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一年来，每当我回想起同他相识相处时的情景，他那严肃中透出亲切的面容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简洁而又深含哲理的话语似乎又回响在我的耳边，引起我对他深深的怀念。同时，长期以来我对他由衷敬佩和感激交织的心情，不断地涌上心头。

　　我初次见到邓小平同志，是1951年4月在重庆。那时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我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首席全权代表。当时，我同另外两位全权代表土登列门和桑颇·丹增顿珠以及一些工作人员从西藏昌都来北京途中经过重庆，邓小平同志接见并设宴招待了我们，还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可以说，他是我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尽管我们是在相互完全陌生的情况下见面的，但是这次最初会面，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坦诚亲切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我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消除疑虑，增加和谈成功的信心，以及后来转向革命，走上革命的道路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一直把他看作是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引路人，我对他敬佩和感激交织的心情，正是从这次见面开始的；在此我有必要简略地说明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解放西藏成为实现祖国大陆领土完整统一的最后步骤，势在必行。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商谈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当时西藏地方统治集团中以摄政达札；阿旺松绕为首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但没有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反而在帝国主义者策动下，一面扩军备战，妄想用武力抗拒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一面要派出所谓“亲善代表团”分别去向美国、英国、印度和尼泊尔等国政府“表明西藏独立的立场”，请求这些国家给西藏军事援助，支持“西藏独立”。为此，西藏地方政府召开官员大会，讨论派往各国的代表团人选。在讨论中，我曾提出，西藏同祖国内地的密切联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中国的一部分，一直受中国政府管辖，西藏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只有同中央政府商谈才能解决；至于用武力对付解放军，更是不可能取胜的。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还有美国帮助，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结果都被打败了。我们西藏没有武器，没有训练，况且广大的藏族同胞并不愿意与人民军队为敌，所以怎么可能打赢呢?只有和平谈判，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出路。应当派代表团同中央政府商谈。官员大会采纳了我的意见，在报给噶厦的陈条中写进了向中央派代表团的一条，并提出由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和堪穷土登杰布担任该代表团负责人。噶厦和摄政达札批准了这个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但是后来这个代表团的任务却被改成了同中央政府商讨所谓“西藏独立”问题，而不是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这个代表团到达印度德里后，迟迟不去北京，反而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到香港同他们商谈“西藏独立”问题。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驳和拒绝。至于派去其他国家的代表团还没有离开西藏，就收到各国政府的通知，说明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它们不便干预，不能接待西藏的代表团，更不能给西藏军事援助。在此之前，’西藏地方政府的昌都总管噶伦拉鲁·策旺多吉向噶厦呈递报告，说他的总管任期已满，要求派新的总管去接任。1950年初，西藏地方政府忽然任命我为增额噶伦兼昌都总管，要我去昌都接替拉鲁。我去昌都前向噶厦写报告，提出我去昌都不接任总管职务，而是要从昌都一路东去，寻找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请求授权给我，并发给证明。噶厦和摄政达札不同意我的请求，理由是我作为噶伦，一开始就由我出面和谈，身份太高，不大相宜，等夏格巴等同中央人民政府接上头，看情况进展如何，必要时再由我出面谈判，在此之前，命令我还是先去昌都接任总管，并且要尽快去昌都。因此，我只好于1950年6月间去昌都就任总管。我到昌都后不久，了解到由于扩军备战，将藏军主力布署在金沙江西岸一线，军需粮秣全靠老百姓支差运送，加之动员了大批民兵自带枪枝、口粮，极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苦不堪言，许多农牧民断了口粮，靠吃园根过日子，境况十分悲惨。于是，我向噶厦写了报告，反映了这些情况，提出不能继续备战了，应当尽快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我下令解散了所有动员来的民兵，要他们回家生产。但是噶厦仍然没有停止备战的意向。面对这种情况，已进到金沙江东岸准备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于1950年10月上旬发动了解放昌都的战役，于lo月19日解放了昌都镇。在人民解放军进驻昌都镇的前夕，我率领昌都总管府的官员们撤离昌都镇，在距昌都约两天路程的朱贡寺住下来，并派出两路人员去找解放军接头。这时，在昌都战役中败溃下来的藏军官兵2000多人也先后来到朱贡寺，我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等待解放军来处理。后来解放军派来的人员同我们接头，我协同他们将所有藏军士兵遣散，发给他们回家的路费，将排长以上军官连同昌都总管府官员带回昌都镇。进驻昌都的解放军主要领导人王其梅等，热情接待了我们，妥善安排了所有旧官员的生活，组织大家学习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同解放军官兵的接触，我们对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对西藏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等有所了解，亲眼看到了解放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谋利益的实际行动，大家的顾虑、怀疑大大消除了，于是我同总管府的旧属僚商议，征得王其梅等领导人同意，由我和总管府的僧俗官近40人联合签名，向西藏地方政府的掌权人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了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各种实际情况，建议尽快派人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报告中还说明，我们已同在昌都的解放军最高领导人达成协议，在双方正式谈判之前，解放军暂时停止向西藏进军。我派人将这个报告送往拉萨，过了大约1个多月，噶厦派土登列门和桑颇·丹增顿珠两个官员来到昌都，给我带来一封信和作为和平谈判的5点条件，指定我为进行和谈的主要代表，他们两人是我的助手。他们带来的5点条件的主要之点是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同意解放军进入西藏，并要求将已进入西藏辖区包括昌都和阿里地区的解放军全部撤离。要我依据这些条件告，提出按照5项条件，特别是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同意解放军进入西藏，这就根本没有谈判的基础，我无法完成谈判任务。要谈判，就必须首先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这个报告送出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噶厦的通知说，经达赖喇嘛批准，西藏地方政府派和谈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指定我为首席全权代表，其他4位全权代表是凯墨·索安旺堆、土旦旦达、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他们都作为我的助手。凯墨·索安旺堆和土旦旦达以及译员等一些工作人员从亚东出发，经印度、香港去北京，要我和已在昌都的另两位代表土登列门和桑颇·丹增顿珠带必要的随员，尽快从昌都出发赶去北京。至于谈判的条件，将由凯墨等人带去给我的内部指示，到北京交给我，由我视谈判进展情况，审时度势，相机灵活办理。这时已到了1951年3月下旬。我们做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后，在十八军民运部长平措汪阶和联络部长乐于泓陪同下，从昌都骑马到康定，从康定乘汽车到成都，于1951年4月16日从成都乘飞机到达重庆。邓小平同志很快地接见了我们，并作了长时间谈话。

