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演习”不断
一直寻找侵略借口
“‘九一八’备战密令绝不是轻意下达的,为了达到侵占中国东北之目的,为给自己的罪恶行径找到一块‘遮羞布’日本侵略者又使出了没有借口,特意制造借口,没有事端,故意挑起事端的伎俩。这一切,早在1931年年初,已表现得尤为明显。”宋金和老人指着密令说。
为寻衅滋事,侵华日军在东北各地频繁举行各种形式、规模不等的演习,不断制造摩擦。据粗略统计,仅1931年1月至9月,日军就进行了70多次演习。行军演习、实弹演习、夜间偷袭演习、耐寒演习、飞行演习等种种针对侵占中国东北的演习不断。按照惯例,日军“越界”演习须事先通知中国方面,而关东军的这些演习都是越出“铁路附属地”界限的演习。如此明目张胆挑衅,就想为武力侵略制造可乘之机。
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练,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训练,还在沈阳附近修了三座炮台。同日,日本命令在东北各“在乡军人”集中起来,分别到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在东北的日本满铁社员也都纷纷武装起来。
9月14日到17日,日军每天都在沈阳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侵华日军不断得寸进尺,还出现了日军贴近北大营围墙,闯入北大营切断电线,向北大营实弹射击的不寻常现象。
一切不寻常的事情,都缘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的虎视眈眈,一切虎视眈眈又都缘于不可告人的目的。1929年从美国开始,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1930年经济危机风暴狂袭日本,1931年达到高潮。为摆脱经济危机,日本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独裁,在经济上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在军事上发动侵略战争,企图以武力扩大势力范围。
1930年,日本军队内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樱会成立,并得到陆相宇垣一成大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等军部高级首脑的支持。军部上层倒向法西斯,不仅意味着日本法西斯登上政治舞台,更将日本推向了进一步对外侵略的魔窟。
日本侵略者首先将魔爪伸向中国东北,紧接着便是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制造侵华氛围。1931年7月,日本侵略者在长春市西北的万宝山,挑起了中国农民和朝鲜移民的水利纠纷,煽动朝鲜国内发生大规模的排华事件,日本政府乘机大做特做“文章”,制造侵华舆论。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本部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四人,携带军用地图、测图仪器等,到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葛根庙一带探测地形,搜集军事情报,被东北屯垦军捕杀。日本借此叫嚣要“以武力解决悬案”,侵略中国东北的大幕由此快速拉开。
精心做好侵略准备
“九一八”动真格
“为了吞掉中国东北,日军可谓是煞费苦心,蓄谋已久。”宋金和老人不自觉地加重了语气。从1929年,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为中心的关东军参谋组织四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地进行侦察,暗中制订侵占东北的的作战计划。1930年,日军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畑俊六少将亲自到东北侦察地形,密谋策划发动战争。
为了将预谋变为现实,日本政府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从这组数字上便可窥其一斑。1930年度日本军费已占其总预算的28.5%。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41%。日本在不断扩大军事工业的同时,将90%以上的大中型民用工业也都做了转产军火的准备。到1931年日军总兵力已扩充到30.8万人,其中陆军17个师23万人。同时,参谋本部做出《昭和六年(1931年)度形势判断》,要求从建立一个亲日新政府、满蒙独立、占领满蒙,使之成为日本领土的三个阶段,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东北问题。
在这份充满野心的形势判断文件中,侵略部署一步步跟进、实施。
1931年4月中旬,日军参谋部调驻仙台的第二师(师长为多门二郎中将),与驻中国东北地区的第十六师换防。因为第二师由日本北方士兵组成,能适应侵略东北在寒冷地区作战。
7月1日,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日本调一个师常驻中国东北,废除驻满日军每隔两年调换一次的制度。同时,还密令独立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当月,将两门240毫米的榴弹炮等(攻城重炮)从旅顺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独立守备队第二营的兵营里。这两门重炮是分解后分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木箱里,用客车从神户运到大连。为掩人耳目,日本侵略者还挖空心思把火炮安装在事前挖好的掩体内,并进行操作训练,预先标好目标。“这些火炮后来在攻击北大营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宋金和老人说。
为确保万全,使侵略不失手,日军于7月增派了一个师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参战,并且命令驻朝鲜的日军开到图们江岸,待机行动。
8月1日,日本军部进行了异常的人事安排,非常熟悉中国东北、曾任张作霖顾问和驻华武官的本庄繁中将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主持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建川美次少将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3日,本庄繁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信中说:“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中国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7年(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日本)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4日,陆相南次郎在师团长、军司令官会议上宣称:“满蒙在国防、政治、经济上对日本的生存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当事态严重化之际,军人“应愈兴竭诚奉公”,“以期准备随时尽军人的天职。”
8月20日,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抵达旅顺,向关东军幕僚传达了军部的方针,审查了石原莞尔等人制定的作战计划。
侵华步伐不断加快,不断升级。9月3日,本庄繁向关东军高级军官训示:“今后可能发生不祥事件。我们必须认识到最后解决的时刻正在迫近。”
9月17日,在沈阳的日本军人臂缠黑纱,聚集在沈阳南站的“忠魂碑”前,叫喊着要为“帝国在满洲的权益而战”……
一切预示着侵略战火即将点燃。第二天,被载入罪恶侵略史册的“九一八”爆发。
由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近2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日军的铁蹄迅速践踏东北大片土地:19日有沈阳、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还有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帮子。20日有熊岳城。21日有吉林。22日有通辽、郑家屯、牛庄。23日有敦化、蚊河。24日有巨流河、新民。25日有洮南。仅一周的时间内,辽宁、吉林两省基本被日军占领。
于是这首寄托着无限悲愤的《松花江上》成为沦落他乡的东北人民最常唱起的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