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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北大荒不仅接纳了十万转业官兵，还接纳了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右派分子”约1500人。他们集中在密山垦区的八五O、八五三农场。“右派”中有为数不少的司局级干部，或相当于司局级待遇的文化人，遍及中央、国务院各大部。
除了中央各大部来的“右派”以外，还有军队系统的“右派”。他们来自总参、总政、国防部、训练总监部、军事交通部、空政、海政、航空兵部、装甲兵第二坦克学校、警备部、公安文工团、八一电影制片厂等20多个单位，一共97人。此外，还有从上海下放来的一批“右派”，因资料散失，数字不详。
这是一支“阵营坚强”的流人队伍，有男有女，有“右派夫妻”，增添了进军荒原的悲剧色彩。浏览着花名册上的一个个名字，就会有一种无比的沉重感。年轻的共和国诞生才8年，正需要大批人才，为什么要将他(她)们打翻在地，驱逐到北疆来呢?
这1500名“右派”在八五0、八五三农场所属分场，开荒建点，由转业军官担任队长和指导员，集中管理。只有两名“右派”除外，那就是丁玲和艾青，分别由王震安置在汤原农场和八五二农场劳动，艾青还挂了林业分场副场长的职务。
当年，王震在北大荒部署十万官兵进军荒原的间隙里，曾风尘仆仆地来到八五三农场二分场六队来探望“右派”。他让“右派队”指导员将“右派”们集合在一棵大椴树下。他不等指导员介绍，就大声说：“同志们好!”大家听了，顿时热泪盈眶。王震说，在一次讨论如何处理“右派”的会议上，他建议，中央各部不要的“右派”统统交给他。当时，有人开玩笑地说，一下子吃下这么多右派，不怕闹肚子?他回答说，他不仅不怕，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改造成有用之才。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他就给北大荒接收单位的领导打招呼：要热情相待，同志相称，使“右派”在各机关因受批判而冷了的心，到北大荒再热起来……说到这里，王震提高了嗓门：“同志们，我相信你们!’’掌声又一次响起来。王震问大家：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大家回答说：没起名，人们习惯地叫“右派队”。王震说：“这个名字不好，我建议改一改，叫‘向左村’，好不好?”大家听了，顿时激动地鼓起掌来。
著名作家丁玲和她的丈夫陈明，就是从北京下放来北大荒的“右派”。陈明先期到达八五三农场二分场西北角的白桦林边劳动建点。那年，丁玲54岁，这位以《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而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女作家回忆初到密山时的情景：“1958年6月下旬的一天，凌晨4点钟，我到了密山。东方升上来的太阳，照着我的身影。在密山，一个熟人也没有，我只是孤身只影……我感到我成了一棵严寒中的小草，随时都可能被一阵风雪淹没。我恼恨自己的脆弱。可是，再坚强，我也不能冲破阻拦我与世隔绝的那堵高墙，我被划为革命的罪人，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过去曾深深憎恶那些敌对阶级的犯罪分子，现在，怎能避免别人不憎恶我呢?……”
她是戴着“丁陈反党集团头目”、“大右派”的帽子下来的。反右时，她没有发表什么言论，正埋头写作。“丁陈集团”是1955年的事，她受到残酷斗争，后来不了了之。谁料1957年旧账新算，《人民日报》以显赫的题目报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不久，又将她作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又一主要成员，进行批判斗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可以说生活已将她逼上了绝路。别人劝她这把年纪了，留在北京，关门写书。出乎意外，她偏要到北大荒来。
“你们看过安徒生写的一个童话吗?写的是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的黑夜里，偎缩街头，划亮了一根又一根火柴，幻想从中得到生的温暖、光亮和希望……当时，我的心情跟这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模一样呵……给我点亮第一根(火柴)的是王震将军。在那种时候，对我们这种人，肯伸出手来……他真是个有魄力、有勇气的人。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
丁玲来北大荒时王震曾召她去密山见面，后来为了照顾老俩口，让他俩到靠近铁路线的汤原农场安家落户。这对当时“右派”来说，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照顾：不编人集体生活和劳动的“右派队”，而是单独安置。
在密山农垦局的办公楼里，王震将军的话是简短、含蓄而深沉的：“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
丁玲和陈明两口去“安家落户”的汤原农场，正是当年从上甘岭下来的十五军转业军官“初战荒原”的地方。组织上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轻活，但她却要求喂鸡，又争着做各种杂活、重活，剁鸡食、扫鸡场、刨鸡粪——这在冬天可是一件累活，一切冻得梆梆硬，她常常干得满头大汗，手脖子都肿了。渐渐地，她和群众之间的那堵无形的“墙”倒坍了。
1959年冬天，开展“扫盲”运动，农场让丁玲担任畜牧队业余文化教员。大作家当“扫盲”教员，颇有讽刺味。但丁玲却看得很重，她根据家属妇女都是成人的特点，自己编写教材。她写过一篇课文叫《小黑猪》，还把大家学过的生字或单词写成方斗，贴在大家工作、劳动、休息的地方，她说这叫“抬头见字”。仅仅一个冬天，就有十多个妇女家属能读书看报了，有的还能提笔写稿写信。畜牧队为此被萝北县评为“扫盲”先进单位，县里听说扫盲教员是个大右派，就不给她本人发奖状了。
1964年冬天，上级决定她和陈明返回北京，但，她给王震写信，要求继续留在北大荒，到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农场“安家落户”，体验生活。王震同意了她的要求，指示北大荒垦区派人陪她和陈明参观一些大农场；最后，她决定把“家”搬到宝泉岭农场。
临走时，老两口上各家告别，又步行到各生产队和熟识的同志告别。先走三队，在一个转业少尉家里住了一宿，接着到四队、八队，又走到九队，这一圈走了一百多里。当时的丁玲已是过了60岁的老人了。
这个早年在延安窑洞里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并赠《临江仙》词一首的著名女作家，她在忍辱负重的艰难中，在北大荒一呆就是12年!