　　这次谈话具有重要意义，对消除我们当时思想上的疑虑及后来谈判签订和平协议产生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小平同志首先向我们表示欢迎，之后，简要讲解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侧重谈了西藏问题。他说，西藏问题是关系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必须解决，这是不能讨论的。如何解决，可以也能够讨论、商量，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政治方式，就是和平谈判，：找出大家可以接受的合理办法。一是用军事方式，就是打仗，解放军被迫打进去。中央人民政府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早就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真心希望和平解决问题。能不能实现和平解放，不取决于中央的态度，而是取决于西藏方面是不是采取积极态度、响应中央的主张。

　　接着，小平同志诚恳地讲，在昌都打了一仗，人民解放军是迫不得已。打还是为了和平解决问题，这是有事实证明的。早在1950年5月，我们西南局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拟定一个十条，叫做十项政策，也是准备同西藏方面谈判的十项条件。这是在昌都战役以前几个月的事了。去年11月又出了布告，公开宣传，并命令要进军西藏的部队严格执行这个十条。这就足以证明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是真心诚意。可是西藏方面有人硬要用武力较量，人民解放军只好奉陪。较量的结果藏军失败了，西藏人民受了损失。不过，人民解放军虽然打赢了，但我们还是争取实现和平解放。

　　他话题一转带着欣慰的表情说，现在西藏方面终于接受了和平谈判的方式，派你们来谈判，这很好。你们的责任很重，希望你们采取积极态度，从实际出发，搞好谈判，为谈判成功做出贡献。要看到和平解放是一条光明的道路，这对广大西藏人民，对上层人士都是有好处的。我们知道西藏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很贫苦的，他们是不赞成打仗的，也经受不起战争的破坏。就是上层人士也不是都主张要打仗，听说你阿沛就不主张打仗，主张和平谈判，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这很好，是明智的，是会得到人民拥护的，应当把这种立场坚持下去。这样做，对国家，对西藏人民，对个人都是有利的。你们去北京谈判，总的方面是以已经出过布告的那个十条为基础，先给你们讲讲十条的内容，以便你们思想上有所准备。那十条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业，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愿望，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军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通过这十条，你们可以了解到中央要求西藏方面做的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条是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来，维护祖国统一；再一条是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有了这两条，我看其他问题都好商量解决。

　　听了小平同志的谈话，我们回到住处议论时，大家都感到吃了定心丸，一致认为这十条非常好，我们想的问题都有了，我们没有想到的事也写进去了，以这十条为基础进行谈判，是可以成功的。大家一路上惴惴不安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怕中央在谈判中提出自己难以接受的要求的担心基本上打消了。

