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土地的早年开发中，可以隐隐地听到来自祖国各地大学生的坚实的脚步声。

　　他们人数很少，不能与荣军、农建二师、铁道兵部队的众多复转军人相比，三三两两，甚至孤身一人，背着行李，来农场报到了。就象一滴水珠流人大海，无声无响。他们离开城市和学校时，也没有像青年垦荒队那样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送。然而，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垦荒队伍，举足轻重。

　　从1946年开发黑土地以来，短短十年间，先后有一批大学生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了北大荒。建国前的大学生大都是因建场急需而提前毕业、抽调来农场的。1950年，东北机械农场管理处曾组成“南下招聘团”到各大城市招聘，或到各大专院校去“聘定”应届毕业生，共235人。1951年起，全国历届高等院校毕业生则由国家统一分配来北大荒。其中有华中、西南、华南、西北等地农学院，尤以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南京农机学院、南京农学院、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吉林农业大学毕业生居多。1947年6月创建的松江省营第一农场副场长刘岑，是北平大学农学院学生。他是带枪的大学生，先是投笔从戎，继而走向荒原。同年12月创建的通北机械农场，先遣组建点不久，就派去了一名大学生，名叫朱龙飞，26岁，东北大学毕业。1948年，成立了东北政委会农业部，农业部副部长张克威曾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农学院，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畜产品制造专业毕业。当时，农业部接管了东北屯垦总局及其所属曳引(拖拉)机管理所(东北机耕大队)、铁西农具厂等单位。其中农机专业人员120人，农林牧水利气象专业380人，参加学习班，继而招聘录用。同年11月20日，张克威派出他的秘书丰年到鹤山创建机械农场。丰年挑选了六名大学毕业生组成先遣队。他们是：原奉天农业大学栾宝琛、金玉璞，原哈尔滨农大袁希震，原长春畜牧兽医大学任殿鸿、孙鲁石、高广智。

　　这是共和国诞生前大学生分配最多的机械农场了。九人的建场先遣队竟有六名是大学毕业生，知识不可谓不密集!

　　1949年2月，春节刚过，丰年带领先遣队一行9人，连同一车农机具及生活物质，踏上北去的列车。28 El，到达了鹤山车站。没有住房，他们就暂住候车室。第二天，就开始了荒原勘察工作。六名大学生中只有一人学农，另五人都是学兽医的；但是，为了开荒建场需要他们就什么都干，边干边学。3月3日，先遣队9人就在雪深三尺、荒无人烟的旷野上，支起了第一顶帐篷，并鸣枪三发，宣告农场的诞生!

　　荒原野兽成群，大学生见到狼就鸣枪。有一次，在茫茫雪地里，由于视线不清，差一点把队员当成狼，险些误伤。白天劳动一天，到晚上休息时鞋已冻在脚上脱不下来。多少天都不洗脸。穿衣而睡，生的虱子满身爬，只好夜里脱下来放在雪地里冻，冻不死就用火烤，烤得虱子叭叭响，就像炒豆子一样。做饭用的是雪化水，春天一来，雪没有了，便掏开拓团遗留下来的旧井，不料井里有两具尸骨和一些枪支，经过几次洗刷，井水仍有臭味，没有办法，在新井没挖好之前，就吃臭水度过了45天之久。这就是早年大学生的垦荒生活。

　　这个战斗集体(后来又到了40名拖拉机学员)，除栾宝琛刚过30岁，其他都在20岁上下，是一个朝气篷勃的战斗队。大伙团结的象一个人，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用，不分你我，亲如手足。开荒建场的任务是艰巨的，工作量非常大。每天都要劳动十五六个小时。由于生活苦，在当地找不到帮工。所以，做饭、赶车全是大学生自己干。当时金玉璞赶大车，孙鲁石做饭。直到新井打好了，天也转暖了，才找到做饭和赶车的帮工人员。麦收开始，第二批拖拉机学员40多人也到了，全场职工达到80多人。

　　八一建军节那天，丰年场长和大伙在活动房前合了影。他是从晋察冀边区来的，高个子，有口才，开会不管有多少人，都爱听他讲话。没有官架子，很少有人叫他场长，都亲切称呼他为丰年同志。他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当时他的爱人王娩(抗大毕业)也来农场安家了。为了让大伙安心建设农场，丰年悄悄地去把大学生的家属接到农场，一共来了六户。从此，农场有了妇女和孩子，有了新的生机，金玉璞的女儿金旭光就是那年11月生在鹤山的。

　　当年，农场开荒3万亩，播种9045亩，还盖了办公室、家属宿舍、马号、食堂，盖了十座粮库，可盛粮400吨。农机具是从沈阳带来的，有美制的万国、福特、法尔毛6台，还有从苏联进口的纳齐拖拉机10台、康拜因3台和播种机、五铧犁等。年底打了粮，人了仓，人住上了房子。这些土拉合辫房子很简陋，但在当时能住上就算是享福了。农业部杜者衡部长来农场检查工作很满意，他说：“当今社会上，除了解放军，就是你们最艰苦、最革命了，向大自然革命也是一场历史革命呵!

