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代小说或影视作品中对于“小姐”这个行业和钱色交易的丑恶现象，虽然也有过不少反映，但像科娃这部长篇这样，在一部作品中，对它集中地、全方位地深入描写和揭露的，似乎还很罕见。仅就这点看，就是大胆的创新。

　　建国前的旧社会，黄赌毒风行。解放后，经过大力整治，才得以清除。改革开放之后，又逐渐死灰复燃，由特区而内地蔓延开来。虽然公开办妓院是不允许的，但洗浴、按摩、酒吧、旅馆等行业，往往都在或明或暗地搞钱色交易。许多“打擦边球”的行业和旧社会的妓院、国外的红灯区只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罢了。可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招商引资和城市繁荣的需要，像这部长篇里描写的“松梦园娱乐城”这样打擦边球的行业又不能禁止它开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难问题。也许，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所难以避免的吧。但我们既然要建立和谐社会，对于包括钱色交易，“黄风劲吹”这样的丑恶现象，又不能听之任之，置之不理。因此，不仅有必要以法治手段严加整顿和管理，和在经济上采取措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从源头上抑制这来势凶猛的黄风，而且有必要通过新闻媒体、文学艺术手段进行揭露，宣传教育。力求减少它对世道人心、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人的危害。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以为《罪》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不仅是世态小说，同时也是暴露文学。作者在《后记》中谈到她为什么要以那些“背离了世俗”的“小姐”们的生活和“卑微命运”为题材创作长篇的时候，她说：“我只想反映一种真实的原生态，让她们成为一面镜子，使读者阅尽世事浮华美丽的同时，更能看到那游荡于角落之中的污浊。”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动机，作者把她的长篇叫作《罪》吧。我以为，作者的意图已经实现了。

　　(二)

　　老舍先生在《事实的运用》一文(《老舍论创作》)中，对小说创作有很精辟的议论。他说：“小说中的人与事是相互为用的。人物领导着事实前进是偏重人格与心理的描写，事实操纵着人物是注重故事的惊奇与趣味。因灵感而设计，重人或重事，必先决定，以免忽此忽彼。中心既定，若以人物为主，须知人物之所思所作均由个人身世而决定；反之，以事实为主，须注意人心在事实下如何反应。前者使事实由人心辐射出，后者使事实压迫着个人。若是，故事才会是心灵与事实的循环运动。……”在这段话中，老舍在指出小说中人物和事实“相互为用”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必须根据艺术构思的需要，决定“重人”(以人物为主)或“重事”(以事实为主)采取不同的写法，决不可“忽此忽彼”，失去中心，导致作品失败。从古典小说来看，《红楼梦》是“以人物为主”的写法；《水浒传》是“以事实为主”的写法。《红楼梦》里的男男女女，主要都在大观园的日常生活中活动，以塑造形形色色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取胜，而不以故事情节的惊险曲折见长。《水浒传》则不同，那许多梁山好汉们，都是在客观事实的压迫下，一步步走上梁山的，在惊险曲折的故事中，通过人物被逼的反应，刻划出鲜明的性格。

　　屈兴岐同志说《罪》这部长篇“有红楼风”是对的。就像《红楼梦》中的人物，主要以大观园为表演舞台一样，《罪》中的人物则主要以松梦园娱乐城为表演舞台，描写的也同样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不以故事情节的惊奇曲折取胜，而以人物性格的鲜明生动见长。看样子，科娃不仅对“小姐”这个群体的生活很熟悉，而且对出入娱乐城的有钱、有权又有闲的主顾们很熟悉，脑子里先有了许多活生生的人物原型才动笔的。虽然，作者没有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故事情节结构上，同时也由于所谓的“一挥而就”，仓促成篇，作品的结构不是很完美的，但由于写出了在松梦园这钱色交易的舞台上表演的许多男男女女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当今社会浮华美丽、灯红酒绿中的污泥浊水，和被扭曲了的人性，揭示了引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便具有了高度的社会学认识价值，而不仅仅是只供消遣的小说了。

　　(三)

　　陈修文同志在《序》中说：“作者在小说的人物描写和塑造上颇见艺术功力。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个个都写得活活脱脱，极富个性，形神举止，如在眼前。”还对她们不同的鲜明个性，作了准确的点评，我读后也有同感。

　　我觉得作者最着力描写，而且写得最成功的是提娅、何薇和张小莉三位小姐的形象。作者善于从行动中特别是通过对比表现她们不同的个性。譬如，小说对提娅和张小莉在接待客人上就常有鲜明的对比。张小莉对客人的调笑，往往表现得拙嘴笨舌，穷于应付，处处被动；而提娅却谈笑风生、左右逢源，简直有点像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样子。张小莉又爱喝酒，一上台准喝大了；提娅有酒量，却巧于应对，不肯多喝。何薇把张小莉和提娅对比，说“她是直桶子，酒进去都不拐弯，咋进咋出。人家提娅花花肠子，弯弯肚子，喝酒能让酒在肚里回个九曲十八弯，然后自管自地把酒解了。”张小莉处身于松梦园这个大染缸，虽然活得很累，却拼命挣钱毫不介意；而提娅是为了给母亲治病挣钱，而不得不从事“小姐”这个职业。她总是千方百计力求“出污泥而不染”，追求纯洁专一的爱情，当她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海龟”的幻想破灭之后，毅然决然地把“海龟”塞给她的一沓子美钞撕碎，扔到地上，而张小莉却怀着“不要白不要”的心情争着去捡。通过上述许多鲜明的对比描写，提娅的聪明机灵、纯洁高傲的个性和张小莉又贪财又愚昧的个性，便跃然纸上了。而何薇和她们二人又不同，确如修文同志所说的，是“圆滑世故”，如果不是她和川岛的关系被林松平发现而遭到毒打，差点丢掉性命，她是不会在出国之前揭发她早已掌握的这个坏蛋的种种严重罪行，让他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的。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果说，像提娅、何薇、张小莉这样出身底层而心地善良的美丽姑娘的遭遇，是悲剧性的，是值得同情的，那么，像提娅这样不幸沦落风尘而依然保持内心的纯洁，坚持与世俗浊流的抗争，也终于被“毁灭”，就更是悲剧的，是值得同情的。正是由于作者对提娅、何薇、张小莉这三个小姐形象的成功塑造，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思想艺术份量。

　　作者黄益庸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