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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极端负责是中办党员干部党性坚定不坚定的重要体现，是检验中办党员干部事业心、进取心强不强的重要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极端负责是一种人生态度，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二字，勇于求真，敢于较真，不容一丝马虎，不放一个疑点，不留一个漏洞。极端负责是一种坦荡胸怀，对事不对人，对事极端严细，对人宅心仁厚。极端负责是一种牺牲精神，是在关键时刻，在困难面前，在重担面前，在辛苦疲劳面前，甘于付出心血、智慧和汗水，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极端负责是一种优良素质，为党和人民站好岗、放好哨，必须具备高素质的能力。只有具有过硬的本领，才能独当一面、把好关口、守住阵地。极端负责是一种口碑形象，一个人靠住靠不住，让人信任不信任，主要看他能不能一以贯之地用高标准对待自己、对待工作、对待事业，能不能干出实绩、干得出彩、干得让人放心。极端负责的人，无论组织还是亲朋好友，对他的工作和做事总是放心的。口是心非、马大哈、大大咧咧、瞎忽悠的人，谁能够相信他、信服他呢？

　　怎样才能强化责任担当呢？我认为，关键是要做到“四讲”。

　　一要讲态度，做到认认真真、诚恳老实。有没有担当，首先看态度，如果态度不端正，本来就没有那个责任心，怎么会有担当呢？关于态度问题，我们要提倡两种精神：一是认认真真的精神。有了认真，难度再大的工作也能干好；没有认真，再小的问题也可能酿成大错。中办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因工作马虎出大错的事情。1964年，邓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古巴代表团访华的报告上作了两个批注：第一个批注写在第1页，“建议刘少奇同志接见”；第二个批注写在第2页，“问问主席可否接见一次”。当时机要室的值班员在看文件的时候，只看了第1页的批注，而没有看第2页，结果造成了外交工作上的被动。二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直接为党中央服务，任何时候都要说真话、报真情、办实事、求实效，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我们的本分。做到说真话、讲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就反映什么问题，即使出了问题也不要紧，关键是如实反映情况，认真加以改进，绝不能遮遮掩、弄虚作假。有的人做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明明做了，但就是不承认，瞒真情，这些问题在中办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多次说过，在中办工作一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二要讲责任，做到直面问题、迎难而上。面对繁重艰巨的“三服务”工作任务，面对纷繁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敢于正视矛盾、直面问题，做到矛盾面前不躲闪，挑战面前不畏惧，困难面前不退缩，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经得住考验。要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持底线思维，充分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想方设法把问题解决在职责范围之内，决不能推诿塞责、敷衍了事。

　　三要讲时效，做到雷厉风行、紧抓快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干工作要“案无积卷、事不过夜”。总书记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工作作风非常严谨，工作节奏也很快。报送给总书记的请示，不管多晚，即使到了夜里12点，第二天早上都能收到他的批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除了提出“三个看齐”的要求外，还提出中办工作要“适应得上、跟进得快、落实得好”。这“三句话”是我经过慎重思考，根据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工作特点、风格、节奏和要求提出的。中央的工作节奏很快，我们的一些工作还是显得太慢。因此，工作一定要讲时效。中办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快节奏，很多事情的时限要求就在那儿摆着，运转流程也在那儿转着，但如果是拖拖拉拉、慢条斯理地运转，“黄花菜都凉了”，非耽误大事不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有的地方和部门给中办提的建议就是希望提高办文办会办事效率。我们在整改时，也从方方面面想了一些改进办法，但关键还是在人。所以，大家在“三服务”工作中，要强化责任意识、效率意识，凡事定了就雷厉风行地去干，干就要优质高效地干好。

　　四要讲质量，做到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人们常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的工作要向更好努力，追求优质，追求卓越，就是要有这样的境界。我陪同总书记在机要局展览室参观时，看到周总理在1949年对机要工作的批示，印象十分深刻。周总理的批示是：“机要工作是不能有一点马虎的，错了一个字就会出毛病，一秒钟不小心，就会出岔子。所以我们不仅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且应该苟秒新、秒秒新、又秒新，要时时警惕不懈怠。”乍一看，可能有人觉得“苟秒新、秒秒新、又秒新”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但这是密码工作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对工作细之又细、慎之又慎的作风，对质量精益求精的追求，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何止是对机要密码工作的要求，中办的工作都应该这样。