　　当年鹤山农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个德国人，抵不上半个大学生!”原来1949年开秋荒，考虑到生产需要，张克威副部长从哈尔滨聘请三名懂农业机械和农业生产的德国人，来到鹤山农场做技术指导。这三个德国人，一个叫斯利，原是哈尔滨市孔氏洋行的经理，会讲中国话，也懂日语和英语，来场当技术顾问。另两个是父子俩，叫老里巴特和小里巴特，来场主要帮助训练机务工人。这三人来场后，态度比较傲慢，指手划脚，生活上要求又高，要吃面包、香肠。他们对农场使用的苏联机械很反感，说苏制的拖拉机和牵引康拜因不适合在当地作业。经过一段时间，大伙反映这三个德国人没有真心诚意帮助农场开荒生产，生活上又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打发他们回哈尔滨了。

　　然而，大伙对来场的六名大学生却普遍赞扬，说他们没有一点架子，跟工人一样干，还干在头里。肚子里还真有货，诚心教，虚心学。大伙把任殿鸿(农场办公室主任)、金玉璞(经理科长)、孙鲁石(农业科副科长)、袁希震(作业区主任)四人，称为“四大弟子”，对当总农艺师的栾宝琛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袁希震是学兽医的，当时农场还没有发展畜牧业，就让他办拖拉机训练班，带领伐木队上山。他都无条件服从，而且样样干得认真。1950年冬天，他带领40多名身强力壮的伐木队员，向离场100多里地的尖山(现尖山农场)以东深山挺进。在深山野岭里，他和队员们吃住在帐篷里，与风雪为伍，以苦为荣。有一次，伐木队的粮食快尽了，为了不影响伐木任务，使队员们免受断炊之饥，年仅25岁的队长袁希震便背一支枪，深夜下山，只身一人在雪野里徒步跋涉，不怕野兽，不怕迷路，一夜行程百里，赶回场部取粮食。当人们看到他时，他就像一尊会动的雪人一样，浑身皆白，眉毛、胡茬都挂满了霜花，脚穿的毡鞋底都磨穿了，腿和胳膊都僵直了。大伙见了，都感动得落下热泪。

　　刘景龙，原奉天农业大学学生，“八•一五”光复，人东北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后随流亡学生南下，在北平等待老家解放。1949年1月31日，我解放军举行了“和平解放北平”人城仪式。24岁的刘景龙雀跃万分，知道流亡生活即将结束，要回东北参加家乡建设了。果然不久，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召集流亡在北平市的东北四大院校全体师生开会，军代表钱俊瑞告诉师生们：全国快解放了，新中国即将成立，要求东北流亡在北平的同学们参加南下工作团，或返回东北复课、参加家乡建设。结果，刘景龙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要求返回东北

　　2月20日，一列专车将刘景龙和同学们遣返东北。他们还被告知：凡东北大学和长春大学两校农学院学生，均由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接收，在原东北大学农学院旧址(沈阳市塔湾)，参加东北农业干部训练班。刘景龙从此跨人了革命队伍。班主任是一位中年妇女，名叫齐云。两个月后的一天，齐云打发通信员将刘景龙找了去，谈组织对他的工作安排阿题。刘景龙十分激动：训练班尚未结束，就提前分配他的工作了。这表明组织上对他的信任。

　　齐云说：“北满一带有一片原始荒原，亟待开发，建设国营农场。农业部决定先从你们班里提前结业四五十人，组成建场大队，赴北满选择适于建立农场的大片荒原。任务完成后，还要以你们为骨干，组建公营农场管理机构。队伍已经出发了，上午部里来电话，还需要一名学林业懂测量的毕业生。经我们研究，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样，刘景龙就从一个学林业的毕业生，跨进了农垦的大门。他的第一位上级是选荒建场大队长孙谊，这位转业军人比他还小一岁，领他上了火车，奔赴当时的选荒现场——通北机械农场。在火车上，这位年轻领导人对刘景龙说：“我是当兵出身，搞选荒建场我不懂。但我知道，干哪行都离不开技术。分配来的45人，只有5人是农艺系毕业生，而且都不懂得测量。我先让两位副大队长带队出发了，我就留下来指名要你来的。”他还向刘景龙介绍了两位副大队长的情况。一位叫赵柏，原来是农业部农产处技佐，对耕作、栽培、土壤、肥料等都在行，是原奉天农大的毕业生，如今抽他出来当副大队长，领导两个中队，负责北安、德都、海伦、安达一带的选荒勘测；另一位陈国珍，带领一个中队，负责黑龙江省西南一带(即现吉林省白城子地区)的选荒勘测。至于他自己，则带领一个中队，连同刘景龙在内，负责讷河、嫩江一带(即九三垦区)和铁力＼庆安一带(即现铁力农场)。

　　刘景龙怀着激动的心情，一边听，一边打量着这位年轻能干的大队长。心想：一场豪迈的荒地勘测事业就要开始了……但，他丝毫没想到一千就干了四十年!

