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解放战争自1947年转入战略反攻之后，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投诚、起义、被俘人员日益增多。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这些人员猛增至数十万之众。新成立的东北人民政府，特别是东北军区增添了新的艰巨任务：收容、教育、安置这批众多的国民党军投诚、起义、被俘人员……对其中一般士兵，经教育后愿参加解放军的，当即编人人民解放军参战；对自愿返家的，予以释放，并发给路费；对军官和少数伪政权官员，以及不愿参军又因家乡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家难返”者，则集中组建“解放军官教导团”，予以收容、审查、教育，并给以“出路”。“解放军官教导团”这个特殊的组织由东北军区政治部领导。然而，“解放团”创建农场，则是在荣军农场的影响下带动起来的。当年担任东北荣军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刘培植兼管“解放团”创建农场的工作。

　　1949年8月，东北军区政治部召集各“解放军官教导团”团长开会。会议由军区联络部长王央公主持，军区政委周恒传达了朱德总司令的电报指示，并宣布成立军区生产部，王央公兼任生产部部长。生产部决定各解放团要以北大荒为主要地区，各办一个机械化农场。这个任务就落在刚调生产部工作不久的董振东身上。董振东出生在山东武城县贫民家庭，26岁参加八路军，1945年8月，随同黄克诚司令员组织的“先遣军”来到东北，任牡丹江军区直属十四团团长，在山区剿匪一年多，歼灭了“中央杂牌军”，活捉了谢文东。在一次战斗中，他腿负重伤，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就调到军区生产部工作了。他领导的北满农场筹备处设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原军区政治部院内。

　　：在王央公和董振东的积极组织下，从1949年初到1951年初，一支由解放军干部(他们中间大都同董振东一样是残废荣誉军人)、警卫部队(5个团约5000人)：带领国民党部队中的被俘、投诚和起义的人员(约14000人)，先后在北大荒创建了7个“解放团”农场。

　　这是一支特殊的拓荒队伍，因为他们中间有解放军，也有大量国民党部队的被俘人员。这也是特殊的农场，要在黑土地上创建“机械化农业”，还担负着改造、教育被俘人员，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一个艰巨而细致的任务。

　　1950年春，地处松花江北的偏远煤城鹤岗，突然开来了一长列满载人民解放军的闷罐车。这批军人虽说都是一色黄棉袄，可有的佩戴“八一”帽徽和胸章，有的却没有任何标志。下车后稍事休息，军人们扛着军旗，背着背包整队出发，穿越那行人稀少的矿区，沿着那条长满茅草的荒道，迳直向北部边城萝北走去。

　　这支队伍，它的正式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解放一团。头上有“八一”帽徽、胸部有符号的是现役军人，约1700名。没有任何标志的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投诚、起义和俘虏的国民党军人3258名+其中，包括15名校级军官在内的各级军官1499名，士兵1759名。他们仍按部队编制，一律称之为“学员”。按现役军人供给制标准，均以“同学们”相称。

　　团长兼政委，名叫王世英。出生于山东省宁津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5岁起，为生活所迫，在店铺、医院当过徒工，流落两年，又返乡务农。不久，八路军抗日进驻宁津，17岁的王世英，毅然参军，先后在八路军115师津浦支队任战士、宣传员和侦察员。由于战斗英勇，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山东纵队担任保卫干事、政治特派员和军法处副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队转战东北。1947年成立“解放军官教导团”，他便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当年，他26岁，却挑了一副重担。

　　这个以原国民党军官占多数的解放团，思想相当复杂。一位国民党嫡系部队的青年军参谋长，经过长期盘算，找了个与团长王世英个别谈话的机会，悄悄地拿出一只金表、一枚金戒指，交给王世英，希望得到“特殊照顾”。王世英笑道：“看来你对共产党还是不理解。在你们眼里，黄金是命。可是，在我们共产党人心目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它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事后，王世英对现役干部、战士说：“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在战场上结束了。但是，在思想方面，远没有结束，忘记了这一点，就会打败仗。”