那是1970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从北京军管会来的几名军人，在宝泉岭农场用手铐将她和陈明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老两口在各自单人牢房里受监禁，近在咫尺，却不知道蹲的是同一个监狱。
1981年7月，丁玲和陈明重访北大荒，老两口回到原来劳动过的农场，探望当年患难与共的荒友。路上陈明讲述了当时的心情：
“当年，我们是在特殊条件下来这里的。我们在这里12个冬春，胼手胝足，相濡以沫。严寒考验我们的意志，汗水洗炼我们的筋骨；丰收给过我们喜悦，人民的温暖更使我们留恋。12年后我们却被扣着手铐离开这里。但是，我们相信，大地作证，荒原作证，人民作证，历史作证，党终会正确判断，我们是无罪的。”
当代另一名文化“流人”——著名诗人艾青，也得到了将军对他的关心。反右斗争以后，诗人戴上了“右派”帽子，王震并不嫌弃，请诗人到家里谈心。第二天，又亲自去艾青家，动员他爱人和保姆一起去北大荒。保姆不愿去，王震就从农垦部临时找了一个。艾青到北大荒，王震再三嘱咐八五二农场领导：“政治上要帮助老艾，尽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触群众，了解农垦战士。”他又对艾青说：“老艾呀，你要是搞不好，我是要骂你的。”
年近半百，身材高大的艾青，当年担任八五二农场林业分场副场长，他是唯一挂了领导职务的“右派”。到职时，将军专程赶到农场给大伙介绍。会上，他对转业官兵说：“你们要像尊重其他领导一样尊重艾副场长。在延安，艾青就是名人。我在南泥湾搞大生产，当三五九旅旅长。”他指了指身边的农场党委书记：“他那时是我们旅的警卫营营长，开发南泥湾有他的一份功劳。今天，我和他一起来北大荒办农场，叫你们大批转业官兵也来，走的就是南泥湾的道路，要叫北大荒变成北大仓。”他把脸转向艾青说：“你是诗人，要多积累素材，多反映英雄开发北大荒的事迹。”当时艾青心情很沉重，只是对大家躬腰说：“我一定好好干，至于王部长说的大诗人的桂冠，请同志们以后不要再提了，大家是了解我的心情的。”
八五二农场总场部有四幢俄式“木刻楞”住房，当时是高级的了。党委书记李桂莲原是少将军衔，场长和副场长是师级干部，又是老红军，这样，他们3家各住了一幢，还留下一幢，就照顾给艾青住了。艾青每天总是早早地起床，和他爱人高瑛从总场步行到示范林场上班，风雨无阻。他平时沉默寡言，领着大家干活。有一次，一名转业军官(他们是老乡，都是浙江人)问他：“艾青同志，听说你在写长诗《老头店》?”他听了，警觉地望着老乡，问：“你听谁说的?”看他那窘态，老乡忍不住笑道：“我不会告发，你放心。”艾青红着脸说“我，我，我当前的处境，唉……”在那一声声的叹息中，老乡只好改变话题了。
后来，听说艾青的长诗写出来了，也拿给王震将军看了。王震对他说：“诗写得不错，但目前还不能拿出去发表。”
诗人在北大荒呆了12个月，后应王震之约去新疆石河子落户了。时间虽然短暂，但给北大荒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用稿费给林场添置了发电机、圆盘锯、扩大器、话筒、电唱机。每当人们看到偏僻的林场里那大放光明的电灯、听到高音喇叭播放的音乐，以及隆隆旋转的圆盘锯，都会回想起诗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复出后发表的诗《烧荒》：“好大的火啊，荒原成了火海……／野火烧不尽，禾苗起不来／快磨亮我们的犁刀／犁开一个新时代!”
当代著名文学家、杂文家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的经历比丁玲还要奇特。当时，他并没有发表什么右派言论，也未写文章，连人也不在北京。看来也是老帐新帐一起算：老帐是他早年与胡风一案有牵连，新帐是他夫人周颖在邮电部鸣放，被打成“右派”，而细心的“追究者”们居然发现周颖的发言稿上有聂绀弩的修改笔迹。于是，这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文学部主任被文化部揪了出来。
1958年7月27日，聂绀弩与其他“老右”们乘火车离开北京，30日到达虎林，然后分配到八五0农场四分场二队。正是“八一”建军节前夕，这位早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人就磨刀霍霍，随大队人马下地割麦了。在他后来出版的古诗集《北集草》中，有一首《柬内》(后改《柬周婆》)，描绘了3年荒地生活的情景：“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老始风流君莫笑，好诗端在夕阳锹。”
“老右”们都在劳动，只是体念老聂真老，没让他下田，让他经管宿舍。那年冬天是零下三四十度的大冷，步履维艰的老聂毫无御冬知识，老眼昏花，怎么能烧炕取暖拨弄火呢。竟不慎失火烧掉宿舍，进了班房。这可真如俗话说的倒尽了邪霉。当时发了毛的老聂蹲在班房里托人捎了封信给老伴周颖。她虽然也是右派，却还挂着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她匆忙赶到北大荒，营救监中老聂。农垦局的领导既照顾全国政协的面子，又颇有需要承担点儿“包庇右派兼纵火犯”的勇气，相信革命几十年的聂绀弩虽然政治上定为右派，还不至于去放火。不久聂绀弩被放出班房，并且到了《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他和小丁(即丁聪，漫画家)成了编辑部一对“老右”——特殊编辑。
他被开除党籍，被逐出北京，生活降低到40元钱一个月，还得忍受被冤为阶级敌人的一切打击。平时里，老聂也不少“乐趣甚至诙谐”。1960年开春，嫩绿初披上枝丫，一个早晨，编辑们去食堂吃饭，要走一条由烂泥水坑陷井并怪石突起的大半里小道。吃罢早饭，大伙东歪西倒走回家门——由当年日本关东军驻虎林机关的气象站改成的《北大荒文艺》编辑部。老聂突然指着树枝上吱吱喳喳欢蹦乱跳的麻雀，说：小丁，你看看，它们多高兴，多轻松。丁聪被懵住了，编辑们也被懵住了。反问怎么回事儿!老聂说：今年，“除四害”的名单里已经没有麻雀了，麻雀摘掉帽子了……这是时代悲剧酿成的一篇读来令人忍俊不止的“杂文”。
面对这样一位文坛老前辈，这帮从部队转业来的尉官们，该称他“聂老”。但当时“左”的空气很浓，谁也不敢这样称呼他，只好颠倒过来，称他“老聂”。他干瘦，高个，好抽烟，沉默寡言，性子倔强而文诙谐。整天坐在案前，抽烟喝茶，伏案看稿，苦苦思索，有时自言自语，像在吟诵着什么。有一回，他看着业余作者送来的长篇小说，良久不语，忽地拍案惊呼：“这部长篇，就这节写得好！”他爱下棋，自备一副棋子。下了班，压根儿不是他对手的从总政文化部转业来的中尉军官钟涛，就成了他的“棋友”。有一次，大伙谈到他因烧炕起火进了班房的事。‘七嘴八舌，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日本鬼子的牢，又坐了共产党的牢，不觉感慨万千。聂老听了，幽默地说：还是共产党的好!大伙不解地问：为啥?他笑吟吟地讲：他进虎林监狱那阵，正赶上新年、春节一起过，每人发100个冻饺子，作为两个节日的伙食改善。他年老体衰，食量很小，这100个饺子使他连续改善了好几天伙食。所以嘛，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好嘛……接着，他又引出另一段“幽默”来：刚进虎林监狱，狱方为了照顾他身体，不让他参加重体力劳动，叫他给犯人们烧炕。他听了，当即婉言谢绝：不能再干了，他正是因为烧炕烧了房子进班房。如果再让烧炕，烧着了房子，又要进班房了。可那时班房也烧了，连牢也没得坐了……
