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居，还是官邸？

　　乔家大院在清末到民初160年间4次扩建形成如今封闭的建筑群，主体格局在乔致庸这一代完成。某种意义上，乔致庸和他缔造的这座非比寻常的“豪宅”凸显着那个时代经济生活和政治统治的实验性。

　　这是一个皇权要面对更多新兴利益主体、思潮和民间势力挑战的时代。私人利益正蚕食着政府，帝国体制在许多方面已经无力支持以前的权势，它要逐渐向一些力量寻求恰当的妥协和合作的方式。商人是这些力量之一。

　　鸦片贸易的恶果和一场规模浩大的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将帝国推向了破产边缘，而银子则是启动另一场以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自救运动最急切的润滑剂。乔家为代表的晋商是那个时代“国贫商富”最极端的个案。《乔家大院》制片人孟凡耀说，“乔家鼎盛时期，总资产接近3000万两白银，而由于长期银路不通，当时整个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不过7000万两白银左右”。

　　一些行业权力下放到商人手中。在商业发达的山西平遥、祁县地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说：“清末平遥城墙的那次修缮工作实际上完全由商人来出资管理，参加这次工程的商号有24家，其中有7家是票号，像日升昌、蔚泰厚等都名列其中，著名的票号商人毛鸿翔也捐了纹银400两。因此，平遥商业管理监督的权力，几乎完全交给地方商人了。”

　　“乔家大院”里可以看到更多这种官商合作的印记。1862年同治初年，乔致庸第一次扩建乔家大院时，他给正在筹建北洋水师的李鸿章捐银10万两用于购置军舰一艘，李鸿章的回报，是写了一幅“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的对联赠与乔家。乔致庸把它挂在了大门楹联上。另一幅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来自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在平定西北之乱时，同样得到了乔家票号的财力支持。

　　离开这个背景，“乔家大院”在那个时代的“合法性”本身便会被怀疑。因为一座拥有6个大院、内含20个小院、有着313间房屋，占地上万平方米的民居在建筑“定制”极为严苛的制度下是绝对不被容忍的。山西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孙丽萍说，同治年间，财大气粗的平遥票号东家侯殿元修建了7间7檩的豪华住宅兼商号被人揭发，侯某仍因为修建这样超大规模的豪华宅第被视作挑战皇权而获罪。

　　乔致庸扩建乔家大院的办法，是把正堂保持在5间以内，而向高空发展，修建2层以上的广厦。最终乔家大院的堡墙高达10多米，厚3米，上面有眺阁、更楼。孙丽萍说，现在晋中保存完好且形成相当规模的祁县渠家、太谷曹家以及灵石王家这几个大院也都采用这种建筑规格。

　　对于乔家大院和其他那些商人大院来说，扩建突破旧制更直接的交换条件，是对清政府“捐输政策”的无条件支持。这种因为当年大规模削藩，弥补军饷不足，而从康熙朝开始的捐纳政令，在以后历代兵事后一开再开，而到财政窘困的清末达到顶峰。“卖官”替清政府从民间集中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军需和填补财政亏空。

　　当然，商人们也并非一开始的那么不情愿。在乔家，乔致庸是“二品补用道”，分省候补，赏戴花翎。他的次子，以二品道身候补，赏戴花翎在乔家里官品最高。三子景俨先是三品，后晋升为二品，以道员分省候补。四子景侃为四品。有了官职也才有名正言顺的官宅。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曾说过，“花钱买官，为的是结识权贵，保障家财。官一败坏，家产就倒塌，可我们的靠山，倒了这个还有那个，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意”。

　　山西晋商研究者孔祥毅称其为“官商相维”，他说，20世纪左右晋商结交官吏已经成了普遍风气。比如“蔚盛长”结交庆亲王，“百川通”结交内阁学士张之洞，协同庆结交慈禧太后的亲信李莲英，志诚信结交两广总督叶铭琛，乔家大德通的经理高钰追随督抚赵尔巽，赵调到东北，高也追随到东北，赵调回北京，高也同来，赵后来调到四川，高又跟到了四川，“大德通”几乎成了赵尔巽的账房。“高钰还与陕西巡抚端方、雁平道恩大任等一批官僚私交甚密，互相称兄道弟。为乔家拉到了很多利润极高的生意。”