　　在重庆停留的三四天内，小平同志还指示接待人员安排我们参观了一些工厂、学校，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1951年4月2b日我们从重庆乘飞机到西安，从西安乘火车于1951年4月22日到达北京。4月26日，经印度来的凯墨·索安旺堆、土旦旦达两位全权代表和工作人员到达北京。4月29日我们开始同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4位全权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经过6轮充分协商讨论的友好谈判，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的基本框架和若干重要条文都是在小平同志讲的十条基础上增减修改而成的，许多措词，几乎原文沿用了十条。这充分说明小平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拟定的十条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正确体现了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是对实现西藏和平解放的一个重大贡献。

　　1951年6月初，我从北京乘飞机经武汉到重庆，拟从重庆经成都、康定、昌都返回拉萨，同行的有土登列门和一些工作人员。我们到达重庆时，小平同志亲自率领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许多领导同志，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大会，表现出对签订和平协议的高度重视、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使我深受鼓舞和感动。

　　我们在重庆逗留期间，小平同志又同我们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他说，签订和平协议，是一件大好事，符合全国各民族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你们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立了一大功，值得庆贺。但是今后执行协议，把写在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还要进行许多工作，会遇到更多困难，还要做更大的努力。你们作为签订协议的代表，在执行协议方面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要办成一件好事、大事，总会有人反对，总会遇到困难。你们要坚定信心，去克服困难，要善于做工作，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中央和西南局一定支持你们，西南军区已命令进藏部队坚决维护协议，大力宣传协议，认真执行协议，事无大小都要严格按照协议规定去办理。因此，在执行协议的问题上，进藏部队和中央工作人员是同你们站在一起的，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遇到困难问题，可以随时同进藏部队的领导人商量，一些大事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写信，我们一定帮助你们。你们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要善于等待，等待那些持反对态度、制造麻烦的人觉悟。要看到那些暂时持反对态度的人是会转变的。因为除了执行协议没有别的路可走。反对一阵子，得不到结果，找不到出路，他们就不得不转变态度。

　　小平同志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很大的鼓舞。我当即表示一定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去办，努力做好执行协议的各项工作，遇到大的问题我会写信请示他，希望他能及时给予指示。这时，在我内心深处把小平同志看作是一位可信赖的师长和知心朋友，对他既敬佩又感激。

　　我从重庆回到昌都后，于1951年7月25日同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遣支队一起，从昌都出发前往拉萨。先遣支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十八军的副政委王其梅，部队官兵共约300多人。经过40多天艰苦行军，先遣支队于1951年9月9日进入拉萨。我到拉萨后，首先向达赖喇嘛详细汇报了在北京和平谈判的情况，解释了协议的内容，用：我亲眼所见的事实，亲耳听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及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给我所谈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情况，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帮助西藏发展进步是真心诚意的。希望达赖喇嘛能尽快表态拥护协议。同时鉴于当时有人在拉萨散布谣言，说我被中央收买丁，签订协议是出卖了西藏，所以我请求达赖喇嘛指示噶厦召开官员大会，由我们5个和谈代表向大会汇报谈判经过，解释协议内容，澄清事实真相。达赖喇嘛和噶厦同意我的请求，召开了一次没有先例的全体官员大会。在会上主要由我汇报谈判的经过，说明了我们在谈判过程中原原本本地申述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指示的谈判条件和理由，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协商讨论和争论的情况，最后在我们认为协议条文合情合理，对西藏有利的基础上才同意签订协议。有人说我被中央收买了，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在协议签订后我们离开北京回西藏时，中央给了我们包括缎子和茶叶等礼品，给我的数量比其他代表的多一些，两匹缎子和两箱茶叶，东西全在这里，难道这点东西就能收买了我吗?有人不同意协议，要给我们问罪，请大会讨论，如何处置我们都可以，我们问心无愧，但是不要无中生有，胡言乱语。我说到这里时，其他几位代表齐声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土旦旦达气愤地说，谁有能耐可以公开站出来推翻协议，不要在背后吹阴风逞英雄。现在解放军已在拉萨，可以去找他们重新谈判嘛。我们这样讲了之后，会场上发出了一片笑声。大多数人表示拥护协议，有人还提出应当表扬我们几个代表，为西藏政教事业立了大功。大会决定向噶厦上陈条拥护协议。此后，达赖喇嘛于lo月24日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表示拥护协议，执行协议。

