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原的传说尚未广泛流传前，端午的习俗仍因袭对恶日的禁忌，以保健、避疫为主要原则。崔寔(逝于一七○)的《四民月令》记载：“是月(五月)五日可作酢；合止利黄连丸、霍乱丸；采葸耳，取蟾诸，以合创药，及东行蝼蛄”。除了治难产的缕蛄外，其余都是治下痢、中暑等夏季常见疾病的丸药。

　　应劭的《风俗通》则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命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光从“长命”、“续命”等名称看来，就可以知道，当时人是多么畏惧恶日对生命所造成的威胁。不仅在实际上制作治病的丸药，在心理防卫上，也要仰赖五彩丝来抵御那超自然，不可见的鬼魅及兵灾。

　　尽管有这些顾忌在，端午的生命力并未因之减，积极祈禳的习俗仍随处可见。周处(二四○-约二九九)的《风土记》记载晋朝新兴的端午习俗有：“采艾悬户上，踏百草、竞渡”等。悬艾固然是为了禳毒，踏百草就是后来称为“斗百草”的游戏。而被视为端午特色的竞渡习俗，也在此时出现。据宗懔(约四九八-五六五)的《荆楚岁时记》按语：“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史记》中并未确实记载屈原投江的日期，此说颢然是受了传说的影响。事实上，竞渡、祈禳。表面上是为拯救屈原而举行的竞渡，基本精神仍不脱恶日驱邪崇的本意。

　　南北朝时，端午又称为“浴兰节”，荆楚一带有采艾的习俗。采艾要在鸡未鸣以前就出发，挑选最具人形的艾草带回去挂在门上，或是用来针灸。据说这种艾草，在针灸的时候别具有疗效。一般人则将艾草扎成虎形，或是剪彩作为小虎，再粘贴艾叶于其上，在端午节时配戴。除了采艾之外，也采菖蒲来泡酒。

　　到了唐朝时，端午已成了个重要的节日，宫廷中也有种种的庆祝活动。唐朝的皇帝多在端午日赏赐臣下。王溥(九二二-九八二)的《唐会要》卷三五记载，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以御笔题字的“飞白扇”赐给长孙无忌及杨师道。他说：“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今朕各赐君飞白扇二，庶动清风以增美德”。不只是宠臣有赏，一般文武官员也各有赏赐。马缟(约十世纪中叶)的《中华古今注》记载贞观中，端午赐文官黑玳瑁腰带，武官黑银腰带。《唐书.礼乐志》也记载，天宝年间于端午节以衣、扇献于祖陵。

　　王仁裕(八八○-九五六)的《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载唐玄宗时：“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巧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行此戏”。不过，这只是豪奢人家才玩得起的游戏，一般人家在端午只能以经济实惠的扇子来应景。李淖(约八八○以后在世)的《秦中岁时记》记载：“端什前两日，东市谓之扇市，车马特盛”。溤贽(约九○四前后在世)的《云仙杂记》卷一引《金门岁节记》也说：“洛阳人家......，端午以花丝楼阁插鬓，赠遗避瘟扇。”(早期的扇子大多以蒲叶制成，由于菖蒲具有禳毒的功效，所谓的避瘟扇，或由此化而来)。

　　唐朝新兴的端午习俗，还有所谓的“五时图”。段成式(约八○三-八六三)的《酉阳杂俎》卷一记载：“北朝妇人，五日进五时图、五时花，施之帐上。”所谓“五时图”、就是在纸上画蛇、蝎、蟾蜍、蜥蜴、蜈公，也称“五毒符”。据说这五种有毒的生物只有同时存在时，才不敢互相斗争，得以和不共处。所以，挂五时图就可以防止这些毒虫作怪。

　　宋朝的端午节物，比起历代，更见精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序于一一四七年)卷八记载：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小，白团。紫苏、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

　　陈示靓(约一二二五-一二六四)的《岁时广记》卷二一引《岁时杂记》提及一种“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或带或钉门上，以禳赤口白舌，又谓之搐钱”。以及另一种“蚌粉铃”：“端五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绵，若数珠。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装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

　　宋人的巧思还不仅限于此。同样是禳毒的菖蒲及艾草，他们也会加点花样，使它的外形艺术化。吴自牧的《梦梁录》(序于一二七四年)卷三记载南宋杭州的端午：“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也有人以泥塑天师像，以艾为头，以蒜为拳，悬在门上辟邪。“天师”及“虎”是未朝端午最常出现的两种形象，因为他们的外形威猛，足以镇慑邪魔外道。同时也可看出道教对端午习俗的影响。

　　明朝以降，原本意在驱毒的五毒符，逐渐加入装饰的成分，成为妇女钗头的点缀。沉榜的《宛署杂记》(一五九三年)第十七卷记载：“妇女画蜈蚣、蛇、蝎、虎、蟾为五毒符，插钗头”。这一类的钗头饰，在清朝江南一带称之为“健人”或“豆娘”。

　　明朝在北京一地，以端午为“女儿节”。《宛署杂记》第十七卷记载：“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此俗似乎仅见于北京。

　　靠近江河的地方，则在端午举行龙舟竞渡。张岱的《陶庵梦忆》(一六四六年)卷五记“金山竞渡”：瓜州龙船一二十只，刻画龙头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彩蓬，前后旌幢绣伞，取其绚；撞钲挝鼓，取其节；艄后列军器一器，取其锷；龙头上一人足倒竖，敁其上，取其危；龙尾挂一小儿，取其险。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日画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镇江亦出。惊湍跳沫，群龙格斗，偶堕洄涡，则百捷捽，蟠委出之。金山上人团簇，隔江望之，蚁附蜂屯，蠢蠢欲动。晚则万艓齐开，两岸汨汨然而沸。

　　杨嗣昌(一五八八-一六四一)的《武陵竞渡略》详细记载了明朝沅湘一带的竞渡习俗。当地俗传竞渡是为了禳灾，因此划龙舟前要举行种种祭祀，还要聘请;巫师来作法以祈求胜利。划过龙舟后，居民会舀取龙舟中的水，加入百草用来洗澡，用意也在于辟恶。

　　西湖的龙舟则分为两种。其一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有小孩装扮各种历史、神仙人物，下层载有鼓吹手，敲锣打鼓，两傍坐着划船的水手，这种龙舟较具表演色彩。竞赛用的龙舟则绕着大龙舟周围打转，待大龙舟上拋下物件，小龙舟上的水手便下水争抢。其中以钱、鸭两物最难抢得，因为钱币入水即沉，鸭子则会四处游窜躲避。尽管历代都有在端午节捉虾蟆制药的习俗，似乎一宜要到明朝，才有朝廷的太医加入这个偏方的阵容。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一六三五年)卷二：“(五日)取蟾酥”。取蟾酥的方法是以针刺蟾两眉之间，使蟾蜍分泌白色的乳状毒液，再以竹片刮下保存。据说蟾酥可治疔疮、恶肿。

　　另一种民间辟虫的偏方则是饮菖蒲、雄黄酒。除了喝以外，也把雄黄酒在帐之上。顾禄的《清喜录》(一八三○年)卷五：“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以饮，谓之『雄黄酒』。又以余酒染小儿额及手足心，随洒墙壁间，以祛毒虫”。有的小孩子不敢喝酒，父母就会以雄黄酒在他们额上画一个“王”字，以使百毒不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