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在哈尔滨市打工的民工赫英福昏倒在哈市大街上。民工昏倒了，动人的一幕发生了。市民发现了迅速报警，民警来了迅速通知医院，医生来了迅速组织抢救。尤其令人感到可贵的是，在场的医护人员没有因病人没有钱而放弃治疗，他们权衡的尺码是：生命！

　　赫英福无疑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身在哈市这座富有爱心的城市，碰到了富有爱心的市民、富有爱心的民警，更幸运的是他碰到了富有爱心的医院。当我们为赫英福而感到幸运之时，不由得感叹王建民的不幸。同样是农民工，也是没钱，王建民两次进医院两次被拒绝，痛苦地挣扎了两天后惨死在同仁医院；而赫英福从病发到抢救仅仅用了半小时。为什么同是生病民工，其命运有那么大的差别？为什么同是医院，其所为有如此天壤之别？

　　面对北京同仁医院，已不是愤慨所能代表的。围绕着王建民事件，人们哀叹民工生存之难，人们哀叹生命之逝，人们哀叹医院之无情、之世利！那时我们甚至以为“天下医院一般黑”，天下民工命运一样惨。可是赫英福的幸运告诉我们，人间自有真情在，那种黑心医院毕竟是个例。

　　赫英福得救了，王建民死去了。面对省医院南岗分院救命之恩，赫英福满是感谢，还为精心护理他的护士献上了一首歌。可死去的王建民呢？直至目前，北京同仁医院还在狡辩，还在妄图隐瞒事实，还在推卸责任。不知北京同仁医院见到此情此景是否脸红，是否有愧？

　　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信任的。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眼里，民工都是不可信的，穷人都是不必救助的，殊不知不相信的却是自己。得知赫英福倒在街头被省医院收救后，他的父母立即凑了1100元钱连夜赶到了哈尔滨，并且他的继父每个月只有100多元钱的低保金，其母每天仅靠摆摊卖茶叶蛋、瓜子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即使这样，老人也说：“实在筹不到钱，我们就把家里的草房卖掉，估计能卖三四千元钱”。 “医院救了孩子的命，我们不能就这样让医院白搭上几万元钱，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筹钱，不管钱多钱少，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

　　面对这样一对老人，我们还能怀疑民工缺乏信任吗？北京同仁医院连对民工基本的信任、基本的同情都没有，让人不耻。一个医院，医术要精，医德更要佳。省医院无疑是兼而有之，但首都的那家医院，其医术不论如何，但其医德我们却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