　　事后，我给小平同志写信汇报了这些情况，小平同志及时回信给我，说这件事办得很好，很得力，这是闯过了第一关，为维护协议、执行协议开了个好头。但是要把协议的每条规定付诸实施，还会遇到新的问题和困难，要保持冷静，继续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可以继续给他写信，他一定支持和帮助我。

　　1952年初，拉萨发生了伪“人民会议”事件，极少数反动分子纠集一些不明事理的喇嘛、流氓和一些藏兵，骚乱闹事，公然提出反对和平协议，叫嚷要解放军撤出西藏。他们包围了中共西藏工委机关和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的住地，也向我的住宅开枪，企图挑起流血事件，为他们破坏协议制造借口。中共西藏工委遵照西南局和中央的指示，按照西南局报经中央批准的坚持政治解决的方针，坚持不打第一枪的原则，经过同达赖喇嘛和噶厦反复协商，由噶厦出布告宣布所谓“人民会议”为非法的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解散，由达赖喇嘛出布告下令撤销了伪“人民会议”的幕后操纵者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务，平息了这次事件。把维护协议，执行协议的工作推进了重要的一步。

　　1954年9月，我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见到了邓小平同志。这时他已调到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1952年拉萨发生的伪“人民会议”事件，是帝国主义者和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反对和破坏协议的一个大阴谋。你站在西藏工委一边，做了许多工作，达到了用政治方式妥善处理这次事件的目的，你自己也承担了风险。西藏情况很复杂，帝国主义者和分裂主义分子不会就此罢手，他们还会寻找新的机会，制造事端，进行捣乱和破坏。你既要保持警惕，又要大胆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团结大多数上层人士，要争取达赖喇嘛支持你的工作。你也要主动地尊重和支持达赖喇嘛，帮助他工作。

　　1956年11月，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大师应印度政府邀请，去印度参加纪念释迦牟尼涅檠2500年法会，并在印度各地参观访问。我也随行去了印度。我们到达印度后，达赖喇嘛立即受到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和流亡国外的极少数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他们不断地给达赖喇嘛灌输“西藏独立”思想，挑拨、鼓动达赖喇嘛留在印度“领导西藏独立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产生了政治动摇，不想回西藏；随行官员的思想也被他们搅得混乱异常，形势十分不好。后来周恩来总理利用访问印度的机会，同达赖喇嘛几次谈话，耐心教育他，讲明利害关系，劝说他返回西藏。周总理还同我们几个随行高级官员谈话，进行教育，使高级官员的思想有了转变。最后经过我们同几个分裂主义分子公开摊牌，激烈斗争，达赖喇嘛于1957年2月回到西藏。

　　1957年5月我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小平同志时，他对我说，在印度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有历史根源，也有现实原因。这是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操纵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策划分裂西藏的继续。这次他们对达赖喇嘛进行策反，达赖喇嘛本人一度发生动摇，更增加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这种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还会继续，将是长期的斗争。因为那些搞分裂的人不会就此罢休。小平同志还说，在印度期间，你同他们面对面地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很坚定，斗争很坚决，他们恨你是必然的。我听到你在印度时的处境很困难，很为你担心。你安全回来了我很高兴，在今后工作中你在坚持爱国立场，走革命道路的同时，要保持警惕，但也不要怕，中央和解放军总是支持你，也会保护你。你也要善于保护自己，办法就是争取团结更多的人，尤其要争取达赖喇嘛。团结的人越多，反对分裂的人越多，他们对你就越奈何不得，你就越安全。听着小平同志的这些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宇字句句都是实实在在的话，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是一位领导人、长者和知心朋友对我的深情关怀、爱护和支持。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出走国外。驻藏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广大人民的支援下，迅速平息了叛乱。根据中央指示，西藏实行边平叛边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在全区掀起了平叛、民主改革的群众运动。这是西藏人民自我解放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同年4月份我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小平同志，他又对我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是坏事。平叛打仗，人民群众遭受损失，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他们叛乱了，阵线分明了，许多事情比较好办了。叛乱使人民受到损失，又教育了人民，激怒了人民，人民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推翻封建农奴制度，清算叛乱罪行，清算农奴主对他们的压迫剥削。中央的政策是对叛乱和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区别对待，对叛乱了的农奴主要批判斗争，没收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分给农奴和奴隶；对没有叛乱的农奴主政治上保护过关，经济上实行赎买。对你这样坚持了爱国立场，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好事的爱国人士当然要保护，但是你自己要站在人民一边，支持民主改革运动，争取得到群众谅解，过好民主改革关。这是一大关，也是政治思想和立场的一大转变。我相信你是能够过好这一关的。