　　1949年冬天，王世英和副团长莫余生各带一个踏察小组，在茫茫雪原里，勘察荒原。夜晚，在鹤立区一个大车店里歇脚，王世英当即让踏察组成员把地图打开。他在地图上找到了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两江汇合的三角洲的萝北荒原，西北有小兴安岭余脉，梧桐河和都鲁河穿越其间……老乡说抗日名将赵尚志在这一带战斗过，还在附近的尚志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就坚定了开发这片荒原的信念。

　　翌日一早，他和莫余生分两路向荒原进发。大地白茫茫一片，见不到人迹和车辙，只靠指北针和固定的地貌来辨别方向。他们向荒原腹地挺进，一边跋涉一边踏察，直到次日中午在“八家于”村会合。阳光下，雪原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满世界飘洒着雪粉，纷纷扬扬，闪闪烁烁。王世英等人一鼓足气地登上了宝泉岭。抬眼远眺，山如玉簇，林披银装，甩手无边的大雪原使他们感到莫大的兴奋。王世英说道：“老莫，这片大荒原足够建个大型机械化农场了，好地方啊!”

　　建场伊始。王世英为规划宝泉岭场区，夜不能眠。他反复阅读那本介绍苏联《哥干特谷物农场》的书，联系宝泉岭自然资源的实际，规划着农场的远景。在研究场址时，他博采众议，数遍了宝泉岭十二个山头，说：“咱们就把岭西的第三个向前突出的山头做为场址。在岭前打零号基桩，从这里往南修第一条大马路。修路要棋盘式的，能并排走四辆汽车。在矩形的营房区内，要有大操场。”有人插嘴：“政委，咱们是建农场，还是修大马路?”王世英哈哈大笑：“场区中心街道要24米宽，将来农场什么样的机械化动力都有，还怕马路宽吗?”

　　宝泉岭离鹤岗市四五十里。王世英决心修一条从宝泉岭直达鹤岗的公路。他对大队于部说：“这条公路要修得笔直，一枪打不透的路!争取10月1日全团人员去鹤岗市参加国庆游行!”一枪打不透!就是要照直修，不要拐弯!

　　他调来三个大队，1000多人开山筑路，找来当过炮兵的战士，请来鹤岗矿务局的专家，对着农场方向，坚起标杆，边测量边施工。一千多名战土和学员全线摆开，住草棚，吃粗粮，镐刨筐抬，不分昼夜，突击修路。女战士也不甘落后，卫生所女指导员李月萍见缺少抬筐，就用脊背背土垡，一溜小跑，原来她就是王世英的妻子。学员们见了说：“人家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跟咱们一起干活。共产党真是动真格的!”整个工地热火朝天，生活艰苦，但干劲十足。各大队的中队长、排长多半是荣誉军人，他们同学员同样挖土抬筐，从天明干到黄昏。许多人鞋子磨破了就光脚抬筐来回跑。

　　从8月19日干到9月18日，共计31天，筑路大军削低了三座小山头，垫通了两个低谷，搭起七座桥，一条12米宽、43华里长的鹤宝公路提前筑成了。

　　当年，王世英领导大伙修建了人称“四大建筑”的鹤宝公路、俱乐部、大澡堂和梧桐河大桥，又领着大伙盖起了1300余间土坯营房。 ，

　　鹤岗市和萝北县的干部、老乡们看到一次可容纳好几百人的大澡堂，清一色的瓷砖，有暖气，又有上下水道，居然还分男、女池、盆池和淋浴，赞叹不已。

　　原先盖一栋房子需664个工，后来一个排可在4—5天建筑一栋营房。所有营房都是七间一栋，整齐划一，保暖美观。老乡见了，啧啧着嘴说：“看解放团农场盖的房子，简直是北大荒的土造洋房!”

