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4月21日电题:父亲领导了电车工人大罢工电车工人大罢工——访张兰生之子包洪滨
哈尔滨解放前夕,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给日伪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在哈尔滨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张兰生就是这次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记者找到了张兰生的儿子包洪滨。包洪滨原来是哈尔滨卷烟总厂的工程师,1993年退休。退休后的包洪滨老人参加了烈士后代自发组织的抗联小分队合唱团,闲暇时在家浇浇花,生活过得惬意而充实。
“父亲是电车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因为这次运动,父亲才开始了四处奔波抗日的日子。”14日上午,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陈列的张兰生照片前,已年过七旬的包洪滨深情地凝视着父亲的照片,说起了那次工人大罢工……
家成了地下党
的秘密办公地
哈尔滨电车厂外貌
“父亲张兰生原先叫包巨魁,1909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因为小时候被舅舅家抱养,随舅家姓,于是改名叫张兰生。”包洪滨说,工人运动前夕,家里就成了父亲开展地下活动的办公地点。
包洪滨说,父亲1928年中学毕业时,正赶上哈尔滨电业局电车公司招工,家里托人、送礼,把父亲送进了哈尔滨电车公司做车长(现在的售票员)。1932年熏哈尔滨电业局党支部秘密成立,有先进思想的父亲首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父亲就开始投身于反满抗日活动中。
为了让更多的工人团结起来反抗日伪当局,父亲和工友们常常制作标语、散发传单,在工人中进行秘密的宣传活动。当时党的活动缺少经费,父亲就借着职务之便,为党筹集经费。他在卖车票的过程中,常常把乘客丢到地上的车票捡起来,悄悄放在售票袋里,再卖给别的乘客,从中攒下乘客的车票钱。然后,他再把乘客的票钱塞到事先放在包里的被掏空的苞米瓤子里,从窗户扔到轨道边的树毛子(低矮的树丛)里。其他的同志就到树毛子里找到苞米瓤子,拿出钱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包洪滨说,父亲领导电车工人运动那会儿,他才刚刚一周岁,父亲的很多事情都是听母亲说的。据母亲讲,开始父亲做地下活动,如和赵一曼等人到家里开会等,都背着母亲。母亲经过了一番“侦察”,发现了藏在床底下的宣传标语,才知道父亲是在干“大事情”。母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也很明白事理,所以以后父亲在家开会时,母亲就抱着一周岁的包洪滨站在家门口,为父亲放哨。
包洪滨(王妮娜摄)
当时的哈尔滨电车厂(王忠岩翻拍)
父亲是工人中成长起的领导者
包洪滨说,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电车工人不仅毫无政治权利,而且在经济上饱受着种种残酷剥削,动辄就被罚款,还经常受到车监督侮辱人格的抄身搜查,以及警察官吏们的凌辱、殴打。日本侵略者占领哈尔滨后,哈尔滨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当时,电车公司有司机、车长等300余名工人。父亲原本是车长,后来改当电车司机。父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恶行深恶痛绝,他用言语和行动来鼓励身边的工友们起来反抗日伪当局。
一次晚间收车后,父亲和工友们一起,将欺压工人最厉害的一名车监督痛打一顿。他鼓励工友们说,咱们个人斗不过他们,要想办法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他的反抗精神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周围工人。
1932年3月1日,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日伪当局组织“建国”提灯晚会。父亲和工友们夹在游行人群中,进行反日宣传。当汉奸、走狗们呼喊庆祝伪满洲国成立的口号时,他们就在人群中进行破坏,撕毁张贴的宣传画,往标语上涂墨汁,烧毁了搭在霁虹桥上的彩楼。
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对工人的斗争非常重视,派党团员到电车工人中开展活动。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哈尔滨市委的领导冯仲云、赵一曼等都经常到电车工人中开展活动。父亲被选为哈尔滨电业局党支部委员,与冯仲云、赵一曼等一同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3年4月2日20时许,3线2号电车车长张鸿渔因向身着便衣的伪宪兵王永昌索要车票,遭到毒打。消息传出,工人们气愤难平,提前收车入库。
当晚,在省委领导下,电业局党组织在电车厂(今哈尔滨发电厂)召开党团员会议,研究罢工问题。接着又召开党团员、工会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百余人大会。会上,大家群情激愤,当即宣布罢工,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父亲负责宣传工作,他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连夜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等宣传品,贴在正阳街、桃花巷、火车站等主要路口及电车厂、电车沿线,向全市人民揭露了日伪宪兵殴打工人的罪行,呼吁全市人民对工人罢工斗争给予支持。
3日,罢工委员会向电业局提出5项要求:1.给受伤者抚恤金50元;2.撤换宪兵队长;3.交出凶手,由工人惩办;4.负责受伤者医药费;5.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表示,“不答应条件,不复工!”顿时,全市电车停驶,交通瘫痪。
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使日伪当局非常震惊。开始他们采取利诱、分化的手段破坏工人斗争,后又调动大批保安队以武力威逼工人复工。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毫不畏惧,团结一致,将电业局总办吓跑。警察队长被迫声明:“决不逮捕工人。”经过斗争,工人们的要求基本达到,罢工斗争获得胜利。
这次电车工人大罢工,扩大了党的影响,也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和注意。他们派出大批警察、特务,加紧侦缉共产党员的活动。1934年2月26日深夜,工人们正在熟睡时,一群特务闯入电车厂工人宿舍搜捕,电业局党支部书记王知一等10余人被捕。
翌日清晨,家住马家沟宣威街的父亲像往日一样,正准备上班,同院的电车工人卢子学急匆匆地跑来告诉他:“昨晚有人到电车厂抓了一批人,你快跑吧!”父亲略加思索后,迅速离开家,去找上级党组织。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和工作需要,决定派他到珠河(今尚志市)抗日游击区工作。
数日后,父亲秘密回到家中。他告诉母亲,自己要出远门,嘱咐她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父亲走后,母亲带上两个孩子便离开了哈尔滨,去了呼兰县。从此,父亲为革命东征西战,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1940年7月,父亲赴德都县五大连池北朝阳山一带指导龙北地区党的工作,不幸在朝阳山里被日伪军包围,壮烈牺牲,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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