丁聪，这位著名漫画家、原《人民画报》社副总编，“反右”时他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运动高潮已过，领导上找他谈话，暗示他要谨慎些。谁料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还是敞开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加上他的好友吴祖光“二流堂”集团的牵连，换来了一顶“右派”帽子。
他来到北大荒先后参加了两个水库的劳动。先是“五一”水库，后是云山水库。他回忆了当年在工地劳动时的情景：“真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劳动强度相当大，铲土运土，抬土上坝，来往穿梭。好在我当时才40岁。身体比较棒，拼命干活，也就把心里苦闷的事丢在脑后了。别看我当过画报社的副总编，大小是个官；但我生性随和，爱听旁人指挥。在单位，听从领导指挥。在家也得听从领导——我妻子的指挥。只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说了算，那就是画画。这是我的命根子，我一生的追求，即使戴上‘右派’帽子，我仍执著地画，怕荒废了。临来北大荒，我偷偷带来了一卷日本宣纸，塞在箱子里，生怕旁人、特别是领导上发觉。空闲时，我就背着人偷偷地画，或者追记工地劳动时的场景和人物。说来好笑，那时画画就像搞地下工作。为了画画，需要一把尺子，哪有呀?我就想办法，搞代用品，就像当年搞‘代食品’一样。我把腰间的皮带解下来，小心翼翼地在上面划了一道道刻度，表示各种长度；这样，可以派用场了。平时不用，就是腰带，一旦需要，就解下来，比尺子还方便，旁人也发觉不了。”
丁聪在云山水库劳动强度像弦一样绷得死紧的当儿，王震派人找他谈话了。他从工地赶孙总场招待所，那里正召开场长书记会议——招待所炕上挤满了来自各场的领导干部，他们穿的是清一色军棉袄，正襟危坐，正等着王震部长召见。王震不顾场长、书记们的等候，专门把丁聪召到一个房间里谈话。将军开门见山：“丁聪同志，要是你不犯错误，能来北大荒吗?”
丁聪不加思索地回答：“不犯错误，我是不会来的。”稍顷，将军说：“准备把你专门抽出来，编一本画册，叫云山水库画册，你同意吗?”丁聪没吭气，心想：当然同意，这样可以•不用偷偷地画了。将军又说：“你要好好地发挥你的专长，把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抢建北大荒‘人工湖’的事迹，用图片形象地记载下来。人手不够，由你亲自挑选!”
就这样，他愉快地接受了编画册的任务，挑选了原《人民画报》社的记者吕向全———个从小参加八路军的年轻记者，由于受了他的牵连也被打成了“右派”，作他的助手。云山水库竣工，他就把《云山水库画册》编纂完毕，接着，将画稿交给农垦局有关部门，调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来了。
同聂绀弩一样，丁聪也是一名特殊的编辑：戴“右派”帽子的编辑。刊物的封面设计、插图、刊头、补白、画版样……所有一切美编的活，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样繁琐而又细致的工作，对一个曾经是著名漫画家的大主编来说，显然是大材小用，个中滋味是不好受的。他却有条厮理地、不慌不忙地，而且是笑咪咪地全力以赴。当时，印刷厂仍在密山，刚建成的密(山)虎(林)铁路行驶着淘汰下来的闷罐车，冬天不保暖，生着火炉。他穿着黑棉袄，头戴狗皮帽，总是风尘仆仆地赶火车，在密山与虎林之间来回穿梭，而后又笑咪咪地把一本本散发墨香的新刊物，送到大伙手里。丁聪还为《i匕大荒文艺》画了不少插图，笔名不叫“小丁”，改为.“学普”、“阿农”。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的绘画风格。为此，也曾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怎么让大右派插图呢?…—•当时，编辑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心里还是突突的。
丁聪不仅在黑土地洒下了艰辛的汗水，也为《北大荒文艺》这棵新苗付出了心血。历史
丁聪，这位著名漫画家、原《人民画报》社副总编，“反右”时他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运动高潮已过，领导上找他谈话，暗示他要谨慎些。谁料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还是敞开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加上他的好友吴祖光“二流堂”集团的牵连，换来了一顶“右派”帽子。
他来到北大荒先后参加了两个水库的劳动。先是“五一”水库，后是云山水库。他回忆了当年在工地劳动时的情景：“真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劳动强度相当大，铲土运土，抬土上坝，来往穿梭。好在我当时才40岁。身体比较棒，拼命干活，也就把心里苦闷的事丢在脑后了。别看我当过画报社的副总编，大小是个官；但我生性随和，爱听旁人指挥。在单位，听从领导指挥。在家也得听从领导——我妻子的指挥。只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说了算，那就是画画。这是我的命根子，我一生的追求，即使戴上‘右派’帽子，我仍执著地画，怕荒废了。临来北大荒，我偷偷带来了一卷日本宣纸，塞在箱子里，生怕旁人、特别是领导上发觉。空闲时，我就背着人偷偷地画，或者追记工地劳动时的场景和人物。说来好笑，那时画画就像搞地下工作。为了画画，需要一把尺子，哪有呀?我就想办法，搞代用品，就像当年搞‘代食品’一样。我把腰间的皮带解下来，小心翼翼地在上面划了一道道刻度，表示各种长度；这样，可以派用场了。平时不用，就是腰带，一旦需要，就解下来，比尺子还方便，旁人也发觉不了。”
丁聪在云山水库劳动强度像弦一样绷得死紧的当儿，王震派人找他谈话了。他从工地赶孙总场招待所，那里正召开场长书记会议——招待所炕上挤满了来自各场的领导干部，他们穿的是清一色军棉袄，正襟危坐，正等着王震部长召见。王震不顾场长、书记们的等候，专门把丁聪召到一个房间里谈话。将军开门见山：“丁聪同志，要是你不犯错误，能来北大荒吗?”
