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进汶川

　　5月15日，部队接到命令，挺进汶川县的水磨乡和三江乡。水磨和三江是汶川的重要工业基地。从都江堰到水磨乡，虽然只有30多公里，但是道路堵塞。救援只有靠急行军。接到命令后，战士们立刻打点行囊。能不带的尽量不带。每个人至少要保证8瓶水。我忍痛把电脑也留在了都江堰。为了给摄像机留个地方，我还少装了几个面包，即使这样军用背包也有40斤沉。上午10点，汽车把我们送到了紫坪铺。这里是去往汶川的必经之路。紫坪铺水库在地震中遭到了严重毁坏。部队在这里集结后，就要徒步往前走了。然而，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行军。越往里走，越能感受到地震的威力，真是山崩地裂。盘山公路被撕开了十米深的大口子，路上到处是巨大的山石。汽车七扭八歪地停在了路中央。很多车辆撞在一起，还有的轿车被滚落的山石砸中。车门口留下了斑斑血迹和一些散乱的衣物。能想象出，地震来临的时候，正在公路上驶的人们，是多么的恐惧和无助。在一些危险的路段，山顶有滚落的山石，脚地下就是万丈深渊，我们只能快速通过，根本不敢停留。每个中队经过时，队长都站在对面，大声地提醒战士。刚开始走的时候，还是豪情满怀，可是越走体力越差，感到身上的背包越来越沉。下午，我体力似乎走到了极限，脚底下疼痛难忍，每走一步，脚心就疼。两条腿也没有了知觉，只能机械地向前走。旁边的尹处长脚上也起了水泡，疼得他直咧嘴。这时，我俩就不断互相鼓励，“再坚持一会，马上就到了！”如果实在挺不住了，就原地歇息，可是又不敢休息时间太长，否则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就这样，三十公里的盘山路，我们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时分，当我拖着两条腿走到了公路尽头的时候，我看到了远处的水磨镇。

　　卡房历险

　　水磨镇的工业在地震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到处是倒塌的厂房和残砖碎瓦。我们在一个废弃的厂区里短暂休整后，16日一早，接到指挥部命令，紧急挺进三江乡，因为那里还是救援的盲区。水磨乡到三江乡虽然只有十几公里，但是道路不通，我们要翻越的五座山峰，才能到那里，而且每座山都在海拔2000米以上。经过前一天的徒步急行军，大家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想到三江乡还有受灾群众等着我们去救援。所有的人都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囊。这次行军跟昨天大不相同。部队要在崇山峻岭间爬行，要穿越泥泞的山路，要直面无数的滑坡和余震。上路不到10分钟，便进入了连山坡村，这是第一个横在我面前几乎垂直的山，当我终于在战士们的帮助下爬上去之后，我真正地体会了到了什么是蜀道难。与其说是山路，根本就没有路，走在前面的20名特勤大队战士用刀劈开丛生的树木，我们紧紧地跟在后面。脚下泥泞湿滑，还有突兀的树根，不小心就会滑到，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一点都不敢溜号，紧紧地跟着前面的战士，每一脚都非常的小心，踩稳了才敢动。身上的40斤大包就像一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是，当我看到比我小十岁的战士们不光背包，还带着沉重的救援器材，我就咬牙坚持着。下午两点多，我们到了一处最危险的路段，当地人都叫卡(音qia三声)房。这里地势险要，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使得坡路的倾角将近90度，上面碎石密布。我们就要踩着这些碎石通过这里。太危险了，如果一脚下去没留神，就会随着石头滚入万丈深渊。我的身体几乎贴到了地上，两只手牢牢地抓着突出的岩石，我把摄像机开机挂在了手腕上，我想记录这危险的时刻。无法看取景器了，也不敢去看，眼睛盯着前面的人的脚，看他踩那块石头，自己才敢踩，一点点地往前挪，当时我就想，千万要盯住，别溜号，否则就完了。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我走过了这段危险地带。我的脚刚在一块大石头上站稳，突然，我就听到从地底下发出沉闷的响声，“轰轰”，脚下的石头在抖。头顶上的山石哗哗作响，有的还滚落到悬崖，“不好，是余震！”有人在喊，我一动不敢动，紧紧地趴在这块岩石上，耳边是碎石块滚落的声响，心里不停地祈祷。余震持续了一分钟，终于恢复了平静。我赶紧去看后面的省消防总队副总队长梁明和宣传处处长尹成，余震的时候，他们正在最危险的山体滑坡带上。老天保佑，他们也都安全地通过了。只见梁局长一直在摸自己的心脏。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部队立刻统计人数，143名消防官兵一个都不少。后来听说，我们翻越的山叫鹞子山，属于龙门山脉，就是当年红军爬雪山的地方。当地人都不敢走，听说我们是翻山过来的，他们都直乍舌。因为那里非常危险，更别说是在余震不断发生的时候。好在，我们都过来了。晚上7点，部队终于抵达三江乡，我们成了第一个来到这里的救援队伍。

