒区的两支青年垦荒队，则并人友谊农场，成为第六、第九生产队。

　　青年垦荒队的兴起，是北大荒开发史上的又‘页新篇章，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对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