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和作风，对于每个外事工作人员都是十分重要的。我在外交战线上只做过一些具体工作，但由于我长期从事的联合国业务面对所有世界重大问题和需要处理中国同各类不同国家的关系，涉及面广，因此有机会亲耳聆听小平同志的教诲。他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坚持原则的精神、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策略思想，都使我深受启发和教育。这里，只写下几段亲身经历过的事例，以表达我对伟人的窟恩和敬煮。

　　一、坚持中国永不称霸方针

　　1974年春，中央决定小平同志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纽约，出席关于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在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而采取石油提价措施后召开的，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后，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当时，乔冠华同志率领我和其他两位同志直接到小平同志住处，请示工作。小平同志被第二次“解放”才一年，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大院里。院中有好几幢独立的小楼，小平同志就住在其中的一座。当我们步入客厅时，客厅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个旧沙发外，什么也没有，陈设非常简陋。

　　几位同志坐定后，小平同志出来和大家握手。当乔冠华同志说明党中央决定后，问小平同志身体怎样?去联合国要不要带医生?小平同志神态自如地说：“医生，早就没有了。”当时，我们大家听了，都有这样的印象：一位伟大政治家对个人生活待遇，是完全不会放在心上的。乔冠华同志再问：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小平同志只说了一句：“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小平同志60年代曾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苏共进行谈判，有着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因此，一下子就抓住要害。随后，我们就集中精力，准备这篇发言稿。代表团务虚时，觉得这篇发言除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小平同志请示后，小平同志立即首肯。然后，大家就忙着分工，起草发言初稿。初稿写成后，小平同志和大家一起，花了一整天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中午，就在讨论场所用餐，小平同志和大家一样，每人各分得一份菜饭。吃完后，靠在沙发椅上略事休息，就继续讨论。当时，小平同志已达70岁高龄，还和大家一起讨论，一点也不觉得辛苦，而且认真听取每个同志发言，还不时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这种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而是和群众一道工作的精神，大家都非常感动。会议讨论到最后气段结束语时，小平同志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我记下这几句话后，小平同志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是在其他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更显示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划清了社会主义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界限。这篇讲话在当时确实博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扬。

　　二、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1981年冬，联合国又要选举新秘书长。当时，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先生已连任两届，仍要竞选连任，而同时，参加竞选的又有多人，其中一位是中国的老朋友，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先生(后转任坦桑外长、总理，现任非统组织秘书长)。无论坦桑尼亚或萨利姆先生本人，都同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而且是非洲很有影响的国家和人物。中国支持萨利姆是毫无问题的，但在当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支持萨的可能只有中国一票，萨显然得不到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是应该支持到底?这就变成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了；因为，虽然只是投几次票，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要缜密考虑。代表团党委经过反复研究，总觉得各有利弊，难下决心，最后终于倾向：支持到底。这主要是考虑到：一、对如此友好的国家和个人，我们如果不支持到底，是显示不出我们支持的诚意的；二、西方国家候选人已经连任两届，还要继续连任。我们虽然对任何西方候选的个人和国家不抱成见，但这一职务长期受西方垄断，而第三世界国家推出的候选人难道就没有能力和资格担任?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说不过去的，何况中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才实现的，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发展中国家，在这时刻，更应该反映第三世界的愿望，站出来为他们讲话。当然，我们同时也考虑了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和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在这时，传来了北京的声音，小平同志指示：“一否到底”(支持萨到底就必须否决另一方到底)。小平同志的指示给代表团以很大的鼓舞。我们这一行动创造了一个先例：从此，联合国秘书长人选才在各大洲间轮流出人担任，而且一般不超过两届，第三世界国家候选人也可涉足这一国际组织最高职务，在此以前，是很困难的。小平同志在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前提下，有所作为的思想，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体现。

　　三、“中国绝不当头”