丁聪不加思索地回答：“不犯错误，我是不会来的。”稍顷，将军说：“准备把你专门抽出来，编一本画册，叫云山水库画册，你同意吗?”丁聪没吭气，心想：当然同意，这样可以•不用偷偷地画了。将军又说：“你要好好地发挥你的专长，把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抢建北大荒‘人工湖’的事迹，用图片形象地记载下来。人手不够，由你亲自挑选!”
就这样，他愉快地接受了编画册的任务，挑选了原《人民画报》社的记者吕向全———个从小参加八路军的年轻记者，由于受了他的牵连也被打成了“右派”，作他的助手。云山水库竣工，他就把《云山水库画册》编纂完毕，接着，将画稿交给农垦局有关部门，调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来了。
同聂绀弩一样，丁聪也是一名特殊的编辑：戴“右派”帽子的编辑。刊物的封面设计、插图、刊头、补白、画版样……所有一切美编的活，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样繁琐而又细致的工作，对一个曾经是著名漫画家的大主编来说，显然是大材小用，个中滋味是不好受的。他却有条厮理地、不慌不忙地，而且是笑咪咪地全力以赴。当时，印刷厂仍在密山，刚建成的密(山)虎(林)铁路行驶着淘汰下来的闷罐车，冬天不保暖，生着火炉。他穿着黑棉袄，头戴狗皮帽，总是风尘仆仆地赶火车，在密山与虎林之间来回穿梭，而后又笑咪咪地把一本本散发墨香的新刊物，送到大伙手里。丁聪还为《i匕大荒文艺》画了不少插图，笔名不叫“小丁”，改为.“学普”、“阿农”。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的绘画风格。为此，也曾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怎么让大右派插图呢?……当时，编辑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心里还是突突的。
丁聪不仅在黑土地洒下了艰辛的汗水，也为《北大荒文艺》这棵新苗付出了心血。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值得一提的是丁聪还画了一幅《聂绀弩上工图》，凝聚着两人深厚的情谊。聂老当时曾在画上题诗一首，至今传为佳话：“驼背猫腰短短衣，鬃边毛发雪争飞／身长丈二吉诃德，骨瘦瘪三南郭綦／小伙轩然齐跃进，老夫耄矣何能为／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聪画眼窥。”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是又一名文化“流人”。这位“神童”自1949年得召唤从香港回到北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投入新中国的怀抱。1951年与新凤霞结为伉丽。不料6年之后就遭到了厄运，并殃及全家。当时，文化部的一个负责人把新凤霞叫到办公室，给她一份《人民日报》看，当中有一篇报道，是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妻子由于和丈夫划清界线离了婚，揭发丈夫有功而受到赞扬。可是新凤霞拒绝了对方的要求。第二天，她在剧院就遭到批判，满院的大字报和漫画，说她唱的是“公子落难，花园赠金”，还给她戴上了“内定右派”的帽子。什么是“内定右派”?就是不公开的“右派”，剧院靠她演戏，公开的右派就不能演戏了。她一出台就满座，每场戏演完，观众鼓掌叫好，谢幕时，她已经脱下戏装去倒痰盂、刷厕所了。
1958年早春3月，吴祖光告别了妻儿，随同国务院直属各部、委、局的600多名“老右”，乘坐“专列”，沿着十万官兵的去向，踏上了“驱北”的道路。车厢一片沉寂，“老右”们彼此相对无言，只闻单调的车轮滚动声，仿佛在他(她)们心头压过。600名“流人”统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大队长是一名陆军上校，副大队长是一名海军中校，中队长是一名大尉，副中队长是一名上尉，他们都是从警卫师、公安干校抽调来的，同时也转业北大荒了。姓陈的上尉军官为人直率、开朗，他不时来到吴祖光他们车厢，主动和“老右”们接近、攀谈，渐渐地消除了“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隔阂。‘为了消除车厢里的沉闷空气，这个山东大汉就有意识地“网罗”文艺人才，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列车文艺演出”。这时“老右”们才相互认识了，真是“人才济济”，有剧作家、作曲家、演员、乐手。为了报答转业军官的真诚邀请，吴祖光给伙伴们说了一段笑话，他神态潇洒，妙趣横生，心却在滴血。同时演出的还有民乐作曲家何彬，演奏了他那曾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获银质奖章的自创板胡独奏曲《大起板》，外贸部两位年近花甲的京剧票友和劳动部一位小伙子，由商业部一位“老右”操琴，为大伙清唱一折传统剧目《二进宫》。在“老右”们强作欢颜的掌声和喝彩声中，一旁观看的列车人员却冒了一句：“‘老右’们还挺开心!”