　　在孙谊带领下，选荒建场大队全体队员在通北农场集合。由周光亚等农场领导人介绍建场经验，并参观农场规划雏型。

　　孙谊还特地让刘景龙向大伙讲授荒地测量和制图的基本知识和要求。大伙集体讨论并统一了方法步骤和工作要求之后，以中队为单位，奔赴各自分担的调查现场。于是，这批早年的大学生们昼夜兼程，深入渺无人烟的荒区，徒步跋涉，披荆斩棘，风餐露宿，为未来的农场搞勘探、测量、规划、设计……从一个荒区走向一个荒区。

　　这里，不妨实录一首早年流传下来的一名勘测队员写的诗篇：“捏灭晨星，踩碎晚霞，／一架仪器，两根标尺／量遍海角天涯／云离圆月，影伴残蜡／一顶帐篷，几张叠床／送走严冬酷夏……”

　　刘景龙这个中队共12人，在大队长孙谊和中队长郭回天的带领下，勘测了讷河荒区；继而乘火车来到老莱车站，步行跋涉，开始对讷嫩荒区进行踏查，从第一站、第二站……最后到第八站(即“二八洲”——日语“万里长征”的意思，现尖山农场第五队所在地)……此行收获颇大，估计可垦荒原百万亩!

　　接着，他们又从双山乘降所上火车，前往铁力县。正是“铁山包”县太爷孙绍文接待了他们，详细介绍了这片荒区的历史和自然概况。他们踏遍了北关门嘴子、王杨、田升等地成片荒原，接着进入庆安县欧根河一带，共完成40余万亩荒原调查任务。

　　当刘景龙等勘测回来，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营农场管理机构——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机械农场管理处成立了。首任领导便是原东北大学的毕业生顾绍雄。顾绍雄处长听取了四个中队选荒建场的汇报，在10多项调查成果中，首先选中了嫩江县双山荒区建立机械化农场的建议。不久，他在会上宣布成立赴双山地区筹建机械农场(即“八•一五”农场)的决定，筹建小组有三名成员：第一副场长李晓南，副场长孙谊，另一名就是刘景龙。

　　刘景龙听了，觉得意外，细一想，也就明白过来。原来自从他和孙谊在选荒建场中的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选荒任务完成回沈阳后，孙谊几乎每天都找他研究工作，并多次表示要共同干一番事业。顾绍雄在会上还专门表扬了刘景龙：“这个建场先遣队共13位同志，有刘景龙同志，还有他的爱人赵志伟，他俩是前去安家落户的，是扎根的，是去开天辟地的。希望大家都要学习他们夫妇的革命彻底精神。”

　　在热烈的掌声中，刘景龙内心顿时涌出一股暖流。然而，这位年轻大学生对黑土地的踏查并没有结束。他随李晓南、孙谊去双山创建了“八•一五”农场的翌年4月，又奉命来到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局，接受组建国营农场土地测量队的任务。他和同班毕业的同学李成烈一起，从所属农场抽调20多人，组成了这支队伍；继而分赴鹤山、通北、萨尔图、永安等农场进行了为时4个月的荒地和草原测量工作。

　　1954年8月，他又奉省农垦厅房定辰厅长之命，配合王震将军筹建铁道兵垦区的急需，赴三江平原勘测，历时3个月，踏遍了密虎宝饶荒区和完达山南北麓。1955年3月，他又奉命为新建的友谊农场，担任第二分场铺图测量小组组长，进行现场铺图任务。1956年，他又奉省土地利用管理局局长王世英之命，担任土地规划第三专业队技术指导员，对黑河荒区选建新的农场，并负责爱珲一带的地形图测量。翌年，又对红色草原、查哈阳、大西江、红五月、旭光、泰来和齐齐哈尔等农牧场进行了场界、场内土地勘测规划任务。

　　无法统计他的工作量，也无法统计他跋涉过多少山峦、河流、沼泽和荒甸。在这浩瀚的选荒建场的工作量和无数测图中间，包含着他多少艰辛、汗水和心血！

　　40年后，刘景龙老人深有感触地说：“我就这样从一个学林业的毕业生，一脚踏进农垦的大门，并且一气干了40年，没有回老家探过亲，没住过医院。每当看到早年踏查过的荒原，矗立起一个个农场。渺无人烟的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宏伟现实。我感到，这40年来的苦没白吃，汗没白流!”