　　孙丽萍说，扩建宅第的限制减少，宅院才能修建得更阔大更气派。到乔致庸三子乔景俨手里，乔家大院就更名正言顺地将东北院和西北院的过厅，也就是厅堂，修成了五间八架结构(间是指房屋的宽度，两根柱子算一间，架是指房屋的深度，屋顶内部用几根檀条就叫几架)，标明了大宅主人二品官员的身份地位。而王府的规制不过是“五间七架”。

　　“另外，房屋配件装饰上就能显示官商和民商之别，如宅屋的脊兽通常都装饰鸱吻，此物性喜远眺，尊为房屋守护神，且古人认为鸱吻属水性，安放屋顶避免火灾。鸱吻在官商和民商的宅院中形状并不相同，这几大晋商家都很明显是官商的。乔家在屋脊两端都用吻兽，是很铺张的了。但太谷曹家、灵石王家、祁县渠家都是张嘴脊兽，乔家虽捐了官，但并没有让兽张嘴，这可能也有他们的考虑，对于商人，招财进宝多多益善，闭口脊兽有财不外露之含意。”

　　“可以说，乔家成为国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乔家大院也成了第一批‘商建官邸’的代表。”孙丽萍说，而官和商的关系在以后的漫长时间成为市场社会里更持久的主题。

　　露富

　　孙丽萍说，毫无疑问，乔家大院这样规模的大院群落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山西商人整体实力的增强。

　　“由于商业的发达，像平遥和一些周边城市已经开始由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商业为主的社会转化。太谷县县志上面有一段对明朝太谷的记载，‘土瘠民贫，俗尚勤俭，慕学力田，敦厚不奢’，到了清朝的时候，由于经商发达起来了，已经是‘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士俗因富，实由于此’。”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说，“到了清末的时候，祁县就有60%的家庭有过经商的历史，一个60岁的山西商人可能在外行商40年才回家，他是肯定要把财富用在盖房子上的。”

　　晋绅刘大鹏在太谷私塾执教时记录了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故风俗奢侈为诸邑最。”光绪21年10月22日，适遇冬标之期，故“今寓此，见夫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银锭的代称)，如水之流，滔滔不断”。作者有感于富户被迫捐钱捐物一事，“嗟乎，太谷富户甚多，五百万金者一户，百万金者三四户，数十万金者数十户，数万金者则不计其数”。太原人刘大鹏的日记较杭州人徐珂的记载更详细，从中看出太谷商人的实力更强一些。

　　有雄厚财力做后盾且可以捐得官职的人，在家乡大修宅第炫耀门庭不足为奇”，孙丽萍说。乾隆、嘉庆、道光几朝，山西商人的资本如滚雪球般地膨胀，外出经商的人将大批白银转入山西，临汾一地“方其盛时，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在恰克图从事对外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乾隆年间从事对外贸易，子孙相承，历经乾隆至宣统150多年。商业发展了，家宅也随之扩建，以至于清末车辋村形成了占地200余亩规模达到20多个院落1500多间房屋的常家一条街，蔚为壮观。

　　乔致庸第一次扩建乔家大院，要求在刚进大门的地方，修筑一条80米长的大甬道，作为乔家的标志性建筑。新建的一院子后墙砖与砖的缝隙里几乎都让工匠嵌上了一枚铜墙铁壁钱，乔致庸命名的“在中堂”真正成了用“钱”垒造的宅院。“这些细节完全是出于气派，”孙丽萍说，显然有和其他晋商比富的意思在里面。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感叹像乔家大院这样的豪宅，没有经济实力绝对是出不来的。“过去叫建筑是金堆玉砌的，像晋商大宅，没有那样的财力出不来这些作品，和故宫是一个道理，第一要有经济基础，没有钱修不了，第二要有好的建筑材料，没有钱买不到，第三有很高技术的建筑工匠，雕刻、绘画、彩画。”