。转业少尉军官范国栋，当年是一名爱好文艺的业余作者，他叙述了一段当年与吴祖光共事的经历：“农垦局组成了文工团，把我从八五三农场抽调上来当编剧，当时接受了一项任务，要写一个大型话剧，反映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事迹。剧本初稿很快拉出来了，因为都是业余作者，还不懂戏路子，就从‘右派队’借来两位名人：吴祖光和李景波。前者是著名剧作家，后者是著名电影演员，都是被错划右派‘流放’来北大荒的。他俩在基层劳动了一段时间，处于‘边考验边改造’时期。领导上嘱咐要对其监督。当时，我也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守着两位名师却不敢接触，只好偷着学两手。吴祖光平日少言寡语，恐怕也怀着戒备之心吧。他看了《北大荒人》(当时剧名叫《雁窝岛》)初稿后曾提了几条很不错的建议，是行家里手的的识之见。可是这建议在集体讨论中被否定了。有人发言说，搞不好会有‘人性论’、‘人情味’的危险。我作为执笔者真有些害怕。于是，对于虽是专家却是‘右’字号人物的意见很轻易就否定了。可我至今还难忘那天挂在老吴嘴角的一丝苦笑，当时他不便再说什么，只有遗憾而已…—尽管头脑中有‘旧’字，但我深知‘悲欢离合’可以写出好戏来，还是采纳了老吴的一些设想。记得老吴看了修改稿时曾笑着说：‘这可也有点人情味了呵!’我冲他挤了挤眼，说：‘这是无产阶级的人情味儿!’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1994年8月，吴祖光来到了当年劳动过的“右派队”——现八五三农场二分场六队，终于见到阔别了34年的老队长李福春。这是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高大，黝黑、粗壮，嗓音洪亮。当年从杭州转业来的上尉营参谋长。见了吴祖光，分外亲热，一边走一边指点，：当年“右派队”的帐篷、马架在那里，食堂在那里；有一回，帐篷坍了，把“老右”们压在里面，幸好没伤人，一个个爬了出来；王震来时，“老右”们集合的地方在那里，当时王震建议改名“向左村”，大伙激动万分，陈明还带头喊口号，事后又小心翼翼地找他，问：像他这样“老右”的身份，该不该喊口号?……
时间在吴祖光的沉思中倒流，他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大荒的辽阔和广大。以前我们在北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地球是圆的，那年一到这里，看到无边无际的雪，才看到了地球的模样。有一回，从天际出现两个小黑点，渐渐地朝我这个方向移动，原来是两匹乘骑，踏雪而来。走近一看，两个穿军大衣的人下了马。事后才知道其中一位是王震，他是专程来右派队看望我们的。”李福春接嘴道：“那次王震来，还专门召见了兰玉，劈头就是两句话：一句是想不到你犯了错误，如果犯在我手里，我要毙了你；另一句是今后好好干，改过来就好……说得兰玉抬不起头来。兰玉是当年右派队里年龄最大的人。”
吴祖光风趣地问这位老队长：“你还记得不?有一回，专门开我的批判会。”
李福春笑道：“当然记得。当时你们这帮文化人内部也矛盾重重，就像荷叶包钉子，都想露出头。有的为了表现积极，打个小报告，加上当时‘左’得厉害，什么事都上纲上线。”
原来有一天吴祖光劳动回来，看到开会通知就急忙赶去，结果是批判他的大会。会上，有人说他“反动”，在火车上发表了“反动言论”，让他老实交待。吴祖光冥思苦想，才想起在火车上那次“联欢会”上说了一段笑话：“一列火车正在启动，从站台上飞跑来三个人，一位善良的铁路警察赶紧帮助冲在前面的两个拿东西的人上了车，等他帮空手的第三个人时，火车已经开走了。警察歉意地说：真对不起，没把你送上车，好事没能做到底。那人喘着气说：唉，今天是我走，那两个人是送我的呀。”会上，批吴祖光的人问：“你讲这个笑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不对，你有意思，你这是说该走的没有走，不该走的却走了。”
大伙听了，不觉哈哈大笑。吴祖光风趣地说：“那次批判会，真长了我的见识。批判我的人的确比我深刻得多。”一路上，吴祖光为参观访问的单位和老荒友留下了宝贵墨迹。写得最多的是“生正逢时”四个字，笔走龙蛇，满纸淋漓。这本是一句成语：“生不逢时”。经他改动一字，内涵显得丰富而深邃。
胡伟民，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的一名高材生，20岁毕业，留校当助教，跟着朱端钧当了两年助手。1954年，经过严格的国家考试，他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到北京俄语学院进修俄语，谁料，临出国前，正逢全国开展“反胡风斗争”。因为他曾读过胡风主编的《希望》、《泥土》杂志和《七月诗丛》，所以被揭发为“爱胡风思想影响严重”的人。就这样，他那去莫斯科卢那卡斯戏剧学院的梦被击碎了。
他回到上海戏剧学院，继续在表演系执教，并在苏联专家叶•康•列普柯芙斯卡娅的表演师资进修班当助教。两年中，他懂得了演员的艺术就是动作的艺术，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本功，逐步领悟到表导演艺术的奥秘。
就在这时期，1957年“整风鸣放”开始了。他对学校在“肃反”运动中的扩大化倾向提了点意见，厄运向他袭来，他被划为“右派”，离开了上海和心爱的戏剧专业，来到了北大荒。
他被分配在小兴安岭山下的萝北农场九分场，这是1958年转业军官创建的农场。一次，他为农场导演了一个戏，正巧王震将军前来观察，看了戏后就召见他。王震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向他多大了。“26岁。”“好，年轻，好好干!不要灰心，人民需要你们。记得那首诗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嗯?把根子扎在土里，春风会吹你再生的。”他听了，回到宿舍里，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朗读这首诗。
北大荒的五载春秋是难忘的。酷寒磨练了他的意志。他在想象中“排演”了许多许多的戏：关于草原、土地和一切人生酸甜苦辣的戏，在笔记本上，在脑海中，他还“排演”了许多郭沫若、老舍、梅特林克、布莱希特、莎士比亚的戏。他隐隐约约感到：小战士、老将军、老师和朋友们都在等他重新站起来。哦，他坚信：冰层会开裂，春天将到了。
1964年，他到了古城扬州。他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家，也有了两个孩子。为了纪念挺立在茫茫雪原上的日子，他们名叫雪桦和雪杨。
他在专区文工团当导演，象一个饥渴已久的人，发疯似地工作。从1964年到1966年，他连续排了《远方青年》、《龙江颂》、《南海长城》、《欧阳海之歌》、《伏虎》、《夺印》、《江姐》等七个戏，多少年的遐想，多少年的热情，恨不能全都倾注在舞台上。
