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3年初党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中共满洲省委便受上海中央局和中共代表团的双重领导。

　　1934年以后，中共满洲省委领导成员几经变动。同年7月，中共代表团调省委书记马良到太平洋国际职工秘书处工作。10月，上海中央局派杨光华到东北，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但由于上海中央局几经破坏，引起中共代表团对上海中央局和上海中央局派往满洲省委主要领导的怀疑。1934年，中共代表团派吴平到吉东，以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整顿吉东党组织，成立吉东特委，领导吉东工作。1934年末和1935年初，中共代表团两次来电，令满洲省委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速离东北到莫斯科。省委先派组织部长刘昆赴苏，随后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宣传部长谭国甫等也奉命离开东北，省委只让省委常委、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小骆(张文烈)一人留守。这样，中共代表团实际上切断了满洲省委与各地的联系，只通过离代表团设在海参崴的交通机关较近、联系方便的吉东特委，向东北其他地区党组织发指示、转文件。1935年秋，中共代表团作出撤消满洲省委的决定，指示以四大游击区为中心组建4个省委和2个特委(实际只组成了南满、北满、吉东3个省委和哈尔滨1个特委)，领导城乡军民进行抗日斗争。1936年1月，中共代表团正式撤消满洲省委。不久，在黑龙江境内先后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特委和北满、吉东2个省委。

　　同年1月9日，哈尔滨特委建立，由中共代表团派回东北的韩守魁任特委书记。哈尔滨特委负责领导哈尔滨、奉天、大连等地城市党的工作。哈尔滨特委成立后，向各地党组织传达了抗日统一战线精神，整顿和恢复了一些党组织，并把哈尔滨市党的工委改组为市委，恢复了巴彦特支和宾县特支，新组建了依兰特支，设立了哈尔滨特支交通局。1937年4月15日，驻哈尔滨的日本宪兵队对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滨绥、滨北各铁路沿线及东北大中城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大逮捕”，致使中共哈尔滨特委及所属的党组织及东北其他各城市党的组织均遭破坏(即“四一五”事件)。

　　1936年9月，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抗联3、6军(于同年8、9月先后组成)党委在汤原县帽儿山抗联6军被服厂召开联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汤原中心县委书记白江绪，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团县委书记朱新阳，抗联3军军长赵尚志，抗联6军军长夏云杰、军部秘书长黄吟秋等。会议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成立北满临时省委。并选举产生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执委主席由赵尚志担任，常委会由冯仲云(书记)、李福林(组织部长)、张兰生(宣传部长)、白江绪(职工部长)、赵尚志、夏云杰(军事部长)和朱新阳(青年部长)组成。北满临时省委下属组织有：哈东特委、下江特委和抗联3、6军党委以及抗联9、11军党的组织。

　　中共吉东省委是在道北特委的基础上建立的。1935年9月，吉东特委书记吴平返回莫斯科向中共代表团汇报工作。行前，指定吉东特委组织部长李福德(李范五)代理吉东特委书记。1936年2月，吉东特委机关遭破坏。随后李福德在布置有关人员撤离后，即去海参崴向设在那里的中共代表团交通机关报告吉东特委被破坏的情况，后再未返回。此时已在海参崴的吴平与杨春山(达干诺夫)共同负责吉东地区(吉林的东部，现为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地区)的联络工作。经吴平和杨春山研究，决定调穆棱县委书记宋一夫任吉东特委临时书记。7月，中共代表团撤消吉东特委，决定将特委所辖地区以中东路为界分别建立道北和道南2个特委。此前于1936年3月，中共代表团还在虎饶地区饶河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下江特委(乌苏里江)。自此，吉东地区共有3个特委，均由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1937年3月14日，为进一步统一吉东地区党的组织和加强党对抗日斗争的领导，由周保中主持在方正县四道河子抗联5军后方召开吉东党的扩大会议，决定以道北特委为基础成立中共吉东省委。会议选举宋一夫、周保中、于化南、王光宇、柴世荣、李延平、陈翰章、关书范等为省委委员，宋一夫任省委书记。吉东省委下属道南特委，勃利、穆棱、密山3个县委，抗联4、5军党委和抗联8军党总支。1938年以后，下江特委、抗联7军党委亦归吉东省委领导。

　　在中共满洲省委被撤消的情况下，北满、吉东省委的成立，使北满、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继续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为保证北满、吉东的抗日军民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组织保证。

　　中共代表团怀疑中共满洲省委有奸细，并将满洲省委撤消，从后来东北的实际情况看，这是错误的。它不利于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团结统一，不利于党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集中领导，不利于党的方针和政策在东北地区的贯彻执行。加之中共代表团对东北地区工作指导上的教条主义错误，它曾给东北地区党的各项工作及整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造成困难。尤其是以此为重要原因出现的北满、吉东两省委之间以及北满党组织内部，围绕中共代表团的几个指示发生的激烈争论，给党的工作造成了相当的混乱，使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损失。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但以王明、康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应当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