　　乔家当年的伙计王俊今年90岁，是现在仍然住在乔家堡而亲历过乔家盛世的老人，他仍然把自己看作“乔家人”，他回忆说，给乔家修房子的泥工们都来自附近村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常年住在乔家，因为乔家大院随时都有繁重的维修任务。大院的扩建也由这些人完成，不过，给乔家烧砖的砖窑是专门的，乔家的砖要烧9天时间。

　　王俊说着难懂的地方话，但说起乔家，他显得精神十足。他说他看过乔家大院新院的修建，垒砌砖料全部是用最考究的办法，所有露明砖的表面都要依次用砂石和细砖打磨光平，并用竹板抠抿灰缝，灰缝平齐程度很严格。乔家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无论厢房还是正房，是楼房还是平房，双坡顶不多。由于都采用单坡项，才使外墙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说：“平顶原来是一种省钱的建筑形式，我们这里的老房子都这样盖，但是乔家的平房顶上要铺砌方砖，这种砖是专门用石灰、米汤、蜂蜜相拌的‘三合土’，永远不会漏，顶上有人走动，房里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扩建

　　“乔家大院依照传统的叫法，北面3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3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南北6个大院的称谓，表现了乔家大院中各个院落的建筑顺序。”祁县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正前说，清乾隆年间，乔家堡的街巷布局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乔家大院大门到西端祠堂的甬道位置当年是一条街，东北院与西北院正院之间是一条巷，街巷交成十字路口，“乔家大院老宅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偏东处建的，嘉庆初年(1976年)，乔贵发的3个儿子分家析产，老三乔全美在老院的西面，也就是十字路口东北角买了地皮，起建筒楼院，又重新翻修了东面的老宅，成为楼院的偏院。现在普遍把这里认为是现在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是东北院”。

　　王正前说，一些规矩是在老宅的时候就定好的。比如，虽然大院中南北两排院落相对，它们的院门却没有一对是两两相对的，都错开一些，这是因为传统风水术认为院门与院门相对，会引入“煞气”。每间四合院的正房必须是单数，如果地面只够盖4间，那就得“四破五”，盖成3间标准正房，两边各盖半间耳房。正房是父母长辈的居处，东厢住着哥哥，西厢住着弟弟，这叫“兄东弟西”，小姐则被安置在隐秘的绣楼之上。“整个房子西高东低，宅中人迈出大门必朝西行，如此就能体现人往高处走的设想，实现步步登高的愿望。乔家大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时，地平线逐一抬高，至最尽头的正屋，还要上几级。特别是山西这个多山之地，依山势建造住宅，更迎合了风水谶语‘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

　　建筑中同样隐含着秩序。王正前说，东家居处的台阶最常见的为三级，蕴含着“连升三级”的吉祥语。账房先生居室门前，通常只有一两级台阶。偏房是给仆人住的，是没有台阶的，因为只有主人可以拾阶而上步步登高，佣人是不能有这样的权利的。

　　分家析产沿袭着一定的规矩:长兄住在东房就分东屋，弟弟住在西房就分西屋。王正前说，“所以，乔全美分的是当时的西房，乔家另一支分在东边后来叫‘保元堂’，因为乔致庸手上光大的祖业，所以他继承的那间西房后来名气更大，‘在中堂’甚至成为乔家大院的别名”。

　　王正前说，同治初年，乔致庸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也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这象征着家族的兴盛，意思是“葡萄百子、一本万利”，往东是奎龙和喜鹊登梅。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

　　9年后，乔致庸主持乔家大院第二次扩建。“他在两楼院隔街的南面买地，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就是现在的东南院和西南院”，“这样四所院子正好占了街巷交叉十字路口的四角”。

　　王俊老人说他也是听他的祖辈说，第二次扩建，乔致庸的意图就已经很明确了，将十字路口买断为乔家资产，把4个独立的院子联为一体。这不光需要资金，还需要官府支持。“乔东家也还是很注意处理和邻居的关系”，王俊听长辈说，乔家头两次扩建都遇到过问题。