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他在迷宫似的扬州小巷里，寻访“八怪”的傲然风骨，到梅花岭下凭吊史可法的铮铮亮节。还着迷地听王少堂和他弟子们的《武十回》。他很幸运地认识了诗人、剧作家王鸿、汪复昌、谈喧等同志，他们把他带进了民族戏曲和民间艺术的领域。他被邀请去导演了地方戏曲。以往，他只是在舞台下领略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盖叫天的惊人艺术魅力，尽管老师一再强调要向民族戏曲学习。但是，在思想上并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也没有实践的机会。他只是一个“观众”，整个的兴趣是在“洋”的方面。
在扬州，他的脚步真正跨进了民族艺术的土壤。这个阶段，他排演了扬剧、淮剧、锡剧、京剧、木偶剧、沪剧。工作过程中，民族心理、民族气派、民族美学欣赏习惯在喂养他。从站在民族艺术的河流边旁观，到投身于河中游划，他逐渐懂得了它的温度、流速、奔腾的力量。这一段艺术生活对于他是十分重要的。
他尝试在排话剧时，吸收戏曲的某些表现手法，排戏曲时，融会若干话剧表现手段。他开始琢磨东西方艺术语言的异同之处。两者不仅存在着某些技法上的差别，而是在整个戏剧美学观上有着重大的不同。话剧过分追求写实的手法是不是有点束缚了戏剧作为时空艺术的手脚?他开始有了疑问，有了探索的要求，而且，也着手做某些“杂文”的尝试……
可惜，“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横扫了一切；当然，也横扫了他的这点稚拙的尝试。他遇
到了可以想象的种种坎坷，又一次离开文艺队伍，到一家花鸟商店去养鸟。周围的人们善意
地嘲弄他：“胡伟民养鸟，越养越小。”啊，他们哪里知道，他喜爱那些小生命，他更可怜它们，
因为，纵然它们有美丽的翅膀，却不能在天空尽情飞翔……啊，天空，胡伟民的天空……
云开雾散，飞翔的日子到了。
1976年10月，他含着热泪写了一个剧本《洁白的花束》献给金色的名字周恩来。1978年10月，他的老师朱端钧向学院提出，借调他返沪筹办表演进修班。整整20年后，他又回到了母校，回到他的启蒙老师身边。
可是，命运是何等残酷，备受“四人帮”摧残后，喜迎十月阳光的杰出艺术家朱端钧，竟于1978年10月7日突然病逝。在灵堂前，他心中立下了誓言：老师啊，老师，您走得太早了。您的学生将发奋以独创性的劳动，来感激伟大的十月，并以此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进修班，杨村彬、吴仞之、胡导老师和学院“文化大革命”前历届毕业生中的部分同学聚会了。一年半的生活既是回顾，更是展望。他们努力清除“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给话剧艺术带来的祸殃，探讨中国话剧艺术复兴之路。
协助杨村彬老师排演《清官外史》以后，他正式调到上海青年话剧团。由此，迈进一个新的阶段。
从此，胡伟民张开了“戏剧艺术”的翅膀，飞翔在蓝天白云之间。他提出了“东张西望”的主张，就是说，向东看——从东方戏剧，尤其是从祖国古典戏剧遗产中吸收营养；也向西看——对世界各国的戏剧流派进行研究分析，从中择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他导演了《神州风雷》、《再见了，巴黎》、《秦王李世民》、《路灯下的宝贝》、《泥马泪》等戏剧，也排演了扬剧、淮剧、锡剧、京剧、木偶剧、沪剧。
正如评论家所说的：胡伟民今天之所以能独步中国剧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东张西望”艺术主张的决心和才智。
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从此上海戏剧界失去了一颗光耀四射的明星。
在北大荒的“流人”队伍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大右派，苦；小右派，更苦；女右派，则苦上加苦。
当了解到这批女“流人”年纪轻轻地竟戴上一顶吓人的“右派”帽子时，你就会感到这简直近乎“天方夜谭”。一位托儿所所长，为了给托儿所争一架钢琴，跟行政科长吵了一架，还给党委打了报告，要求保育员出国学习，说上海福利基金会托儿所长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于是，她被打成了“右派”。一位英文翻译，1954年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闲谈时说国外华侨不愿回国，多半是怕写自传，又说写自传是不可以的，结几次婚，和哪个谈过恋爱都写上，太野蛮。在国外，只有受审讯的人才能这样对待……于是，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北京一个科研单位的俄文打字员，在机关评选先进工作者时，她被评上了；但一个外号叫“常有理”的女干部、党委书记的妻子说：“怎么搞的?先进工作者让一个非党团员的毛丫头捞去了。”她听了这话，赌气地把自己的奖状撕了，又说了几句狂话……于是，构成了她的“反党罪行”。还有一位是钻研历史、想当女博士的国家干部，由于有了身孕，想私自堕胎，以免影响学习，结果吃了大量奎宁致聋。整风时在机关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我的耳朵是怎样变聋的?》，说不许避孕和堕胎是封建主义残余，是愚昧政策，并支持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建议，又把大字报内容寄给了《中国妇女》杂志……于是，她也被打成了“右派”。更为奇特的是，一位13岁就参加革命的年轻女干部，一身清白，也没鸣放，反右时，为了表白自己，她把自己的日记拿出来，结果材料组把她日记上记的私生活的苦闷情绪，都摘出来，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畸形的年代，泪写的历史。这帮年轻轻的女“流人”忍辱负重地来北大荒，度过她们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光。她们极度想家，思念幼小的儿女和新婚不久而又离别的丈夫；她们盼望早日摘掉“右派’’帽子，互相悄声议论：地主三年都摘帽，右派应当比地主摘得快点；她们不顾体弱力单，咬牙劳动，拚命干活，虔求党对她们的宽大；她们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极力抑制女性对生活的特殊向往；偶而哼两句歌，展现一个舞姿，或下河洗澡，却引来非议：“右派要翻天，女右就是浪。”
他姓李，原先是《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中文版主编，他讲述了当年“右派队”里发生的一件事：“我们队里有一名中国科学院下来的‘右派’，姓王，河南开封人。当时36岁，学数学，是助理研究员。平时为人忠厚木讷。整风运动中，他给顶头上司提出了一些生活作风的意见，便打成了‘右派’。他爱人去世，给他撇下一个女儿，念小学。父女俩相依为命。临来北大荒，他便把小女儿托付给她的大姨妈照管。大约两个月，他接到一封电报，女儿在校门口被一辆卡车压死了。本来沉默寡言的老王，更是一言不发了。偶而在夜里听见他在睡梦里喃喃自语：‘孩子，爸爸对不起你!’