　　在西藏民主改革运动中，一些地方的工作出现了“左”的偏差，中央派工作组进行了调查。1961年初，周恩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听取了汇报。在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卞，起草了对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了稳定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发展农牧民的个体经济的指导方针。

　　1961年国庆节我见到小平同志时，他对我说，西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根本原因是广大农奴和奴隶长期遭受残酷的剥削，他们劳动生产的东西绝大部分被农奴主拿走了，自己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生产积极性起不来。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牛羊，应该让他们休养生息，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所以不要急于办合作社，更不要搞人民公社。这样有利于调动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已告诉西藏工委的同志，现在也不要急于办工业，先搞好农牧业生产，争取做到粮食产量自给有余。不能设想从内地大量运粮食进去养活工人，办工业。农牧业生产搞上去了，将来从内地每一个省搬一个工厂进去，就把西藏摆满了，很快就可以达到工业化了。

　　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完全符合西藏当时的实际情况。从那时起，我们在西藏认真贯彻执行“稳定发展”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农牧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西藏人民把从民主改革以后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的那段时间赞誉为“黄金时期”。

　　“文化大革命”中，小平同志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去向，也不敢随便打听，但是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1973年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后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时，我曾前往钓鱼台对面的一幢公寓专程去看望他。见面时我向他表示问候，他还是像过去那样乐观坦诚。他对我说：我这几年在下面过得很好，你看我的身体不是还很健康吗?我过去学过钳工，后来干革命，手艺生疏了。这几年又干钳工，还学到不少新技术，这也是一件好事。紧接着，他询问我是不是也受到了冲击。我告诉他，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红卫兵送了一张大字报要我亲自接，我接了，并表示了我要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对我进行批判斗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派飞机把我接到北京，再没有回西藏。住在北京没事干，有时我自己到住地附近的街道上去看大标语、大字报，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理我。小平同志听后哈哈大笑，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你是进了保护伞。对你这样的人是应该保护。我也是得到主席和总理保护才活下来了。送我去外地一个小地方，也是一种保护。不然，可能连命也保不住了。当他问到西藏情况如何时，我说有点乱，生产下降了。这时我看到他脸上掠过了一丝愁容，并低声说，是啊!生产下降，到处都一样，我们国家的损失太大了，这样下去如何了得。这次见面，给我极深刻的印象是，小平同志身处逆境，备受磨难之时，心里想的仍然是国家安危和人民的利益。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有关部门军管小组的一位负责人召集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开会，我也被叫去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批判邓小平同志。当时我和与会的一些人表态说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不了解，不好批判。主持会议的人一再说不批不行，一定要批。我只好表示要同邓小平同志划清界线，讲了几句空洞的批判语言，应付了过去。但是这件事老是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常常使我感到歉疚不安。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成为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心中十分高兴。有一次在首都体育馆观看大型文艺演出，小平同志、卓琳同志和我都坐在主宾席上，我挨着卓琳同志。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卓琳同志，说明为这件事我一直内心不安，感到愧疚。卓琳同志说这不能怪你，在那种气氛下你是被迫的。

　　小平同志喜爱打桥牌，而且牌艺高超，他曾多次约我去打桥牌。在一次打桥牌时，他笑着对我说：卓琳把那件事告诉了我，她说得对，那件事完全不能怪你，你是无辜的，你也是受害者，强迫你去做违心的事，也是一种迫害嘛；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的友谊长存。每次在一起打桥牌时，小平同志总是问到西藏情况，问我对西藏工作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可以随时向西藏的同志讲，也可以直接向中央讲。在1987年拉萨发生骚乱事件后，小平同志曾几次对我讲，西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我过去给你讲过这个话。1979年我给一个美国记者讲过一句话，达赖可以回来，条件只有一个——爱国。这就是说他要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其他问题都可以商谈。看来达赖不会轻易改变立场。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不管斗多长时间，关键的关键是要把西藏的工作做好，西藏越发展越进步，人民富裕起来了，达赖就越没有搞头了。

　　在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回想往事，我更加深刻地感到，从1950年中央宣布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并由小平同志为政委的西南军区选定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藏起，几十年来邓小平同志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每个关键问题上，小平同志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符合西藏实际，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推动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稳步、健康地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从邓小平同志对西藏工作的指导可以看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决定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本身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历史性决定，完全符合全党全军和全国务民族人民的一致愿望。我从亲身体验中完全拥护这一决定，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并决心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有生之年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竭尽绵薄之力，以期不辜负小平同志生前对我多次的坦诚教诲，有所告慰于小平同志在天之灵。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

　　《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