　　“有女不嫁垦荒郎，日日夜夜守空房。”

　　这句／顷口溜，判定了走向荒原的大学生们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坎坷多舛。他们的爱情总是姗姗来迟，成了家也是“牛郎织女”的命。要想在早年开荒建场的大学生嘴里，掏出有关他们的爱情生活的细节，是有困难的。也许是知识分子，又年过半百或花甲了，不屑谈早年那些婆婆妈妈和卿卿我我的事。

　　幸好宁振亚并不计较这个。他讲述了坎坷的爱情生活：“我们老大学生恋爱和婚姻得坎坷，与北大荒的开发休戚相关，可歌可泣。1957年，我从农学院分配到密山裴德，报到不久，就到乌苏里江畔的虎头和大王家去搞土壤调查了。住了两、三个月帐篷。几个单身汉回来过春节，总算热闹了几天。春节一过，我们踏着冰雪，又去黑龙江畔勘查荒地——当时，铁道兵农垦局要在那里筹建勤得利农场；又住了七、八个月帐篷和马架。就象《老兵新传》电影里唱的那支歌：‘北大荒，真荒凉，鹅冠草，小叶樟，又有狍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青年人在沼泽地里转悠，一年四季连个陌生人也见不到，哪能巧遇大姑娘呀?那年，放弃了找对象的念头，把全部身心倾注在沼泽地上了。

　　“大学生想打一辈子光棍吗?不!当禁色绝欲的出家人吗?也不!我们是一群有血有肉、感情丰富、而且文化素质较高的年轻人，我们象盼阳光和黑土地一样，盼望爱情悄悄地来到自己的身边。同我从学院一起分配来的十八名同学，他们之中有六对成了恋人，工作两三年，都先后结婚了。没有对象的，也纷纷给外地的同学拉上了线，快成家啦。在老同学举行的简易婚礼上，新郎新娘幸福地介绍恋爱经过，居然请我这个‘光棍委员会’成员谈体会，谈成家打算。我只好红脸地回避，内心抵制不住又燃起爱情之火。经过几次婚礼‘取经’，我也悄悄地观察姑娘们的声容笑貌啦。

　　“在动荡的开荒建场、踏查荒原的生活里，我耳闻目睹许多成了家的大学生，不象个有家样。夫妻儿女难得团聚。文炳世两口子，结婚多年，不是男的出差，就是女的下场，中秋节也难以团聚。邹炳清结婚十多年，爱人在四川，长期分居两地，每年像牛郎织女相会一次也很难。他们的妻子临盆分娩了，男的还在遥远的交通闭塞的荒地赶不回来，只好委托邻居或亲人侍候月子。许多同志都说自己是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看到这活生生的现实，我不禁也热泪盈眶。同时，心里也在寻觅一个知音来结成终身伴侣。可是，那些年，频繁的远征勘测任务，从三江平原到呼伦贝尔草原，从北大荒到海南岛，又到大凉山区支援……使我刚刚拉起来的情丝，断了一根，又断一根。有的因书信多次没及时传递到我手里，引起对方误解而中断。有的鸿雁传书一二载，书信也有数十封，可涉及我的垦荒生涯，要求对方作一点奉献和牺牲，情丝又断了。

　　“勘测队员谈情说爱的方式也许是独特的。他(她)们没有花前月‘下的散步，没有情意缠绵的窃窃私语，他们更没有充裕时间和精力陪同自己的情人压马路、逛公园。他(她)们主要靠鸿雁传书来交换信息和沟通感情，靠两地的思念、美好而丰富的联想和遐想，来弥补实际爱情生活中的空白。就是有了难得的见面机会，他们倾诉爱慕之情，也是心直口，决，速战速决，不搞什么九曲回肠迂回战术。

　　“我过了十二年单身汉的动荡生活，饱受了艰苦岁月和政治磨难，终于，姗姗来迟的爱情突然降临到我头上。那是1968年底，‘文化革命’第三年，经一位好心的‘红娘’穿针引线，我和一位姑娘在信中相识了。她叫王秀云，比我小六岁，也是农学院的学生。我的母校老同学还当她的辅导老师。我俩都是大龄男女了。学的同一专业，干的又是同行，有许多共同语言。经过三次通信和一次见面，彼此情投意合，很快就结婚了。就像《李双双》电影里喜旺说的：是先结婚后恋爱。结婚那年，我已三十岁，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有五、六岁的孩子啦。

