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说我是今天早晨三点看完的，我说几点感想。

　　一个感受它是新都市小说的一个大胆尝试。什么叫新都市小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经济结构和经济成份都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多样化，社会职业多样化；中国文化也发生了转型，现在有人讲中国文化是类消费社会和类后现代社会。这么一种社会形态在中国是独有的，在外国是没有的。在这种文化下，也出现了新的历史语境。带来了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审美风尚的变化。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新都市文学应运而生。新都市文学是通过描写都市的景观展示都市人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文化性格，反映都市的情绪，彰显都市精神，从而表现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与美学内涵。都市文学是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潮流。《罪》是新都市文学，它反映的是都市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是特殊群体的病态生活，描写的是都市的一些负面景观。所以这种题材的选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是不可能的，现在也是大胆的，当然也有必要也是必然的。因为生活中存在的，文学就要给予反映，文学给予反映的，是因为生活中存在。这个现象在文学中是一种必然，是不足为怪的。作者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对此刚才很多发言都说是大胆的，其实这个大胆，就是说在新的文学理论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之前，文学的批评标准难以把握的时候，怕作者写不好或者写出毛病，所以说比较大胆。我也有这种担心，我想这种担心是善意的也可以理解。当前都市小说里还有一种媚俗小说，这种媚俗小说，深层的动机是商业利益，是出于一种商业考虑，在不触犯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能够迎合大众的趣味之间进行选择。《罪》写的这个群体是真实的，真实得人们越来越熟视无睹，甚至认同这种存在。因为是这个社会发展到现在必然出现的，你说你不认同，它也存在着，想马上取缔又取缔不了，这是社会的一种现象。我们通过作者对这个群体的描写，不仅仅是对这个群体的认识，而且也透视了社会病态方面的林林总总，如有人在发言中所说的是太阳背后的一种东西。通过这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可以透视到我们的官员、企业人、小职员、甚至军队干部等精神生活的又一个侧面，正视这些问题，是为了疗救，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所以我说它是一部新都市小说，但不是媚俗小说，我给它这样一个判断。

　　第二个感受，这个小说的成功在于作者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文学作品是作家创作的，它的美在于作者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写什么不重要，就怕作者没有判断，没有作者的主观判断，写出来的东西很难说好。媚俗小说就是只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完全是一种叫冷思维的写实主义，看似作者毫无感情，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其实这是一种策略。我说《罪》不是媚俗小说，主要是因为作者有自己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

　　判断社会行为，“真”的不一定是美的，只有“善”的才是美的。从《罪》来看，作者是站在社会进步的立场，人性善的立场来审视这一群人，来探寻这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在叙写时她坚守自己的视角并注意把握分寸。“歌厅小姐”这是一种什么职业呀？表面上是为娱乐消费，为娱乐服务。实际上是出卖色相，还有出卖肉体。这种职业本身表现出来的，未表现出来的是有很大差别的。出格者易，规范者难。在进行这一职业的描写时，作者尽量把自己的笔下人物限定在一个职业的范围内，让她们良知不泯，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互相提醒，具有防范意识，保持人格尊严。而且让她们时时都有抽身而退的想法，始终对未来抱有幻想和憧憬。如作者所言，张小莉层次最低，后来她已经在出卖肉体，凡事不择手段，用以捞钱，作者对其持批判态度。像提娅那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守身如玉，始终不逾越、不出格，巧于周旋，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帮助、援手别人。作者对她更多地是寄于同情。

