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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我写《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脸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透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透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特立独行很难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置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贽)，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散布
自古以来，自由知识人散布他的文字，常常受到极权者的迫害。不论中外，在极权者的文字统制中，自由知识人脖子挨刀手上戴铐的历史，总是层出不穷。极权者虽然不断的在刀光剑影下压迫自由知识人，虽然不断的发布种种“禁毁书目”来消灭自由知识人的著作；可是事实上所得到的，却是欲盖弥彰的反作用。“闭门雪夜读禁书”的经验，在古今中外的史例中，我们已不知看了多少，这种史例，反证了自古到今任何高度效率的极权统治，都无法把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消灭净尽。斩草看来似容易，除根行来却艰难。因为自由知识人的“神通”，毕竟远超过愚蠢的极权者之上。
自由知识人的作用，不该只属于一地一岛，而该指向莎士比亚笔下的“大好新世界”。没有人属于一个岛，英国诗人约翰顿早为我们订出宽广的眼界，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四百年前的诗人留给我们的伟大提示。
——香江托孤文件
特立独行的例子
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作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作者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逸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宁鸣而死
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鸟赋》，高叫做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促进思想之变化
我深信在“思想之变化”——从衮诸公到市井小民普遍的“思想之变化”——没有瓜熟蒂落以前，谈政治或玩政治都不是第一流知识分子该做的事，当然他们该做的事也不是逃避现实，逃避现实比一切都要坏!
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彻底认清他目前所处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下的什么地位，然后承认不合作、不降志辱身是对付腐败政治的“无为”方法；而这种“无为”，又是另一种方式的“有为”；他要“有为”的促进“思想之变化”，“有为”的去反对以暴易暴，“有为”的改造社会，“有为”的关切三轮车夫和农人工人的血汗，“有为”的改善养女妓女的生活，“有为”的督促恶法的修正，“有为”的检举法官的玩法与贪污，“有为”的督促舆论的进步、人口的节制、狱政的改良、婚丧礼的改革、文字与电影检查的放宽，“有为”的揭发无耻文警的嘴脸以及学府与研究机构的黑暗，“有为”的铲除一切阻挡现代化的国粹与国渣，“有为”的争取十八世纪英国人早已争取到的基本人权，“有为”的鼓吹一个开明思想的新时代。
——过早的答案
文丐与文警
今日的中国，严格的说，没有所谓纯粹的“文人”，纯粹的文人早就饿死了，不饿死的也早就改行摆香烟摊了。今日中国舞文弄墨的一群，除李敖之流清高的一类外，大抵可分两类：
一、文丐类
二、文警类
所谓“文丐”，是一群新风花雪月忧愁哀怨的无病呻吟者，用狗屁的词汇与思路，整天写他们逃避现实的乞丐文。所谓乞丐，是向文字讨饭吃、用文字混饭吃、藉文字发泄不值得发泄的情绪。他们满纸黑暗呀痛苦呀，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人间真正的黑暗与痛苦是怎么一回子事。他们只是在做“文字自淫”和“文字轮回”罢了。在这种“文丐”以外，另一类的无聊分子就是所谓“文警”。“文警”，顾名思义，就是“文字警察”，他们在古代叫“文学侍从之臣”，叫“御用文人”，在现代，叫“文化官”，叫“穿着制服的文艺工作者”(Artists in Uniform，这是梁实秋告诉我的Max Eastman的书)，他们的使命除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外，就是提倡什么“战斗文艺”。所谓“战斗”，并不是使劲朝外面的敌人战斗，而是关起门来“同室操戈”——向与敌人根本对面的文化人放黑枪。
——文警论及附件论中西文化李敖语萃论中西文化
——自由民主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些。中国固有文化
固有文化所能给我们的，除了空洞名词和抽象观念外，还能有些什么?挽救固有文化的结果，除了更暴露它的可怜外，还能得到些什么?这几个月来，台北的舞厅流行“国乐伴舞”了，可怜的“国乐”!“国乐”如此，其他又何独不然?固有文化是一个衰弱的老头子，我们已无法要他适应新的生机和生命力。把他拖出来做太多的招摇与活动，不但害了我们，对他自己也不见得有好处。还是让他局限在博物馆一类的养老院里，安度余年吧!
——西餐叉子吃人肉
抱祖宗大腿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在他们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溟、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劢、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中国人的“浅尝即止”病
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千年来，开始学德日，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意，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中国历史精神》页十四)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帐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两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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