　　“我三十五岁那年，妻子剖腹产，生了一个女儿。1979年，我又重返农垦设计院，先后参加了洪河、二道河和鸭绿河三个现代化农场建场的土壤调查，1989年还去内蒙鄂伦春自治旗的高寒林区搞土壤普查……这样，又重度早年那种夫妻分离的生活。新婚不如久别，久别后的重聚，老夫老妻的恩爱是要胜过新婚的。成家二十年啦，妻子全力支持我的野外作业，主动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和抚育女儿的责任。她在专业上还承担繁琐的内业计算”和绘图工作，有时还要下农场或荒区执行勘测任务。” ’

　　类似这种事例，在北大荒是俯拾即是，不仅仅是大学生。为了开发黑土地，他们有的错过恋爱时机，有的中断了情丝，有的推迟了婚期，有的成了家却顾不上……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献给了黑土地。

　　1957年4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刊登一封南京农学院农学系34名应届毕业生写给高教部长蒋南翔的信： ’

　　“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参加祖国边疆的建设，去开发沉睡的处女地。在党的培养和老师的教导下，我们懂得了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志愿。我们要去边疆是一个艰苦的地方。在那里，冬天有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地区荒僻，人烟稀少，住帐篷，吃粗粮……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将带着劳动的双手去建设起荒地上的新生活，用火热的心燃烧起大地的青春。我们是祖国未来的农学家，我们立志到边疆去成家立业，干上一辈子!”

　　信寄出了，同学们一直盼着回音，议论着苏联援助的友谊农场已经建成，王震将军又带领铁道兵开进了北大荒，一批有志气的垦荒青年也在荒原上建起了集体农庄……他们越谈越兴奋，磨拳擦掌，好像马上要出发似的。

　　南京农学院这届毕业生的分配去向是江浙一带的农科所和中专学校。可是，怎么能不支持青年大学生的热烈要求呢?再说，北大荒垦区也一再要求高教部多分配一些大学生来。高教部终于决定分配南京农学院七个名额给北大荒。

　　七比三十四。名额太少了。同学们就争呀吵呀，谁都要把这艰苦而光荣的担子搁在自己肩上。终于，名单公布了：吕士恒、胡家禄、汪炎炳、宫英堤、吴枫、程余生和刘祥(刘祥后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北大荒)等七名同学被光荣批准了。

　　国庆节前夕，他们背着行李卷，带着一大摞农业技术书，登上北去的列车。路过北京，特地在天安门前的那头石狮子前合了影。一个个英姿勃发，信心满怀，仿佛在向党和人民宣誓：要在北大荒干上一辈子!

　　黑土地迎接着这批年轻大学生。他们在铁道兵农垦局报到后，就分配到所属农场了。刚创建的铁道兵农场，除了几个马架、几间草房，就是茫茫原野。农业技术员的主要任务是尽快踏查荒原，摸清它的脾性，以便上人开垦。

　　吕士恒在校是个学生党员。老家浙江东阳。高个子，黝黑的方脸盘，看上去简直就是个朴实的庄稼汉。他到八五四农场农业科报到，第三天就背上行李，带着干粮，向30里开外东大岗的荒地进军了。走着走着，一道飘垡甸子横在面前。他把一根绳子的一头捆在自己得腰上，另一头让同行的一个同志牵在手里，摸索着前进。硬是在沼泽地、野草丛生的地方探出了一条毛道，留下了第一道脚印。他们调查土质，用步量地，边走边画地形图，设想着水利工程方案，初步确定分场和生产队的建点方位。白天踏察，夜晚用帆布一挡睡觉。整整忙乎了半个月，规划搞出来了。紧接着，他们带领60多名铁道兵开进这片足有一万多亩的荒地，开始点火烧荒。

　　1957—1958两年，吕士恒和伙伴们一起踏查了10多万亩荒地，在这片荒地上建起了两个分场和十几个生产队。在渺无人烟的地方留下第一道脚印是艰辛的。但，喜悦和幸福正孕育在这艰辛之中。过去在学校书本里得到的知识，与黑土地的农业生产实践一合拍，就会升腾起无穷的力量来。当看到踏查时的地形图上，标上了分场场部和生产队(村落)的名字，他就像喝了蜜一样，心窝里甜滋滋的。

　　地开出来了，可是什么时候播种?怎样播法?种什么作物好?这些现在看来最简单的问题，可当时在铁兵们的农场里谁也回答不上。分在八五二农场实验站的王炎炳，就迈开双脚深入到附近老乡家，拜人为师，虚心请教。这位出生在浙江桐庐的大学生，渐渐地打开了从书本知识和老农经验之间的通道，了解到北大荒与南方完全不同的耔、扣、豁等耕作措施结合机耕的特点，一点一滴地积累第一手资料，指导大面积的机械化生产。