　　那年国庆节，王世英果然实现了他的诺言。全团战士和学员们，浩浩荡荡地列队行进在自己修建的鹤宝公路上，军乐队领头，八列纵队，一路歌声，此起彼伏，“一枪也打不透”地开进了鹤岗市，与全市人民欢度了国庆佳节。

　　1950年8月，从苏联进口7台拖拉机，成立了拖拉机队。王世英让莫余生主持开犁典礼。会场设在一棵大树下，汽车车厢上用幕布围成个台子，挂起国旗和领袖像。7台崭新的拖拉机一字形摆开。全团各大队的学员代表、团直机关和宣传队干部战士参加了典礼。在军乐声中，莫余生剪了彩，机车群起动马达，一阵轰鸣，向草原驶去，黑油油的沃土从犁下翻了身……这年秋天，共开荒1315垧。

　　1951年，王世英又带领全团5000人马，修建了五栋“M”型大粮库、修配厂、粮油加工厂和托儿所。党的生日“七一”那天，架起•了电线，场区家家产户大放光明，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播出了激动人心的歌曲。

　　入冬，全团在大俱乐部里召开了建场一周年的庆祝大会。这幢俱乐部气势恢宏，正面呈金字塔状，长60米，宽28米，中间高14米。没有一砖一瓦，全部采用以木结构为主，坯墙、草盖的土办法。会场能容纳5000人集会，真是荒原建筑史的奇迹!

　　会上，王世英和莫余生向全团战土和“学员”们颁发了“建场纪念章”，并自豪宣布：当年全团收获小麦363吨，大豆3119吨，高梁64吨，玉米75吨!

　　当年，团党委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变艰苦为光荣，变荒凉为繁荣!”“变解放团为农场，变学员为场员!”学员中间广泛开展了“记功运动”，以个人建场过程中的表现记功，并以此作为转变政治身分的主要依据。在工地、地头，都设立黑板报、宣传台、光荣榜。大力宣传劳动建场光荣，记功光荣，转变政治身分光荣。

　　野火凭借风势烧到场区，眼看要烧到已经码好大垛的40万捆羊草垛。劳动成果即将毁于一旦之际，学员张松奎来不及寻找工具，便脱下衣服打火。火势难以控制，他便趴倒在地上边滚边打，扑灭大火，直到更多的人赶来，合力扑火，才保住了大草垛，而他已烧伤多处。团党委作出决定，表彰了张松奎“爱场如家”的思想和行动。同时，提前给他转变政治身分，成为农场正式的场员。

　　一个张松奎转变了身分，众多的“学员”跟了上来。1951年3月召开全团大会，王世英和莫余生等领导在军乐声中，给60余名提前转变政治身分的“学员”戴上光荣花。全团干部和战士高呼：“欢迎回到人民的行列”、“欢迎更多的学员回到人民的行列”的口号。同时，选送一批转变身份的学员去哈尔滨、佳木斯等专业学校，培养建场急需的农业、农机、畜牧等业务骨干。

　　据史料记载：截止1952年6月，解放一团转为农场，先后共有7批学员被批准转变了政治身份。全团原有3258名学员，除58名因死亡、返乡等原因外，3200名全部成为国营农场的职工。1950年首批选送佳木斯农校学习的共34名，其中学员28名(原国民党尉官23名，士兵5名)。1951年3月，为加快农场机械化，选出130名学员编人拖拉机队学习。1951——1952年，拖拉机队共培训250名学员，成为拖拉机手、康拜因手和修理工。转场后，凡是有驾驶汽车、电工、车工、财会、医务等专长的学员，根据工作需要，绝大部分安排到专业岗位。

　　解放团是改造大自然、改造人的大学校，这也是宝泉岭农场史上一个泯灭不掉的特点。历史将记载着这光辉的一页。

　　“九一七，九一七／我们永远不忘你／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我们的力量无比强大／不怕风霜雨雪／哪怕困难阻挡／大地上无尽宝藏／全靠我们来开发／听，劳动的歌声响遍田野／看，草丛中放出了一朵朵鲜花。”

　　这是解放三团的“九•一七”场歌，是为了纪念全团，特别是国民党军投诚、起义、被俘人员这一人生的重要转折，解放团团长兼政委向俊选鼓励有文艺才能的人创作了这首歌曲。它很快受到学员们的喜爱，被向俊选定名“建场歌”。每当劳动之余，在营区、工地以至闲暇或会前，都可听到学员们的歌声：

