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

　　干部工作问题很多，有些问题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干部数量已经很大，可能多几百万到千把万，包括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就算是多三五百万，也是个大问题。而且干部队伍又是越来越大。每年从大专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至少有二十万。军队每年转业的干部有几万，最近两年还要多一点，每年有十几万。地方的同志一定要支持军队干部转业，不然，军队统统是军官，没有兵，或者一个军官带两个兵、三个兵，这样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了。军官就是有个年龄的限制，年龄大了，打起仗来爬山就爬不动。特别是当个团长，上了四十岁就不行了，跑到前线去侦察，探地形，翻雪山，就困难得很，年轻一点的才跑得动。最近从军队调一些干部出来，是有意识地抽调一部分骨干加强商业方面。这些干部，各地方必须容纳，必须分给商业部门，这是中央的决定，不能因为你们那里的干部不好安排就不接受。还有，干部总是要提拔一些新的。这几个方面加起来，每年最低限度要增加三十万左右的干部，十年就要增加三百万左右，实际上不止这个数。

　　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弄通。应该说，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可以不降低。要劝说一批同志去担任荣誉职务，比如在一个县，当个县的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省也是这样。有一部分干部可以到下面去工作，替换一些下面的干部，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待遇不降低。还有一部分完全不能工作的干部，索性就离开职务继续休养，或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地解决。

　　这次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组织工作汇报时，我提出干部能上能下，是不是可以试验一下，先从基层做起。比如，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不是一级一级的总是上，要下，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老支部书记帮助新支部书记，老生产队长帮助新生产队长。过一两年又可以选他当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相应地，在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这对干部是一个锻炼。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议过，我是第一次发表这个意见。在农村基层搞久了，也有缺点。当上一二十年的支部书记，又是“一帮子”，他的话差不多就是“圣旨”，这对于发扬民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都不利。支部书记到下面当个普通党员，生产队长到下面当个普通社员，可以看看他们当支部书记或队长的时候，工作和作风究竟怎么样，这对于发扬民主有好处。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去跟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交换一下意见，看是不是可以找些地方试一试。我个人考虑，可能是个好办法，至少没有坏处。企业里面的技术干部不能随便下放，不能让工程师去当工人，一个好的车间主任下去当普通工人也不好。首先从一部分党员行政管理干部中试行，比如厂一级干部可以下去当车间主任，当两年再说。为什么总是你领导人家，不可以被人家领导一下呀？总之，先从基层做起。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苏联怎么样，我不清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最近，刘少奇同志批评，对干部作鉴定好多年没有搞了。组织部门应该建立这方面的工作。对干部的监督，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党员干部要过党的生活。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许多高级干部完全在支部里面过党的生活，监督比较困难。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季度或者半年，可以在一个党委，一个党组，结合讨论工作，过一次党的生活，做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执行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努力不努力，坚决不坚决。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对这一部分干部采用这种形式比较好。这已经是肯定了的，现在就是做的问题。至于一般党员、干部，人人都应该经常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接受党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还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监察工作主要是监察干部，包括比较负责的干部，即使不是同级的主要干部，至少也是一些负责干部。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这样做极有好处。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

　　干部工作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部交流问题。这是中央作了决定的，现在也是执行的问题。干部交流，是自上而下的工作。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中央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中央批准。省委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省委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省委批准。干部交流不是由下面提出什么比例、数字，而是根据需要。少奇同志讲，有的不到百分之五，有的可以超过百分之五，有的可以不动。中央提出第一批干部交流的比例是不超过同等干部的百分之五。规定这个比例的意思是，不要一下子调动很多，来一个调动风，要慎重一点。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有的是这个原因，有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相熟的人搞到一块太久了，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有点新的语言，新的感觉，比较好。干部在这里呆一呆，那里呆一呆，接触的面广一些，知识也多一点。还有一种情况，不是哪一个人不合格，或者犯了错误，而是因为合作不好，形成“几套马车”。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党委，都有这样的问题。有了这样的问题，何不把他调动一下？还是担任原来的职务，换个地方就可能合得来了。有的人这里合不来，那里也合不来，多换几个地方就清楚了，总是他的毛病啦。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给各个单位、各级党委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

　　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这一次军队首先提倡干部学习，我看军委的规定是正确的。地方干部也要读点书，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要学的东西很多。学习什么，我这里不讲了，总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容多极了。

　　党校和轮训的问题，最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都在考虑。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党校和轮训分开，恐怕这个意见是对的。党校，带有经常的性质，学习时间长一点。党校还要培养理论干部，要求学员系统地读些书。轮训，则时间很短。或者把党校分成两部，一部搞经常的党校教育，一部搞轮训，教员也分开。中央党校也提出恢复过去的两部，中央还没有正式考虑，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各地方也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注意这个问题。看来，党校不经常办会受到损失。一个时期我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变过去变过来。轮训有的地方已经完成了，有的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继续进行，已经完成的可以考虑搞第二轮。第二轮不一定搞一个半月，不一定还是那些内容。比如八届十中全会的内容，也可以搞个第二轮，用十天半月或者一个星期，脱离工作，去议论一番。也可以读一读书，或者在一个时期集中议论一个什么问题。这些，中央可以考虑，地方也可以考虑。

　　轮训中，“三不”还要不要？“三不”，就是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三不”还是要。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的“三不”原则，要继续贯彻执行。过去执行“三不”有一定的缺点，就是只有那个过去挨过批评要出气的人才能出气，而过去批评过别人的人，甚至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他也不敢讲，也不能讲。只能讲这一方面的，不能讲那一方面的。既然要“三不”，就大家都来个“三不”嘛。总的来说，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造成这种空气。“三不”只是反映了“言者无罪”，四句话里面的一句，是根据一个时候的需要提出来的。完备的提法，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这四句话，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里头是有的。轮训决定中不只是“三不”，还有好多个“不”，比如小组讨论不作记录。我们还是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老实话，说错了纠正。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内不怕公开的反对派，怕搞鬼，搞阴谋。反对派总是有的，只要是公开的，就不怕。大家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就正常了。执行当中有了片面性，就改嘛。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贯彻执行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