　　四、提倡大奉献，坚守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曾经讲过大牺牲和小牺牲的道理，他讲道：“我们现在不少人太功利主义了，缺乏理想，缺少信仰，因为没有理想和信仰，也就不可能为理想和信仰付出牺牲。牺牲有小牺牲，有大牺牲。有的认为，我本来能经商挣大钱，但我没有经商，还在当公务员，这就是牺牲；有的认为，我不调皮不捣蛋，实实在在做自己分内的工作，这就是牺牲。不错，从一定角度讲，这也是牺牲，但作为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来讲，这只能说是最起码的，是小牺牲。共产党员应该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奋不顾身地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有理想支撑的牺牲是最高尚的牺牲，是我们应该付出的最大牺牲。我们要仰望星空，胸怀最高理想，坚定理想信念。我们还要立定脚跟，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事情，干好最现实的工作。”这次到中办调研视察，又鲜明提出大奉献和小奉献的道理，他强调，“奉献有小奉献，也有大奉献”，“中办讲奉献，就要讲这样的大奉献。没有这种精神境界，是难以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任务的，即便表面上做到了，心中也可能是不舒畅的，总觉得吃亏了、不划算了。”这番话讲得入情入理，很贴近中办党员干部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认识到位，培育和坚守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甘于奉献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必备品质，也是最基本的标准。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决定的。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产党员讲奉献，说到底就是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的基本义务。

　　当前，我们党面临的形势、肩负的任务和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党的宗旨和性质没有变，对党员讲奉献的要求不仅没有变，而且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党员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共产党员要始终做到无私奉献并不容易。现实中就有这样的现象：有的党员盲目攀比甚至追求享乐主义，不愿再奋斗和付出；有的党员在功利面前忘记了奉献，待遇稍差一点便满腹牢骚，把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有的党员做点事就张扬，多干点就抱怨，吃点苦就叫屈，有点功就显摆，提拔慢点就心理失衡，等等。这些不良现象在我们中办也不能说一点没有。

　　对中办来说，讲奉献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就是“大奉献”。中办党员干部长期直接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教育和熏陶，一直有着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奉献精神，是中办人的鲜明特质，中办是有这方面优良传统的。”这是总书记对中办人的最高奖赏。我党著名的“红色管家”熊瑾玎，就是中办人无私奉献的典范。大家可能对熊瑾玎不太了解。熊瑾玎是党中央在上海时期的财务管家，后来在南方局的新华日报担任总经理，在党内长期被称为“老板”。我们党早期会计科只有他一人，中央秘书处一度设在他家里，由于经费不足，白天他要同工商界人士周旋，晚上同夫人一起管理中央账目、接待来开会的党内同志，日夜操劳，十分辛苦。熊瑾玎经手的钱款不可胜数，但他一家始终清贫。他从1928年4月起担任中共中央的会计，以开办“福兴”商号作掩护，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址。他工作认真细致，严密周到，还开办了三个酒店和一个钱庄，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并给党筹集经费。他还和毛泽民同志经营印刷厂，秘密印刷党的报刊。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曾长期给党管家，又是秘密工作，有酒店和钱庄等作掩护点，所以有人怀疑他是特务。后来，周总理给他写了个证明材料，说熊瑾玎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由于这个证明，“文革”中他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应当说，在险恶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对党的无限忠诚，没有甘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无私奉献，要像熊瑾玎这样默默无闻地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熊瑾玎正是无数中办人无私奉献的缩影，许多老同志像熊瑾玎同志那样在中办一干就是几十年，干了一辈子，也奉献了一辈子。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丢掉。

　　什么是大奉献？我理解，大奉献首要是这个“大”字，就是要跳出“小我”“小利益”“小圈子”等各种局限，真正树立大情怀、大胸襟、大境界。所谓大情怀，就是要有以国为家的情怀，心里始终装着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所谓大胸襟，就是要有大海般的广阔胸怀，“计利当计天下利”，任何时候不囿于局部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吃得了大苦大累，受得了大委屈；所谓大境界，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经得起权力、名誉、地位等考验，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克己奉公、鞠躬尽瘁。

　　讲到大奉献，我讲讲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情。30多年前，我在石家庄地委办公室资料科工作，负责写文件、写讲话、搞调研等，行政科科长梁明月和分管我的副秘书长牛爱殷两位同志对我影响很大，至今很多场景仍历历在目。

　　梁明月同志当时负责后勤工作，地委办公室的院子比较大，梁科长每天早上6点多，拿着一把扫帚，一个人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扫就是十来年。后来，组织提拔他当地委副秘书长，一个副处级岗位。有的同志讥讽说，梁明月这个副秘书长是“扫”出来的。我当时就想，能做到十几年如一日，是很不容易的，你怎么不去扫呢！当上副秘书长后，梁明月还是坚持每天打扫院子，而且行政、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好，正如他的名字，如一轮明月高照，十分令人钦佩。