　　1960年，汪炎炳到北京开会。王震部长听说北大荒来人了，就请他到家里作客。当时，正是遭受自然灾害的严重时刻，汪炎炳心情十分不安，他向王震详细地汇报了农场生产情况，心里七上八下，生怕挨克。谁料王震深沉地说：“当前，国家有困难，我们在具体政上有许多严重缺点，有许多不是实事求是的，搞了许多不应该搞的工业，要干办不到的事，无条件的事，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是要负责任的。”接着，又勉励说：“困难关头，干部更要关心职工生活，大伙同心同德度荒年。困难是暂时的。”

　　1964年，汪炎炳被调到东北农垦总局科研所当栽培组长。七年来的生产实践，他的知识有了飞跃。他连续两年深入到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研究小麦和大豆的生长规律。1974年，他又来到友谊农场五分场八队蹲点。初春，他和生产队职工研究小麦播种措施；麦苗出土后，又共同制定田间管理办法。7月下旬，进入麦熟时节，那2400多亩小麦长得齐刷刷一阵风过，金浪滚滚。这时，上级催着开镰收割。附近生产队也热火朝天地干开了。可汪炎炳觉得还没到收割期。他沉住气，天天蹲在麦田里观察小麦成熟情况，隔天采一个样品，测千粒重。结果，抓住火候，开镰!丰产又丰收。平均亩产530斤，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千粒重达到30多克，有的竟到40克!麦粒又大又饱满，交到粮库，保管员惊喜万分。

　　1979年，汪炎炳担任了红兴隆管理局科研所耕作栽培室副主任，潜心于“土壤肥力演变

　　规律”的专题研究。他根据本地区20年的实际情况，结合美、英等国的科研成果，广泛查阅

　　资料，写出了《对国内外十几个国家少耕免耕的看法》的论文，在北方14省市高等院校耕作

　　系教材写作座谈会上获得好评。

　　程全生是个孤儿，抚养他长大的姑妈一直心疼他，想给他介绍对象，劝他回到南方工作

　　一次他回家探望，恳切地对姑妈说：“学农的离不开土地，北大荒正等待我们去开发，我要在

　　北大荒安家，干上一辈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宫英堤也频频接到福建老家兄弟的来信，每封信的主题都是“回家和“成家”。有一封信这样写道：“英堤：自从五二年你到南京上大学后，一直没回过家，我们很想念你，侄子、侄女都还没见过你这个叔叔。我们合计着给你物色了一个对象，是越剧团的，望你寄张照片来。我们还凑了500元钱，准备给你邮去作路费。”宫英堤感情的潮水激荡起来了。他怎么不想和亲人团聚，怎么不留恋山青水秀的故乡呢?但，他按捺住自己的情感，没有回头，他已经把自己的幸福和理想溶进金灿灿的小麦和黄澄澄的大豆之中去了。

　　t962年，吕士恒和一个山东支边姑娘结婚了。人们热情地向他贺喜，但也夹带着担忧。原来吕士恒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大，母子情深。那时，母亲一人在浙江老家县办工厂当工人，年过半百，视力减退，她很想儿子能回到自己身边工作，好有个照料。儿子懂得母亲的心情。他每月寄钱回家，写信开导老人，说这里工作和事业需要他。母亲退休了，他就把母亲接来。但是，体弱多病的老人不适应北方生活。一年后，吕士恒只好让自己的儿子陪同奶奶回南方生活。这些情况，让吕士恒在南京的一些老同学知道了，他们张罗着要给吕士恒联系调转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在考虑家庭困难的时候，应该更多地想到国家的困难。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大学生，只能一心想着多出力，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

　　胡家录则找了个沈阳农学院的女大学生，组成了美满幸福的家庭。并有了两个孩子，如今都是大学生了。

　　40年过去了。这六位被誉为南京农学院来的“六君子”，已经把他们的青春、汗水和他们的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块黑土地。

　　吕士恒从技术员、生产科长、农场副场长、农业处长，最后走上管理局局长的岗位。他还主编了《垦区五大作物高产栽培技术》一书。汪炎炳一直从事科研工作，曾主持《草甸土培肥技术研究》和“肥力监测”课题，他的论文曾获省科协二等奖。他们都成了高级农艺师，胡家录曾担任八五二农场副场长兼总农艺师，吴枫则担任生产科副科长，他们退休后仍发挥着余热。

　　当年只身6人，在荒原安家立业，组成了6个家庭，又播下15颗种子。孩子们又组成了家庭，有了孩子们的孩子……

　　凡是在农垦勘测设计院工作过的人，都铭记1957年9月17日这一天，犹如一个人记住自己的生日，一辈子也忘不了。当年，农垦部长王震指示：在铁道兵垦区的首府——密山县，成立农垦部荒地勘测设计院密山分院，负责三江平原的勘测设计任务，为铁道兵农场补上荒地设计这一课，也为扩建农场做好充分准备。•