　　猴耳洞：为了遇难者的尊严

　　三江乡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个乡镇，有4000多人口，在这次地震灾害中有11人遇难，全乡95%的房屋被毁。5月17日早晨，阿坝州常务副州长谷运龙带着一名妇女找到了我们。妇女叫曹琼芳。在这次地震中，他的叔叔遇难了。老人叫曹志州，79岁，是一名藏族同胞。家属急切地想找到亲人的遗体，希望救援队能够帮忙。梁明马上指派警务处处长曹宏、齐齐哈尔支队副支队长石家滨组织一个二十人的突击队赶赴藏族老人的遇难地——猴耳洞。猴耳洞处在中濠江湍流处，一面是不时滑落泥石的滑坡，一面是湍急的河流，加上每半小时左右就有一次五级以上的余震，救援十分艰难。地震发生后，那里一直没有人敢去。险恶程度，和我们刚刚过去的卡房路段一样，只不过脚下是大江。山石陡峭，水流湍急，特勤队长秦海山主动请缨前往探路。他背着救援绳索，小心翼翼地爬上山崖。这里昨天刚刚发生山体滑坡，土质疏松，非常危险。秦海山一边爬崖探路，一边寻找固定安全的地方。他在碎石缝里，牢牢地打进铁钎，拉上救援绳索，勉强才能通过。随后，救援人员依靠这个绳索，缓慢地越过了山体滑坡带。我跟在他们后面紧握着白色的救援绳，把摄像机挂在胸前，不敢向下看。每踩一脚，就有泥块往下滑。只听到脚下哗哗的水声。刚过了险要处，消防战士就在水渠里发现了一具遗体。曹琼芳认出了那就是自己的亲人。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我接过战士给我的口罩，上前拍摄。从老人蜷缩的姿势判断，可能是地震时被山上滑下的巨石砸成重伤，然后身亡的。战士们把遇难者随身携带的物品转交个曹琼芳。由于滑坡带过于危险，无法将老人的遗体带回到村庄，经家属同意，救援人员在猴耳洞附近选择了一个山坡，将遇难的藏族老人埋葬。人常说：入土为安。在我拍摄消防官兵埋葬藏族老人的时候，摄像机后的我流泪了，不为逝者，而是为那些给予逝者生命尊严的消防官兵。

　　经历余震

　　在四川灾区，每天大大小小的余震都有几十次，对于我来说都习以为常了。不过5月25日经历的那次余震，至今想起来我还有些后怕。从5月19日开始，当地的一些媒体就在预告，近期四川的天气要有变化，有的人还推测可能有大的余震。可是一连过了三四天，都是很平静，就放松了警惕。可是没想到强大的余震却在5月25日来临。那天下午，刚刚采访完唐家山堰塞湖的最新抢险情况，我在绵阳市一家酒店的14层急匆匆地写稿子。突然，我感觉脚下剧烈的晃动，桌子上的电脑也跟着摇晃。余震来了！我赶紧扶着墙，勉强能站稳。只听的窗外喊声一片，那种喊，不是一般的呼喊，好像是一种呼救。记者的本能，我打开随身携带的小DV，跑到窗前，可是手还是不停的晃，楼层太高，又不敢探出身去拍，取景器里只是周围晃动的建筑。怎么办，想起这么高的楼层，我心里就打怵。地震的时候，电梯肯定是不能坐了，跑楼梯间太危险，楼层还高。我听说，地震的时候如果不能尽快跑到安全的地方，原地待命是最好的办法。于是，我抱着摄像机躲在了桌子地下，一心希望余震快点结束。幸好震动只持续了大约两分钟就恢复了平静。我急忙跑到外面，只见楼前的广场上全是人，大伙还都惊魂未定。后来才知道，这次余震达到6.4级，震中就在离绵阳不远的青川，大约有8个人在这次余震中遇难，在地震中幸存的大片房屋，这次也全都震塌了。

