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全党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国人民处于极大的悲恸之中。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党和国家的前途引起人们极大忧虑。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代表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终于被粉碎了！

　　10月13日至17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先后召开了常委和地、盟、市及省直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传达党中央揭露“四人帮”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10月18日，中共中央通知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胜利的喜讯传达到全党全国人民。听到这一伟大胜利的消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犹如压在心头的磨盘落地，以火山爆发之势倾城欢庆。

　　从全国和黑龙江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提供了以极大牺牲为代价的历史借鉴。主要是：

　　第一，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其基本原理中，而且体现在其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发展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而在“文化大革命”实践中却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破坏了党的纯洁性；他在违背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时，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不能照抄照搬，不能搞教条主义，一定要把其阶级性原则与其科学性原则统一起来；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原则时，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发展。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马列著作中某些阐述基本原理的论点产生误解，这是我们在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上离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第二，一定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从上到下正确方面的努力和抗争而使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保持了缓慢的发展，包括某些方面的突破性进步，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离开并冲击了发展经济这一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因而从整体上阻碍、并在某些方面停滞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科技、教育、文化等社会主义事业以应有的速度和质量健康发展，特别是丧失了自20世纪70年代起的发展机遇。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第三，一定要永保党内生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左”的指导思想长期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在党的生活失常，特别是党内民主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由于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和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使人们长期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由于党内民主生活的破坏，使对这些误区持怀疑态度，并试图跳出这一误区的不同意见，难以直言。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错误不得纠正，进而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和运行中，党内没有足以加以制止和控制的力量。因此，无论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在省委班子中，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和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坚持和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一项基本工程。

　　第四，一定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遭到践踏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带有挑战性的事实，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竟能轻易地被罢官、打倒。这一起“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冤案向人们昭示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国家的民主法制平台绝不能被拆除或逾越。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一定要始终坚持，并不断健全。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那末，这个能够发展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于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进行的成功的实践经验，同时也来自于我们失败的教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这是我们国家，包括黑龙江省这段历史的一个科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