　　1949年夏天，原东北军区政治部解放二团，根据东北荣军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在驻地吉林省西安县(今辽源市)动员全团干部战士和学员，认清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积极参加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开赴北大荒建设农场。9月17日，正式宣布全团编制转建农场。团长兼政治委员向俊选亲率500余人的先遣队从西安出发，开赴当时松江省桦南县的孟家岗地区。年仅三十岁的向俊选团长，每到一地，访贫问苦，了解风俗民情。他以当地老乡回忆十几年前日本关东军血洗半截子河的悲惨情景，和土龙山农民暴动反抗侵略的英勇斗争来激励全团建设农场的斗志。

　　1950年2月，按照东北荣军委员会的指示，将解放二团，一分为二。一部分开赴汤原县；《东北日报》主管的香兰水田农场，沿用解放二团的番号。向俊选领导的大部分人员在孟家：岗创建农场为解放三团。

　　。 “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这是东北荣军工作委员会对所属解放团转建农场的建场方针。这个被称为“解放三团”全团1500多人中有国民党军投诚、起义和被俘人员1400多人，多数是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队的包括个别少将级的军官。

　　当时，全团现役军人不到100人，主要是行政干部(管理人员)和警卫部队，而且这些人中能适应农场建设所急需的人才很少。向俊选决定起用“学员”中的“能人”。正好，后勤工作的同志反映，有四名“学员”自告奋勇，在团部附近开了几亩荒地种菜，供应团直机关食堂，影响很好。他派人了解，发现领头的是原国民党军的少校军官张季高。按照当时部队内部掌握的政策，对伪军官“少校”是一个“杠”，属于重点审查和控制的对象。向俊选参加过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长期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他是深知党的政策的严肃性。为了.真正落实“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全体“学员”，共同为建设农场贡献才智和力量，他亲自去菜地，和张季高倾心交谈。接着又从知情人那里了解张季高的有关情况。

　　原来，张季高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后勤处的财务主任。这个职务，在伪军中真可谓是“有职有权”的“肥缺”。据了解他的人讲：“他没有财迷心窍”，虽是“青年得志”，不像有些国民党军官那样“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直到被俘来到解放军官教导团，仍然独身生活，“光杆一条”。最为难得的是，他的上司和同僚，多次利诱以至刁难、恐吓，但他却“我行我素”、不为所动。既已升任校官，而未申请加入国民党，是难得的一条的汉子。

　　向俊选在团党委提出任用张季高一技之长，正好团里缺会计人才。有的同志提出意见，要“慎重”。向俊选说：“爱国主义不是空的，人家实心实意的建设农场，就是爱国的表现。”他大胆地起用了张季高，并任命为团部财务室会计。

　　还有一次，听连队的同志汇报，有一位被俘的国民党上士，心术不正，善于“伪装”。向俊选追问该人的具体表现。反映是，这位叫陈昆良的“学员”，每次开会发言，差不多是一样的话：共产党伟大，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陈昆良。向俊选经过深入了解，原来陈昆良被俘时，正重病卧床不起，国民党军队溃败之际，没有人顾及这位重病号。解放军发现后，按照“不虐待俘虏”的政策，用担架把他抬到解放军的俘虏营医院治疗。病情痊愈，解放军干部征求他的意见：“愿走者发给路费，愿留者编入解放团”。当时，战争正在进行，陈昆良的家乡尚未解放，而他从这段切身经历中，深深感到人民解放军是可以信赖的部队，便坚定地表示留下。他说：“解放军救了我这条命，不是被解放军俘虏，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我真心实意地感谢共产党。”向俊选认为陈昆良说的是真心话，不是伪装，而且，本人年轻，还有一定的文化，正好农场需要在各个作业队配备统计员，便决定破格地送陈昆良去统计员培训班。回来后，作为农场的首批统计人员，转变政治身份后，又提拔为干部使用。

