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强调党只有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根据这一精神，从1946年开始，各地迅速开展了反奸除霸、减租减息、清算分地的斗争。

　　哈尔滨是北满的第一大城市，日伪时期建立了各种反动机构，大批官匪恶霸仗势欺人，鱼肉百姓，无恶不作。针对这种情况，哈尔滨市委派出民运工作队深入到工厂、街道、学校，充分发动群众，挖出了隐藏的日伪特务曲海峰、徐小辫等人，逮捕了大恶霸汉奸姚锡九、李九鹏。1946年7月11日，哈尔滨召开10万人公审大会，控诉姚锡九、李九鹏的罪行，并将其执行枪决。齐齐哈尔等地也纷纷开展了反奸清算运动。

　　为使反奸清算顺利进行，防止扩大化，各省十分注意政策。如合江省委作出规定：对官僚资本家和封建买办资本家予以彻底清算和经济剥夺；对少数与敌伪有勾结，并有一定民愤的民族工商业者，政治上给予应有打击，经济上适当清算；对大多数工商业者，则予以保护。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还起草了《城市清算运动中应注意事项》，提出既要鼓励群众的斗争热情，又要保护城市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通过反奸清算，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黑龙江地区各省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并先后公布了减租条例、租佃条例等。

　　1946年3月20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要求把东北境内一切日伪地产的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的所有土地，立即无偿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各地按照东北局指示，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了分配敌伪土地的斗争。早在3月4日，松江省工委就发布了《关于敌产满拓、开拓、军用地处理的初步办法》，规定将满拓地、开拓地及军用地等，无偿给予无地和少地的农民。5月26日，宾县县委书记马斌(马宾)带领工作队下乡进行土改。他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首先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使群众得到经济利益；然后再启发教育农民，建立自己的武装；让农民用自己的武装保护已得到的经济利益，并进一步扩大巩固农民的权益。后来，陈云将这种工作方法概括为“经济—武装—再经济”的蝗虫政策，并在北满地区加以推广。

　　分配敌伪土地工作在合江、绥宁两省首先发动，逐步扩展到松江、黑龙江、嫩江等省，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黑龙江省分开拓地100万亩，松江省分开拓地、满拓地170万亩。分配敌伪土地工作到5月基本结束。这些土地虽然初步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还未从根本上改变。

　　为更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变革封建土地关系，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进一步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5月下旬，北满分局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立即执行中央的《五四指示》，将群众反奸清算斗争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结合起来，实行土地改革，在经济和政治上彻底摧垮封建统治。会后，各省在分配敌伪土地的基础上，普遍开展了清算分配地主土地的运动。

　　7月7日，东北局发出《关于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即《七七决议》)，指出，要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规定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创建巩固的根据地。为此，要求共产党员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下乡发动群众，把土地改革作为党的中心工作。随后东北局和各省的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到农村，带领当地干部和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嫩江省工委90%的干部下到农村。省委书记刘锡五率领工作团到讷河、嫩江等地发动群众。他们运用经济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法，把土地分给农民。黑龙江省工委共抽调1 000多名干部，组成35个工作团，深入到克东、克山、德都、北安等县农村。他们将大地主恶霸列为斗争对象，把清算内容与解决土地问题结合起来，用清算的方法达到了“土地还家”。同时，各地农会、民兵自卫队等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并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松江省的工作团在运动中，注意纠正偏差，把分地、培养积极分子、健全农会、巩固自卫队和发展党员等工作结合起来，到11月末，清算分地斗争已基本结束。绥宁省的干部则组成统一的工作团，以世环镇(今东京城)为试点开展斗争。到10月底，牡丹江地区共分地13万亩。

　　反奸清算分地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初步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一定程度地发动了群众，为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