　　小平同志“绝不当头”的思想同“不称霸”方针是紧密关联的。他在不同时期强调这一点，又有它针对性。

　　1982年，新当选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华，小平同志同他会见。由于德奎利亚尔出任秘书长时的前述特殊背景，德在谈话中就几次提到：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领袖，“中国有特殊条件能在第三世界国家发挥领导作用”，但小平同志一再表示不同意。他指出，领袖“做不得”，“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小平同志讲话时，那种坚定而诚恳的态度，使对方感到中国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事后，德奎利亚尔一行不少人员都对我们当时在场的人表示，十分赞赏中国这种既支持第三世界，又不愿在第三世界国家头上指手划脚的立场。冷战后时期，小平同志再次强调“绝不当头”的思想，这又是从另一种国际环境下提出的重要政策考虑，是符合中国和世界实际情况的。值得每个外事工作者认真学习和领会。

　　四、争取周边地区的和平国际环境

　　1978年底，柬埔寨首都金边遭到外国军队侵占后，西哈努克亲王来到北京，准备率领柬政府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控诉外国侵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是仓促决定的。抵达的头天，黄华外长半夜打电话给我，要求写出接待方案，我们连忙赶写了报告，大意是做好接待工作，并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在纽约的活动。写好后，已经来不及逐级呈报。第二天上午，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前，看了报告，批了“大致可以”几个字。会见时，小平同志赞扬了亲王的爱国热忱，并详细分析了在联合国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应予准备的对策，指出安理会可能出现三种形势：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不论点名或不点名，通过谴责侵略的决议，但不提撤军；连谴责侵略的决议也通不过，但获得9票支持，1票反对。第一、二种情况都不可能，第三种情况虽被否决，也是有利的，因为实际是孤立了对方(根据安理会议事规则，9票为多数)。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仍对联合国和国际斗争的情况十分熟悉，特别是对安理会的议事规则也清楚，这使在场的人都十分敬佩。小平同志充分考虑了亲王的国际威望，并一再鼓励亲王以个人身份多展开会外私下接触。临行前，小平同志又一再嘱咐我们：亲王去美，中国在协助安排上，要注意住最好的旅馆，坐飞机、汽车都要符合国王身份的一流设备和服务。当时我感到：一个伟大政治家不仅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要作出正确决策，就是在关键性的具体问题上，也要考虑得十分细致。柬埔寨问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影响我国周边和平、安定形势的一个热点问题。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始终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五、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现在已是家喻户晓的事。但在70年代末，作出这样高瞻远瞩的决策自然需要有伟大的战略眼光。记得在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法权利后，根据惯例，教科文组织要将各国会费中一部分，转购书籍等物，反馈各国。就连这样一个小数目的馈赠，我们内部也有人认为，这是接受外援，是不能允许的。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对联合国只缴大量会费，但却从未接受联合国任何援助。这种情况只在1979年以后才逐渐改变，应该说这是小平同志开放政策的结果。开始时，我们还只同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京设立机构，但开发计划署是没有多少资金的，主要是提供训练人员等援助，对世界银行(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则不敢贸然同它发生关系。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我们需要大量资金，而世界银行几乎是唯一可以提供大量外国贷款的国际组织，我们终于决定恢复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0年初，当世界银行派遣以麦克纳马拉(美国前国防部长)为首的第一个代表团访华时，小平同志亲自会见，解释中国的开放政策，欢迎同世行的合作，并详细分析国际战略形势，解除他们对我们的疑虑，掀开了中国同世行关系的新的一页。迄今，世界银行已经给中国贷款280多亿美元，中国甚至成为世界银行给予贷款最多的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缺乏资金的困难。特别是国际开发协会的贷款利率很低，期限很长，对推动我国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小平同志去世了，但他的思想永存。他的外交思想的原则性、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将永远成为我国外交战线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把它学到手，才能成为共和国真正合格的外交战士，为祖国的外交事业作出更好的贡献。

　　(作者曾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等职务)

　　《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