　　农垦部荒地勘测设计院密山分院，终于在密山以西的裴德小镇诞生了。这是北大荒第一座勘测设计院，也是当年聚集知识分子最多的一个单位。在小镇的坎坷不平的土路上走，随便撞上一个，说不定就是大学毕业生，或是工程师。

　　设计院副院长陈林是从农垦部派来的，四十出头的河北汉子，1936年曾就读于北平朝阳大学，翌年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干校教导主任。来裴德镇前，他是农垦部规划设计处处长。陈林副院长走马上任，带了两位得力助手。一个是43岁的工程师胡运枢。他是湖南人，1942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另一个助手是1952年西北农学院毕业生李重祥。这位陕西汉子，当年还不到30岁。他在农业部工作期间，曾参加过国营农场管理局制定的《国营农场建场程序暂行办法》的起草工作，还参与了农业部主持的海南、山东(农建二师)、苏北(农建四师)、湖北、河西走廊、黄河三角洲等地区的勘测设计工作，1954年，他受农业部委派，参加了筹建友谊农场的勘测设计，与苏联专家共事100多天，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当组织上决定他来北大荒筹建设计院分院，他毫不犹豫地同妻子和两位老人一起离开首都北京，到密山县裴德镇野草丛生的破房子安家落户了。

　　这里，摘录一段史料，从中可以看出当年这群大专学生走向荒原的历史轨迹：“建院初期，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技术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和经过短期培训的高初中青年。在“边工作，边建院”的方针指导下，他(她)们放下行李、书箱，在裴德镇举行了极为简朴而庄重的建院成立大会，三天之后，便在老同志的带领下，深入荒原沼泽，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这些应届毕业生的来自：大连工学院11人，西北农学院8人，武汉水利学院23人，北京农学院19人，佳木斯农校29人……连同北京、新疆、公主岭、南京等地来的技术人员共236人，其中工程师2名，技术员50名，助理技术员42名，大专毕业实习生69名……他们来到人迹罕到的荒野；所去之处，都是蒿草齐天、河流连片、泡沼连片、野兽出没的地方。一切应用物资，均需人力背运，每人平均负重50公斤左右，重达3000斤的钻机，硬是拆卸开来，用人力扛抬到工作现场。他们为了测点、定线、查面，冒着风雪，冒着漂垡陷身、泡沼灭顶、狼熊伤人等危险，终日在荒野里穿梭，泥水里跋涉，早晚蚊子叮，浑身上下，斑斑点点，到处是伤……他们不愧是新中国共产党哺育下成长的一代青年，不愧为北大荒的尖兵。”

　　北大荒垦区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就是在这种艰苦的工作和劳动条件下，一点又一点，一线又一线地测绘出来的。这一个个点，一条条线，一幅幅测区，都深深地凝聚着这批青年学子的汗水和血水。

　　他(她)们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勇气，以忘我的献身精神，为北大荒作出了大量勘测、规划、设计成果。他(她)们踏遍了每个测区，从兴凯湖畔到黑龙江边，从兴安岭山麓到嫩江两岸，勘测荒原，选择场址，化验土壤，规划土地，设计各种水利工程和土木建筑方案……同时还支援了内蒙古锡盟和呼盟、上海崇明岛、贺兰山区、云南西双版纳、海南岛、越南民主共和国等的荒地勘测和农场设计工作。

　　跨进荒原的大学生们，一生都在圆黑土地的梦。他们一旦跨进了漠漠大荒，就渴望以自己的命运参与黑土地的命运，参与中国农业的命运，乃至参与人类建造现代化农业的命运。

　　他们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代表，其中有：1949年原东北大学农学院毕业生王明尧，毕生研究建立起一套适应机械化生产作业需要的新的农艺技术体系，创出一套“机械化综合灭草措施”。这项农艺技术体系的推广和运用，不仅解除了田间人工劳动之苦，并成功地控制了杂草对农田的危害，大大提高了作物产量。•这项适合机械化作业的防治农田杂草的农艺技术体系，历经40年而不衰，仍然是现实生产力的一个基本成份。尽管后来化学除草剂大面积使用，但在发展生态农业、推广绿色食品的生产中，它仍然是十分有效的技术措施。

　　1944年河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生谢民泽，随解放三团部分人员来到“八•一五”农场，九三机械农场试验区技术员。“耙茬播种耕作法”是他耗时最长、费力最大的一项研究。