　　起用了两个人，带动了一大批。学员中确有专长的各方面的人才，包括农业、畜牧、机械、建筑、财会等许多专业，都有人自告奋勇，投人工作•，农场的各项建设有了很快的发展。

　　1950年春节，解放团在孟家岗庆祝建国后第一个传统节日。全团组织了一场文娱晚会，晚会上三中队根据真人真事编写一个话剧，名叫《张宝生立大功》，演出后，引起了全团的轰动。张宝生既非人民解放军勇猛杀敌的战士，也非经济战线功勋卓著的劳动模范。他是一位在辽沈战役后期被俘的国民党军队的尉官。被俘一年，政治身份还没有转变，是三区队八班的学员班长。1948年张宝生在国民党军队辽东师管区司令部当收发。沈阳解放时，他正患伤寒病。当时，所有的被俘人员都安排开赴吉林省解放军官教导团，集中审查、教育。有人劝他向解放军提出留沈阳治病，他却坚持和部队一起出发。行军途中，解放军发现他发高烧，特意安排他坐在拉行李的马车上。到西安以后，部队医院又精心地给予治疗，很快痊愈。这位33岁的国民党军官，从两种不同军队的切身相比中受到启发，加上他原来出身于湖南贫苦农民家庭，感到共产党确实比国民党好，开始丢掉对国民党的幻想，下决心跟共产党走。

　　九月下旬，解放团来到孟家岗。为了赶在上冻前住进自己的房屋，团部决定兴建拉合辫土房。时已深秋，早晚有轻霜。张宝生所在三中队的成员多是关内和南方人，一见下水和泥，心里就打怵。作为班长，张宝生每天提前上班，脱鞋赤脚下水和泥。等大家一到工地，就能往墙上拧拉合辫子，而他却在另一处浇水和泥。随着气候转寒，早晚出现霜冻。张宝生手脚开始冻裂，两手红肿。每到晚上，火烧火燎，疼得难以人睡。当时，医疗条件简陋，他只在队部抹上一点凡士林油膏，勉强地睡一宿，第二天照常工作。由于张宝生带头苦干，他所在八班以至整个三中队建房质量好，速度快，在整个解放三团起了推动作用。不到四十天，全团果然赶在上大冻之前，搬进了自己盖的房屋。之后，盘火炕，垒烟筒，搭炉灶，打烧柴，编炕席，这些过去轻视劳动的国民党军军官，用自己的行动体会了一次“劳动创造世界”的快乐。年底，按照部队的传统，开展文化活动，高高兴兴地过好建国后也是建场后的第一个春节，号召全团自编自演。三中队提出把张宝生的事迹搬上舞台，有的干部不同意。当时，工农兵刚刚占领了舞台，突然要树立一个“被俘军官”，与工农兵平起平坐，很难让人接受。但是，向俊选认为：在全团转建农场的第一仗，张宝生带了个好头，应该好好宣扬，要让所有学员都象张宝生那样，农场就会很快建成建好。向俊选力排众议，支持编演这个节目，在当时是需要胆识和魄力的。这就是向俊选，他认准了的事，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他从不畏惧。

　　舞台上站起来一个张宝生，生活中就涌现了一批“张宝生”。果然，开春之后，团里组织开荒生产，人拉犁杖，洋锹、镐头一齐上，一开始就呈现你追我赶的局面。学员陈光荣首创日开荒1.2亩的最高纪录，团里在宣传中称之为“陈铁牛”。学员黄肇武很快也突破一亩，直逼陈光荣的纪录。团里宣传了这位“黄老虎”的事迹。在“牛虎相斗”的开荒竞赛热潮的同时，又树学员贺长发为“劳动旗帜”，评出魏新仲为“模范场员”。张宝生、贺长发还破例提前转变政治身份，当年被推选出席东北荣军劳动模范大会。以后，张宝生、贺长发都被提拔为干部，在曙光农场(1952年孟家岗农场与桦南农场合并得名)的建设中多次立功受奖。

　　爱国主义啊，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人们惊奇地发现，不少曾与人民为敌的人汇集在她的伟大旗帜下，转向了人民，有的在长期的磨励后，成长为爱国者、革命者以至共产主义者，这就是她神奇力量之所在。

　　从1949年到1951年，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来自鞍山、西安(现辽源)、郑家屯、安东(刻丹东)、延吉等地的五个解放团，4000多名指战员，带领14000名国民党军队中的投诚、起义和被俘官兵，奔赴北大荒的广袤土地，先后创建成了七个机械化农场。

　　于是乎，渺无人烟的荒原上，迅速地插上了一面面垦荒大旗：

　　解放一团——宝泉岭农场!解放二团——香兰农场、铁力农场!解放三团——孟家岗农场!解放四团——笔架山农场!青干一团——二龙山农场、红星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