“那时，我们‘右派队’在山上伐木。一天，老王突然从山上带来一头毛猴，中不溜的个儿，形容憔悴，毛色混杂而无光泽。原来他在山上锯木头，遇见了它。它两腿受伤，坐在那里不动。他就抱它回来。工棚里多了一头毛猴，给大伙带来了生气。老王先是给毛猴治伤，拿出了云南白药和防止伤口化脓的草药，然后安排它的生活。人们献出了各种干果：核桃、枣子、榛子、栗子，甚至罐头桃子。大伙吃玉米棒子，它跟着吃棒子。大伙吃高梁米饭，它也跟着吃高粱米饭。老王还在他床头用木板为毛猴搭了一个小窝。甚至连毛猴专用的小马桶都准备了。狗马通人性，猴子尤其机灵，模仿本领很强。敬礼呀，几乎一教就会。不久，它两腿能行动自如了，脸色红润，毛色也有了光泽。老王对他照顾更无微不至。清早带它上山溜弯儿，用长长的布腰带牵着它，有时它坐在他的肩上，一手或双手搂着他的脖子，显得非常亲密。大家开玩笑，把他俩称做‘父女俩’……
“有一个大礼拜天，老王和我带着毛猴上山坡溜达。到了林子里，我们坐下休息。老王解开布带，拍拍猴子脑瓜说：‘去，逛逛去!’它就纵身跳上大树，三跳两跳便不见了。我大吃一惊，问：‘你不怕它跑了?’他说：‘也怕也不怕。’接着，他说了下面一番道理：他和毛猴之间已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自他女儿去世，他和这世界的唯一连系就断了。谁能想到，生活中竟出现这个猴子，很通人性，像他小女儿一样，用它的毛手摸摸他的脸，用嘴贴在他耳边说悄悄话。有时，夜里醒来，常常发现暗中有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盯着他。他感动极了，心想：它也有亲人吗?也有一个女儿吗?如果有，有什么理由用布条把它拴住，强迫留在自己身边呢?如果没有，高山密林是它的生活天地，有什么必要非让它跟自己过这种囚徒般的生活不可呢?
“从那时起，老王拿定主意，只要有机会，就给它放放风；即使走了，也认了。可是，通人性的毛猴每次听到老王拖着长音呼唤，就高高兴兴地从远处的树上溜下来。一天，毛猴失踪了，而且是带着布带走的，大伙很惊讶，老王也很担心。那天晚上，许多人上山去找。很晚很晚了，还可以听到老王呼唤毛猴的颤声，在夜空中回响。两天后，有人在一个偏僻的旮旯里发现了猴子的尸体，挂在一棵树上，是吊死的，前肢后肢都捆得结结实实。老王痛苦极了，亲手用木板钉了一个方匣，又用一条毛毯把它裹了起来，放进木匣里，还把它用过的水瓶、没吃完的栗子、炼乳也都放了进去。在当初遇见毛猴的山坡上，挖了个洞，埋了。他又像从前那样沉默寡言了….”
他姓王，原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生，戴上“右派”帽子后，送到了北大荒。遗憾的是，作者始终未见他一面，只是在合江农垦局战友们嘴里知道他的一些经历。此外，在当年的档案资料中竟发现了他。
1960年3月19日合江农垦局《关于加强对右派分子管理工作的指示》中有一段记载：
“右派分子王某给牡丹江局文工团右派分子钱某去信说：我已经‘偶然’越境(作者按：指黑龙江对岸苏联)两三次，‘菩萨’保佑，没碰上边防军，否则就‘糟’了。王某又以教歌为名拉拢群众(特别是赫哲族)，使群众愿靠拢他。王某给钱某的信中说：‘听说我是学音乐的，一下子在小青年里就传开了，都想认识我，跟我学唱歌……赫哲族现在全国只有600多人，全部在黑龙江下八岔。这几天我在教他们的赫哲族老师识谱，他们学得很努力。我把这工作看做是一种‘播种’的工作……你当然知道我来合江农场了，这是我们局里(按：指合江农垦局)最艰苦的一个农场，最北面，最冷，交通最不方便，一切条件是最差的。但这又能吓唬谁呢?这一切都算什么呢?在来以前一种浪漫主义的情绪早就支配了我。小兄弟，羡慕我吧。这是一个多好的环境啊。’从王的情绪可以看出对党怀恨在心。据了解，王某来东北前曾在南京玄武湖和右派分子王某(合江局文工团)，钱某(牡丹江局文工团)三人照相，手拿莲梗。王说：很有意义呀，莲子连心!他们在分手时互相鼓励说：看谁‘成绩’大(指反动成绩)。从目前看来仍是通信频繁，互相联系介绍情况，并与上海音乐学院右派学生严某互相通信。据其内部成员检举，现有严某的传阅密信一封，在王某手中……”
这位被浪漫主义情绪支配着的年轻“右派”，发配到北大荒最僻远、荒凉的农场，居然“如鱼得水”，起劲地做他的“播种”工作，反而遭到了“对党怀恨在心”、“秘密串连”、“拉拢群众”的罪名……他后来的命运怎样?我一直在怀念着、惦记着。
30多年后，勤得利农场渔业公司经理，一位北大荒的文艺骨干，他叫曲洪智，才把他结识王某的情况说了出来：