　　再一点，就是最后的结局。这个结局我认为是集体性的悲剧，是职业性的悲剧。我们不要说给每个人去安排她怎么样。我认为如果这些人离开了这个职业，去讲她们怎么样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说的就是这个职业，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这个职业已经在她们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一种思想的烙印，一种文化的烙印。不管她们走到哪里将来命运如何安排，她们都将摆脱不掉。如果没有体现这一烙印，可能会失去人物的真实性。所以大家说，包括作者自己讲，何薇的结局是比较好的，我却认为何薇不是好的结局。何薇选择的这个最后出路，是只能在她所能选择的范围内的一种不得已选择，她如此匆忙地出走，我想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前路有多少凶险。。刚才有人说，有个统计学，说中国人嫁给日本人没有多少好的结果。我觉得何薇也是很悲剧的，因为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那么做。虽然小说里描写的好像何薇与那个人感情很好，但我觉得这种感情的好是表面的，靠不住的。因为社会对这种职业的看法不是个别人对某个人的看法，而是社会整体对这种职业人群的看法。在日本社会同样也免不了歧视。那个海归把提娅给抛弃了，有家庭因素，我认为这正好说明我们社会对这种职业的看法，说明这种职业的边缘化，主流社会对它的不接受。如果我们把它变了，社会可以容忍了，可以接受了，我觉得这缺少根据，也会损害文本的深刻性，这是我的看法。作者的悲剧性处理正体现出她的价值判断。书中人物，我认为写得最好的是提娅。这个人人生轨迹是清晰的，特别是思想感情的轨迹是清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她的变化在与海归结识前后判若两人。结识之前，她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种职业，她有意识地用这种职业的要求规范自己。她在让客人得到娱乐满足的同时，清醒地进行自我保护，以自己的聪明、才艺、经验化解掉许多险情，达到了不被别人染指的目的。她很为自己的游刃有余沾沾自喜，她是乐观自信的。但当她结识海归并为他献出了真爱以后，她真地受到了直接的伤害，她认海归是有负于杜十娘的李甲。她开始由对人的失望变成对职业的厌倦，进而对社会产生怀疑甚至恐惧。特别是在她企图从另一个人那里找回感情的时候，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结果还是发现自己险些上当。这使她更加心灰意冷，对周围产生恐惧。她想要走，想回去。这个想法本来何薇有，提娅也有，这时她终于决定离开，要抽身而去了。那么到哪里去？她想最安全的是家，回到母亲的身边。只有回去了，才是最安全的。到此已经明了，她们的职业，她们这群人所走的路，此路不通！所以我认为她思想感情的变化符合逻辑。她出车祸了，是一种偶然。这种偶然性处置是一种毁灭。当然也可以不做死亡的结局处理，因为死和不死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她抽身而走，最终离开了这块险恶之地。这其中已有作者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

　　第三个感受，是当前小说创作题材的宽泛性。“文革”前后，文学界有一种观点，叫“题材决定论”，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文学只能反映阶级斗争，描写重大事件，并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冲突中塑造人物，写出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写其它题材，写日常生活琐事，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就会受到置疑、甚至被批判。现在时代不同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社会正在转型中，经济多样化、文化多样化，新事物层出不穷，社会生活多姿多彩。虽然在社会进步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和谐的东西，产生负面的影响，但这些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与此同时，文学的春天也已到来，创作活跃，事业繁荣，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也引发文学人空前深入地探求和思索。单就文学选材来说，应当如何面对时代的课题呢？我想应当继续“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写重大题材，也不限于重大题材。这样文学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呼唤，不愧对时代，不滞后于生活，切实发挥应有的认识、教育、审美的作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一个多月来，我们在这同一个会议室召开了两次长篇小说作品研讨会，一次是吕中山的《兵工厂长》研讨会，再就是这一次作品研讨会。比较起来，前者的题材比较大，属于主旋律作品，后者则比较小，属于多样化作品。通过研讨，我们看到，问题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怎样写。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题材、形式越多样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娃的《罪》在我省文学题材开掘方面有实践意义，丰富了我省文学的百花园。当然，作为年轻作者，一次成功的写作是好的开始，并不能说明未来，希望能在今后的学习和写作中再提升自己，努力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

　　以上几点粗疏感想，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冯建福系黑龙江省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