　　牛爱殷同志身患胃下垂，瘦得很，需要每天喝中药。晚上加班写材料，他爱人就把熬好的中药送过来。牛爱殷专心写材料，他爱人就把中药放在桌子上，在旁边站着等着他喝药。他总是说，写完这一段再喝，总是他爱人提醒十遍八遍，才把药喝了。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大公无私的事迹。1981年，我陪他到赞皇县调研，在下面住了一个星期。他的一个孪生儿子大概十六七岁，得了肾炎，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我们下乡的第四天，他爱人打电话来，说儿子病情加重了，是不是回家看看，我们也都劝他回家看看孩子。牛爱殷说，我又不是医生，回家干吗，还是等调研任务结束后再说。我们怎么劝他都没用。调研结束后回到家的当天晚上，他孩子就去世了。儿子去世后，我们几个人陪他去医院。医院告诉老牛，孩子的病原来治得不错，后来突然恶化了，这种病情比较特殊，能不能搞个生理解剖，供医学研究用。牛爱殷同志对他爱人说：“我同意，你同意不同意？”他爱人也表示同意。牛爱殷拿起笔来，满含泪水却毫不迟疑地在家属意见书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儿子生前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死后作生理解剖，也算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一个贡献。”然后奋笔疾书，签上了他夫妻二人的名字。当时，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医生、护士都感动得流下热泪。牛爱殷到基层调研，从不让地方安排桌餐，始终坚持到食堂排队买饭，而且自己掏钱，从来没有吃过一次宴请。一个同事有一年春节给他送去30斤大米，他把门关上不让进，最后这位同事只好把大米拿走，讲原则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是，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对谁是好人、谁是干事的，还是非常清楚的。1982年，省委考察组来考察干部，大家一致推荐他进地委班子，由副秘书长(副处级)直接进了地委班子，担任地委委员、秘书长，成了地厅级干部。

　　每每想起这些事，就好像电影回放一样，此情此景浮现在我眼前，使我心情一次次酸痛和振奋。过去我们看电视，看小说，看文艺作品，讲到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说“共产党员跟我上”，好像这是文学的描写。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中，像牛爱殷这样的好同志大有人在。

　　我家里也有一个人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那就是我的叔叔栗政通。他1937年参军，编入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当战士。我爷爷是1927年入党的党员，时任冀西特委书记，当时把我叔叔和我伯父一起送到部队参军，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参加了抗日战争，亲历了百团大战、保卫延安、南泥湾大生产、南征北返。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1949年7月10日在西北战场上的扶眉战役中，叔叔作为第1兵团第2军6师18团独立1营营长，在攻占马家山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

　　淮海战役后部队改编，叔叔再回西北战场，路过家乡时顺路探亲完婚。当时他带着一个警卫员、骑着一匹枣红大马回到了家乡。部队的首长指示，革命即将胜利了，你回家成亲后，如果愿意回部队就回来；如果不愿意回来就让警卫员回来，把那匹马留在家里。那时候也没有转业一说，给一匹马就算部队的奖励。叔叔只在家里待了十七八天，还没有度完蜜月。一天晚上，一家人都批评我叔叔，要他赶快回部队。特别是我姑姑说：“我看你是怕死哩！”叔叔听了十分生气地说：“我怕死，你到战场试一试，一颗炮弹就会把你吓死！我为了发起一次冲锋，牺牲过三个司号员，一个站起来，被敌人打中倒下，第二个、第三个都牺牲了。最后我冲上去，站在最高处吹响了冲锋号，高喊着‘不怕死的战友们，跟我冲啊！’敌人的子弹从我头上嗖嗖掠过，我怕死，你敢吗？第二天一大早，他执意要回部队，爷爷、奶奶，还有他的新婚妻子，还有我的父亲、小叔、姑姑们以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为他送行。他抱着那匹枣红大马，深深地亲吻了一口马的脸颊，便踩镫跨马，飞也似地奔驰而去。全家人呼喊着：“政通，你要回来呀！”而这一切，叔叔似乎一点都没听见、没看见，骑着他那匹骏马，连头也没有回，急速地转过了山脚，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到部队没有两个月，陕西扶眉战役打响，当时我叔叔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去攻占秦岭山脉的一个制高点，负责切断敌人逃往汉中去四川的通道，遇到敌人一个团兵力的负隅顽抗，战斗打得极其惨烈，我叔叔壮烈牺牲。随后，我军发起全线总攻时，部队的战前动员口号就是“为栗营长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