“我认识王某是在1962年。那时他的‘渔龄’不浅，打冬网下张网，淌网拉网，样样是行家里手。风里浪里，严霜寒雪，早把江南才子装扮成北国汉子了。乍一接触，谁也看不出他曾是金榜题名的大学生……那时，蚊子多，轰炸机似的。•晚饭后，都在蚊帐里困巴着，极无聊。有人说，老王，唱支歌吧。老王就唱开了。江南小调，山东民歌，四川的、东北的、新疆的……好家伙，了得!别看网房子里的渔汉子们是些粗糙人物，闲下来打逗笑骂，满口脏话。可看人，极有眼力。对身边的老右，不但不歧视他，反而尊重，很照顾，都说他是好人。在一群粗人中，我肚子里还算有点‘水’，所以很快便和老王成了朋友。成了朋友，我便知道老王的一个秘密。都说老王信多，攒了一包了。只知道信来自南方某学校，却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一次，老王又在如饥似渴地捧读一封来信。我趁其不意，一把抢过信来说：‘老实交待，什么人的信?”同学的!’‘男的女的?”女的。”恋人?”原来是。；‘她变心了?”不是，是我不能耽误她。’我把信还给他说：‘你别犯傻了，她不变心，你千万别提出黄。’他无语，一脸苦相。
“那年秋天，老王收到一包糖。来人把那包糖往网房子里一放，老王浑身一颤，什么也没说，把糖打开一撒，大伙一窝蜂似地争食美物，只有我没动。老王扒开一块说吃吧。我含在嘴里觉得极苦。那几天，老王神情阴郁，大伙方知那糖不吉利。后来，我问老王：‘她结婚了?’他说：‘都28岁了，早该结婚了。’我说：‘鬼神难测女人心。’他说：‘不怨她，她是个很好的女人。’
“接到那包糖后，我们捕到一条很漂亮的干条鱼。老王买下了这条鱼，精心盐渍，晾成了鱼干。一次，我俩去场部办事，他把这条鱼寄给了昔日的恋人。在品名一栏里，他很郑重地写下了一个‘鳃’字。我好奇地问他原委。他说：‘干条鱼，属鲤科，学名“鳃”。’当时我并没在意，只觉得他学问深。后来却想：这‘鳃’字由一个‘鱼’字和一个‘感’字组成，老王选‘鳃’寄去，是否内含着，一个渔汉子对曾经苦苦等他5年之久的恋人一份‘感’激之情呢?我将这话问老王，他避而不答。我想他是默认了。因为后来他曾说：你小子不笨。
“老王算条硬汉子，失恋没有击倒他。可阎王爷差点让他去阴曹地府报到。那年秋天扣网后，老王去船后解手，不慎，一下子被拖带驳船的钢丝绳扫进江中。多亏他抓住了带绳，才免葬鱼腹，有人发现时，已在江中吊了一个多小时，等救上来，他像根面条似的，一下便瘫在那人怀里。我们都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果然，隔年老王有了转机。那年，一位主管文教的副县长来渔村视察，听说这里有个大学生老右，便打听表现，队领导极尽美言。果然，不久便来了调令，调老王去县一中当教员。老王走时没和我们打招呼，是悄悄走的。听说走时他大哭了一场。也不知他哭什么。我想他是应该笑的。我们都为他时来运转而在心里笑。
“文化大革命那年，县城来了几个红卫兵说是调查老王在渔村的反动表现。渔汉子们大多是根红苗正的革命依靠对象，说话很冲。红卫兵问：姓王的是否常唱反动歌曲?渔汉子答：他唱毛主席像太阳，反动吗?……再问再顶，最后渔汉子们烦了。说别他妈的问了，你们嫌他我们要，让他回来打渔好了。当下把红卫兵轰出了村。可渔汉子们终帮不了老王，很快传来消息说，他畏罪自杀了。我们听后都很痛惜。
“过了几年，我在修造厂当车工，一次谈起老王。一个徒工说：那是我高中的老师呀!那次他自杀未遂，落实政策后，办回南京老家了。快50岁了，也没个家……现在，回到故乡的老王，不知生活得可好?倘老天有眼，总该让他有个温馨的家吧，以慰藉受他那受伤的心……”
历史的回声，命运的安排，使北大荒成了他(她)们的第二故乡。如同十万转业官兵一样，他(她)们的汗水、泪水和血水，同样溶人并滋润着北大荒的黑土层。他(她)们也像清代流人一样，还留下不朽的著作：丁玲的《风雪人间》、《杜晚香》，聂绀弩的《北荒草》、《北大荒歌》，艾青的诗，丁聪的北大荒素描，柳萌的《春天的雨秋天晴》，戴煌的《九死一生》，吴永良的《雨雪霏霏》，杨角和张晓非夫妇的《j匕大荒油画》，王云林的《完达山交响乐》，以及一些尚待查找的艺术瑰宝。
这是一支阵营坚强的“流人”队伍，除了丁玲、艾青、聂绀弩、丁聪，还有吴祖光、尹瘦石、胡考、黄苗子、李景波、郭允泰、关剑痕、杨角夫妇、莫桂新和张权夫妇等。全部写下这1500人的姓名已不可能，因为珍贵的史料已经“十年浩动”“洗礼”了。命运残酷地打击了这批文化人，但命运没有将他们击倒。在将军的庇护下，在一批穿军衣的“移民”带领下，他们用双手在荒原上建起一座座以“右派队”命名的小村庄。有的劳动了一个时期之后，抽调到有关单位，发挥一技之长，而大多数则在基层劳动，向地球开战!
他们一路踉跄，然而他们一路都在前进。他们的遭遇和经历更为艰苦，有的已长眠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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