　　“第一次乔致庸要新建西北院正院，而当时那里一家姓张的人家的房子，乔家出了很高的价，但是那家就是不答应。乔家也没有强人所难，工程就一直搁下来了。几个月后，张家出了人命官司，急着要钱打点，只有找乔家帮忙，乔致庸还按当时的高价把地盘下来了。”

　　“第二次是扩建大院，但要拆除堡门祠堂。那是乔家堡王姓家族的社庙，其旁边还有两棵挺拔苍翠的椿树。王姓家族对此十分珍爱，尤其是庙旁那两棵茂盛的椿树。认为这是王家人丁兴旺的象征。而乔家要扩建大院。就必拆庙毁树。乔致庸取得王姓家族一些人的同意后拆庙砍树，开始扩建大院。这—举动遭到了王姓家族另外一些人的反对。只是碍于面子，无人挑头与乔家交涉。乔致庸为避免这件事损坏乔家的名声，便决定在小巷的东口修一座三官庙。此庙坐东朝西、3间硬山顶，庙门之内还留下一个小天井。比原来的社庙，造价要高出许多倍。对此，王姓家族的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更为神奇的是，原来社庙旁曾砍掉两棵大椿树，三官庙修成之后第二年，小庙天井中竟也长出两棵椿树。没有几年，树冠便超过院墙，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两棵椿树树身是分开的，而树冠却抱在—起。从庙外看恰似一棵树。这两棵树在王家人的保护下生长了好多年。这座庙直到60年代才被拆除。”

　　社会学家顾晓鸣认为乔家大院的历史也一直体现着乔家的经商思想，“包括他们与四邻关系的处理”，顾说，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上游产业，下游产业，价值链，生产链这么多的相关产业，都能把它考虑在商业事业中间，乔家为一个典型，他们把封建社会中的商业道德，封建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社区的关系，邻里的关系，乡村的关系发展到极致。

　　藏富

　　“乔家这么多财富，后来又有官阶护身，很难说这个地方巨富真正就有了安全感”，王正前说，乔全美在乾隆年间初创乔家大院的时候，里五外三的穿心楼院，都是封闭式的，结实严密，从内心就充满着不安全感。那时候，乔家的祖辈也就给后人定下了，乔家大院类似一个城堡的主题，“除了彰显财富，他们的住宅更重要的功能，是捍卫他们的财富和日常生活”。

　　王正前说，光绪中晚期，地方治安更加动荡，由乔致庸主持，乔家的景仪、景俨具体执行，花了很多银两，打通官府，买下了当时街巷的占用权。“乔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院和西南院的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南北向的小巷成了西北院和西南院的侧院，新建两个庑廊大门。跨院间有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连接起来，终于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

　　“这似乎是晋商大宅的最终归属”，孙丽萍说，山西大院最大的特点就是防御性极强，楼高院深，墙厚基宽，从宅院外面看，砖砌的不开窗户的实墙有四五层楼那么高。

　　晋中的这些大院能留存下来和它的这个特点不无关系，孙丽萍说，1966年，乔家大院已成为中共祁县县委党校，改为“五七干校”后人都撤离，只留下一个看门的老人，名叫原成瑞，“破四旧”的时候，他将大门一关，一个人就守住了一座空城。十几米高的院墙让红卫兵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王俊回忆说，不算乔家各个生意店面的人数，当年光这个庞大城堡最多的时候就有仆人200来人，他们维持着每天的日常杂务。“这些人里，女佣中奶妈的年薪最高，每年80两银子，男佣中厨师最高，一年在百两银子以上，其他的佣工一年五六十两不等。”

　　这个铁桶一样的豪宅里最神秘的地方当然是“钱窖”。据说，乔家老祖乔贵发修建最早的“乔家大院”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修这个又深又大的“钱窖”。他把30多年塞外生活积攒了上百万两白银，委托当地的镖局分几次运回祁县，然后埋进地窖里。后来乔家扩建时把“钱窖”搬到了现在的内花园处。民国初年，山西商人的钱庄纷纷倒闭，只有乔家一直支撑到上个世纪40年代，离不开大院里窖藏的大量白银。(朱文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