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频道记者 巴金在中国文人心中，是怎样一个形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评论家，或接受记者采访，或撰文，或在会中表述。今天，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离世。但是，他们真切的话语留在记者的笔记本中。重读这些，见证一个伟大的形象。

　　二十世纪的良心

　　曹禺：你是文学巨人，高举火炬照亮人心。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

　　冯骥才：由《家》到《随想录》，他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作家是生活的良心。它纯洁、正直、敏感，且具先觉性。在封建迷雾笼罩世人时，他呼唤着觉醒的青年一代从令人窒息的封建之“家”冲出去；当文革暴力刚刚灰飞烟灭时，他不是跳出苦难开怀大笑，而是紧皱眉头，拿起世界上最沉重的器具--笔，写出心底思之最切的两个字：忏悔。他不饶恕文革，也不饶恕自己。因为他希望心灵的工作首先是修复，包括道德和人格的修复。他知道只有人的健全，社会的发展才可能健全。由于这样的作家的存在，使我们觉得生活和文学中一直有一种良心可以实实在在的触摸到。这种良心是忠于生活和忠于文学的。它使我们相信生活，紧拥不弃：也信任文学，牢牢捏紧手中的笔。那就不必搭理那些乱嘈嘈的商品文字和花拳绣腿的文本游戏。作家的良心是文学的魂。魂是一种精神生命。我们从巴金的作品一直可以摸到这生命的脉搏。它始终如一，强劲有力的跳动着。

　　谭洛非、谭兴国：他用众多的长篇、中篇、短篇，以及散文、特写、杂文等建构了一部异彩纷呈的二十世纪人类心灵的发展史。那对美好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执着追求，那自始至终充溢着的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使它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激发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同情和觉醒。在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座互相沟通、理解、团结的桥梁。正如巴金先生自己所说那样，“把人的心拉得更近了。”而它本身，也就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一个时代的伟大代表

　　汪应果：他的生命己整个地融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过程。这一生命与文学进程相重应的现象，本身就赋予巴金一生特殊的意义。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标志、一个时代的伟大的代表。

　　张民权：巴金终其一生都竭力站在正义、真理和人民一边，是那种努力重视“终极关怀”的作家。在巴金那里，有一种一般作家不易达到的高尚纯洁的道德力量。就是努力追求做人与为文统一的崇高境界。巴金这种富有高尚的人格在本世纪文学史上，对许多作家产生了影响。这些年还影响到整个文坛的习尚和风气。

　　张洁：巴老自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以来，始终是一个无畏的旧制度、旧势力的批判者。在这样一位长者面前，我应该时刻检点自己。任何游戏文学的念头，都应受到良知的谴责。

　　陈丹晨：他的宽大的胸怀、悲天悯人的精神，使他想到的是奉献，是付出，立志献身人民，为他们而写作，鞠躬尽瘁，九死不怕。他热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兴旺发达，我们民族能够进步向上，整个人类社会变得合乎理性，快乐而自由。他的文学之根深植在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土壤中，深植在广大读者的心底。同时，也庇荫和培养无数的文学后人和几代读者。

　　唐金海：巴金的精神：一个世纪以来以爱国主义为基础，坚持不懈地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以人道主义为基础，激烈持久地反对封建专制礼教；以自我灵魂为基础，毫不留情的忏悔和剖析。

　　曾敏之、刘以邑：先生从“五四”直到如今，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作了杰出贡献。您以文学大师的创作，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人格力量，对中国文坛，对反封建争取民主的人民事业赋予巨大的推动和影响。

　　林忠民：年轻时看《家》、《春》、《秋》，年老后就想看巴金、萧珊。所以不远千里来到上海。不必说话，只要看一眼，就心满意足了。就满足了我们几十年来向往的心情。

　　常青的文学大树

　　汪浙成：是常青的文学大树，在追求火与热的艰涩中伸展根须枝叶。我们在树下呼吸感悟，灵魂中也弥漫着爱。

　　陈丹晨：巴金和他的作品像一株饱经风雨的参天大树，根深叶茂。他的文学的根深植在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土壤中，深植在广大读者的心底，同时也荫庇和滋养着无数的文学后人和几代读者。

　　张光年：他的文学作品，为海内外广大读者所传诵。在20世纪的中国，他的作品启发、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我国青年，打破黑暗追求光明的雄心壮志。这些作品将在人类文化宝库中永被珍视，长放光辉。他一贯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他真诚地对待生活，真诚地对待艺术，真诚地对待读者。

　　冯牧：巴金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之一，与世纪一起经历、跋涉过来的同龄人。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怀人类的命运。他在思想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建树，都体现了人民的呼号、愿望和心声，成为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和生活，进行深刻探索和思考的重要结晶。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陈荒煤：我的文学生涯是从巴金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开始的。巴金说，要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自己的灵魂。