　　“耙茬耕作法”，即不翻地、实行耙茬耕作，也能打粮食。它能提高地温，对北大荒采说极为难得的是，使土壤在夜间保持较高的温度。这一耕作法的创造和推广，震动了垦区内外，谢民泽的名字就被“谢耙茬”代替了。它标志着土壤耕作上的重大改革，’动摇了只有翻地才能增产的传统观念，打破了早年按苏联模式耕作的老框框！

　　1955年北京农业大学分配来的一对大学生，男的叫梁甲农，女的叫冯紫琅。这对年轻人同窗学习，由相识到相恋，身影相随，来到了友谊农场实验站，主要任务是引进良种，进行适应性鉴定试验，以便推广。梁甲农担任站长，主攻小麦；冯紫琅任技术员，主攻大豆。人们亲妮称为“麦豆伉俪”。他俩在北大荒开始漫长的育种生涯，历时近半个世纪。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与风雨烈日作伴，与小麦大豆为伍。梁甲农根据北大荒生产实际，引人大量育种材料，进行杂交组合，利用“南繁”缩短育种时间。他带领小麦育种组连续四年赴广东、海南进行“南繁”，培育出10多种有希望的品系：垦149、钢107、钢108、垦红5号、6号、7号、8号……冯紫琅则带领大豆育种组潜心研究，无论是播种、杂交、选育、烤种、收割，她都亲自领大伙一起干。40多年来，她主持的大豆课题组，先后育成钢201、红丰2号、3号以至4、5、6、7、8号，红丰超小粒豆一号等11个优良新品种，其中4个品种获各级科技进步奖。一个品种获中国农业博览会优质二等奖，累计推广面积1704万亩，增产13637万公斤，增加经济效益13637万元。一个品种被列为我国第一个此类出口创汇的新品种，共出口789吨，创汇31万多美元。如今，这对“麦豆伉俪”都是古稀老人了，但他俩并没有停步，依然在这场“马拉松”赛中瞄准国际同行的新起点。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主任、老教授张之一，是1952年从云南大学农学院毕业后来到北大荒的。他从祖国的西南角到东北角，一直跟土圪垃打交道，从省土地勘测队到农垦勘测设计院的土壤队，继而来到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带学生下场实习，取土，化验，分析……双手都磨出茧子了。春晖夏暑秋霜冬寒，这位终身与土坷垃的打交道的人跋山涉水，栉风沐雨，足迹踏遍了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漫无边际的冰、水、泥交融的沼泽荒草地里，留下他跋涉的身影和足迹。每当夕阳西下，气温降低，被泥水沾湿的裤子，就和腿冻结成一块，走起路来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晚上回来烤软脱下，早晨出征还得穿上湿裤子。有时在树林里过夜，地当床，草当褥，用雨布支起简易小棚，就算有了个栖身之地。

　　夏季发硬的小帆布劳动服天天湿漉漉的，常常磨破被水泡得发白的皮肤，疼痛得钻心。张之一的两条大腿内侧还遗留着疤痕。他宁愿边工作边拿树枝摇晃驱赶蚊虫，也不去戴那又闷又热的蚊帽。立足之地处处是水，中午吃饭无蹲坐之地，只好边走边吃。荒草地那又脏又锈的水，是解渴的唯一之源，腹部隐痛便经常相伴。出征归来，脸和脖子上都胖出一圈，这是蚊子的“战绩”。北大荒蚊子实在太多了，多得能将蜡火扑灭。张嘴吃饭，蚊子就抢先闯入嘴里，无奈饭和蚊子一起咽下。有人想出了一个高招，早餐饭前先点燃一堆柴火，人站在烟里吃饭。挨烟呛也比挨蚊子叮咬要好一些。

　　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老一辈拓荒者创业的篇章。张之一和伙伴们踏遍了全省66个市县和102个国营农场的片片荒原。1959年，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20年后的1979年，他又投入了历时10年的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他不顾年老体弱和自身业务繁重，积极协助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制定技术规程和土壤分类，亲自参加密山、鸡东、虎林三县土壤普查的全过程。他撰写《密山土壤》，又为《鸡东土壤》、《虎林土壤》和《牡丹江土壤》审查定稿。在50多年的实践中，他艰辛探索，努力攻关，取得了《白浆土形成机理及改良途径研究》、《三江平原地区土壤资源遥感复查》、《三江平原土壤普查》、《三江平原中低产田利用改良规划》等13项科研成果。他还参加过编写全国统编教材《土壤学》(北方本)的工作。担任《黑龙江土壤》一书的副主编。至今仍然担任教学和科研，还兼任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科技顾问和《中国之土壤》一书的编委。

　　呵，黑土地的早年大学生!他(她)们从书本走向荒原，从城市跨进黑土地，把北大荒的农业，放在纵向历史与横向世界的交叉点上，从零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未来的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