　　唐家山堰塞湖上空

　　M26轰鸣着飞过唐家山。镜头里是残断的山峰、拥堵的河道。而我不敢相信，这底下竟然掩埋着美丽的村庄和的盘山公路。唐家山堰塞湖这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名字，如今让我铭记，因为在那里，我经历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航拍。5月26日，在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的最关键时刻，哈飞集团飞龙航空公司的M26直升机负责起吊大型机械设备。而我也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上午9点，擂鼓镇，这里是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的最前线。几十台推土机、挖沟机一字排开。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直升机，能否把这些大家伙吊到堰塞湖的大坝上，决定着抢险的成败。在擂鼓镇，除了抢险人员，剩下的就是记者，大家都想跟随M26去拍这个大新闻。可是，由于直升机的载重量有限，考虑到安全，机组的人员都不得不精简，更别说上记者拍摄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个新闻，即使再难、再危险，我也要上去！”我心里暗暗的想。于是，我先把摄像器材放到飞机里，然后一边帮着机组人员清理机舱，能减轻一份重量，就减轻一份。随着舱门被缓缓地拉上，我幸运地留在了飞机里，这时我才发现，M26偌大的机舱里，只有我和一名俄罗斯的机械师。我异常兴奋，迅速拿出了摄像机，一刻也不敢停机。

　　M26缓缓升起，与以往不同的是，起飞的时候经历了巨大的摇晃，吊挂十几吨重的挖沟机，对于M26来说，也是第一次。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飞往唐家山堰塞湖的过程中是如何的凶险。飞行条件极差，两旁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四周高压线密布，能见度低，还不时遇到强大的气流。为了能够拍到起吊的挖沟机，我把头伸出直升机窗外，可是强大的气流又把我吹了回来，眼镜也吹的不知哪去了。这时，俄罗斯机械师给我指了一下飞机底部，原来，在M26肚皮的中央开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口，那是挂吊索的地方，从那里能够看到悬挂的挖沟机和几百米的高空。我跌跌撞撞地爬过去，这个机位真是不错，就是有点危险。如果扶不稳，很容易一头载下去，飞机上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我紧紧地把摄像机卡在挂吊索的底座上，尽量不让它摇晃。一手扶着机舱的地面。就这样，我清晰地拍到了M26吊着挖沟机在唐家山堰塞湖上空飞行的画面。镜头里，挖沟机飞越千山万水，直奔唐家山堰塞湖的大坝，太壮观了！突然，我感觉到一阵头晕，难道晕机了，不能啊，M26坐了很多次从来没晕过。一下想起来了，可能是早晨没吃饭的原因，再加上飞机的摇晃和巨大的轰鸣声，才有些晕。我赶紧从摄像包里掏出块巧克力塞到嘴里，另一块巧克力送给了我旁边的俄罗斯兄弟。果然奏效，巧克力下肚，头也不晕了。就这样，我一口气拍了两本带。后来，我们制片说，以第一视角、在直升机里拍到的M26起吊挖沟机的画面，除了我们黑龙江电视台，在其他媒体里都没有看到。

　　最令我感动的一次采访

　　在灾区，每个人的内心里都藏着一个或悲伤或悲壮的故事，他们有的失去了自己最亲近的人，有的是自己的朋友或远方亲戚在地震中遇难了。采访的时候，我极力控制住自己，不要触痛他们的内心。可是每次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和被我采访的人都是泪如雨下。