　　叶辛：每次我到他那儿，他从不问我当了什么官，而问最近在写些什么，然后告知我要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是对年轻人最大的关心和爱护。对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巴金始终是一种文化标志。

　　陈思和：90年代初，我与几位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合作，自筹资金推出系列丛书《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等。这个思想是从巴金三四十年代编辑《文学丛刊》中获得的。我们的目的是为在转型期间争得知识分子的一个学术空间。巴老不仅用他当年编丛刊的经验鼓励我们，还题写了“火凤凰”3个字。我把巴老的题字，用在丛书的扉页上。在一个新书订货会上，人们看到有巴金的亲笔题词，纷纷订购。原来，我们想能发行3000册就不错了，结果一次征订就超出了5000册。巴老的声望，可以倡导出一种读书的社会风气。

　　讲真话的一面旗帜

　　冰心：巴金忧郁时，就是他最自然的时候。巴金充满了真诚，心是真诚的，话是真诚的。他不说假话，对祖国、对人民从不说假话。他是一个热水瓶，外面凉，里面热。我看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

　　萧乾：巴金是一个对人对己都很诚实的人，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总是把他的心血、悲欢尽情地倾泻在纸上。真话万岁!

　　王元化：学会讲话只要一二年就行了，学会讲真话却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敢于秉笔直书，说真话，这就需要有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同时还需要对人对己都要有一种公正的态度。我感到巴金既有一颗火热的心，又有一副冷静的头脑，所以能够用热烈的激情感染我们，用清醒的思想启迪我们。

　　汪曾祺：我看他的书，很痛苦。好几年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始终是一个流血的灵魂。我看这个血可以止住了，让别人去流吧。

　　刘心武：巴老，我要像您一样，一辈子说真话。

　　谌容：《随想录》150篇，似乎都是信手写来的散文，之所以称得上是文学精品和历史文献，就在于作者讲的全是真话。讲真话，说来容易，做来难。扪心自问，我们活了这么些日子，走了人生大半个旅程，说了多少假话啊。巴老说：“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位中国文学的大师，回顾一生所作的剖白，读了令人心酸，也发人深思。巴老说自己写的不是“传世之作”，我以为确是“传世之作”，也只因为它是真话。

　　赵丽宏：他使我懂得了--真，是为人为文的生命，没有真，就没有一切。他不是文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他对自己解剖之无情，在中国没有第二人。每件事，他都从自己身上寻找不足，他是一个真实的朴实的人。我从内心尊重他。

　　李辉：他的思想与生命同在。热情是火，痛苦是云，云与火的景象下，走着一个真实的人。

　　赵长天：原上海作协不团结。巴金能够团结所有派别的人。他们对巴金都很尊重，都能谈真心话。这是什么道理？是巴金的真惰，巴金的凝聚力。他有博大的胸怀，对人宽容，珍惜友情。

　　鲁迅之后的伟大文学家

　　王元化：如果说巴金晚年的散文与年轻时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对人生对世事的思考更深邃了，从而抓住了世事的真谛。古老的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传统资源，可以使它和现代化建设接轨。但是，也要提防死的支配着活的。鲁迅以他的讽刺揭示了这一点，巴金以他的热情揭示了这一点。无论鲁迅的讽刺和巴金的热情，在文学风格上存在多少差殊，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分明的事非和热烈的爱憎。

　　柯灵：《随想录》充满了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在这方面，鲁迅是一个榜样，巴金是又一个榜样。有没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和内心生活，是真作家假作家不可逾越的界线。

　　冯牧：巴金的《随想录》是一本大书。我很同意这种看法：这部巨著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相并比。

　　张洁：我轻易不用“伟大”这一字眼，因为它有点被人滥用了。滥用在一些远不像巴老那样应该得到它的人的身上。难道巴老不是鲁迅以来我们这个时期最伟大的作家么?

　　孙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鲁迅与巴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管人们认为二者有着怎样的差异，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注意到, 在鲁迅与巴金的身上, 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某些共同的精神品德。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和人格, 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范。

　　陈思和：像巴金这样的文化泰岳，任何褒贬都如风过峡谷，徒留呼啸声而已。我们如果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表，他的小说所隐藏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 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巴金与胡风两个群体,一个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阵地, 一个以《七月》、《希望》为旗帜, 各自开拓着鲁迅的道路。晚年, 巴金惟一能继承鲁迅而做的事情, 就是写作《随想录》。巴金所揭示的, 不仅是他个人所走过的道路, 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所经历过来的文人心态, 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寻找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