　　在绵竹市委宣传部的帐篷里，一位黑龙江老乡告诉我，他们这儿有个老师救了十几个孩子，可是，自己的女儿却没有救出来，老师叫刘勇。悲痛中的刘老师能否接受我的采访吗，我试探着拨通了刘老师的电话，电话里刘老师说你们来吧。刘勇家住在绵竹市的武都镇。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吉普车沿着震后的公路蹒跚而行，沿途是一片片的废墟。见到刘勇后，他悄悄地把我们带到帐篷后面。跟我们讲述着当天救人的事情。却很少谈到自己的女儿。刘勇9岁的女儿也在武都镇中心小学的五年级，地震的时候，他的女儿也被压在了废墟里。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没有先救自己的女儿，刘勇的声音有点哽咽了。他说，他看见自己的女儿压在了门口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人经过，他相信肯定会有人救出来的，所以，他就去救埋在教学楼里面的同学，因为那些同学更危险，更需要他。可是，没想到，他的女儿到最后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呼吸。听到这里，我默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个黑瘦的四川汉子，他是那么的伟大。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教师，也许他还会在大山教一辈子的书，可是他却那么地朴实，在灾难面前，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学生，然后才是自己的女儿。

　　6月2日，我们再次来到武都镇中心小学时，那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站在废墟上，刘勇对学校的每个地方还是那么熟悉。他清晰地记得那个埋着七个学生的小洞，那根帮助学生逃生的电缆，还有他女儿被埋的地方。。。。。。就在我们结束采访准备离开的时候，刘勇老师悄悄地跟我说了他的两个没有完成的心愿。一个是想在孩子走的那天，在医院里他想多陪女儿一会，可是他一直忙着安慰其他失去孩子的家长，没有陪自己女儿。另一个就是想把孩子放在家里一天，然而家也没了，就剩下了帐篷，所以这个心愿也没实现。说完这些，刘勇深深地叹了口气。此刻，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经历使人成熟，经历使人沉默。回到哈尔滨以后，见到了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尽管每个人都想听到我更多的关于灾区的故事，可是我却更多的选择了沉默，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那里、那些人、那些事。那段时间，每天我还在顽固的搜索新闻，每一个灾区的报道，都让我如此熟悉，甚至成了我的故乡，那些人成了我的亲人，我竟然不自觉地在电视前流泪。刘勇老师现在还好吗，他所在小学复课了吗，住在临时安置点的孩子们是否还在唱那首《感恩的心》，帐篷里受伤的羌族老人病情怎么样……我真想再回去看看他们，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舒适的席梦思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浮现着灾区里的一幕一幕。闷热的帐篷、轰鸣的M26、唐家山堰塞湖大坝上的武警官兵、泥泞的山路、头上滚落的巨石、街道两旁的断壁残垣、学校操场上遗失的书包、废墟里孩子们的玩具、还有帐篷医院里那些打着绷带的伤员们…….

　　是啊，在四川灾区，连我这个做报道的记者也懂得了感恩。感谢在危险的唐家山，让我登上直升机的机组人员；感谢在唐家山堰塞湖大坝上送给我盒饭的机械师大黄兄弟；感谢在鹞子山险些滑倒，一把拽住我的尹成；感谢在我一个人采访出现场时，帮我举着摄像机的陌生人；感谢在机场帮我把片子带回来的好心的哈尔滨人。感谢在家里默默地支持着我的领导和同事们。在我感到无助的时候，是崔台和刘台打来了鼓励的电话，“立家，在那边一定要注意安全，还缺什么跟家里说…….”频道关中主任更是命令我：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汇报行踪。我深知，在灾区每一次采访都牵动着领导们的心。那是成都军区M171直升机出事的第二天，我接到了频道主任和制片人一起给我打来的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接电话了！太好了！”原来，那几天我一直坐着M26直升机去唐家山堰塞湖采访，M26、M171实在太相似了，难怪他们担心。当他们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在千里之外，他们悬着的那颗心，也终于放了下来。感谢我的领导，能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去直面灾难而不哭、历经凶险而坚强。感谢我的职业，它让我用另外的视角记录了这场灾难，作为一名龙江电视人，让黑龙江电视台的龙标出现在重大新闻事件现场，这是我的责任。三十天，尽管在我的人生中还十分短暂，可这生死考验的三十天，铸成了我整整一生都要做一名坚强且有爱心的人，一名敬业且有道德的记者，一名可赴国难即便牺牲也英勇无惧的战士，因为汶川知道，我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