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明让我们增加理性，发展让我们选择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2005年之于3000万中国同性恋群体来说，绝对可以看作是一个节点。媒体已向同性恋话题开放空间———8月8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首次公开报道中国社会中的同性恋现象，引发空前关注。在这期题为《以生命的名义》的节目中，平时隐匿在角落中的同性恋者们走上前台，平静而真诚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大学“通识教育”阶段的沉默也被打破———9月7日，备受关注的《同性恋研究》本科生公选课在复旦大学光华楼正式开课，这是全国高校中第一次在本科生阶段开设关于同性恋研究的公选课。仅能容纳100人左右的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而且座位之间的走廊也挤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和媒体记者。

　　当然，不要以为中国社会的同性恋话题都如此轻松。尽管社会上的争议颇多，但这仍是历史性一刻。同性恋成了可以在媒体上、在街头巷尾间讨论的话题。禁忌一旦打破，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也宣告结束。

　　对待同性恋的宽容度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而中国在建造文明和谐的社会中，对待不同生活取向人群的态度也正发生着变化。

　　3000万同性恋者：行走在社会边缘

　　同性恋是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从犯罪、绞刑架处死，到性变态，再到欧美一些国家认同的正常现象等，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生存处境十分艰难

　　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另一个标志。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此前，同性恋被归类为性变态。

　　长期致力于同性恋问题研究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说，在生物学的概念上，不分国家、种族、文化和贫富的差距，同性恋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为2%-5%。据他估计，目前，我国15岁—60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为1000万。当然也有部分同性恋是临时性的，会转为异性恋。卫生部有关研究人员也表示，同性恋的数字是恒定的。

　　近年来，我国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逐渐改善，但是，专家普遍认为，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处境依然十分艰难，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长期以来，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同性恋者，大多生活在恐惧和愧疚之中。专家曾对生活在大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因为受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超过半数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一位同性恋者对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我们是正常人，也渴望在阳光下自由地生活，可是由于性取向不同，就被当作‘怪物’，过着不正常的生活。”

　　正是因为歧视同性恋，导致了很多社会不稳定行为的发生。张北川通过跟踪调查后得出一组沉重的数据：男同性恋者由于被歧视和缺乏正常的、良好的交往环境，38%曾因自己的同性性活动遭遇伤害，21.3%遭遇过异性爱者伤害，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侮辱、殴打和敲诈等。“只有在一个群体普遍被严重排斥时，才会出现如此多的相互间的伤害行为，并非该人群普遍存在人格问题的结果。”张北川说。

　　隐藏复杂社会问题

　　由于生存的艰难，这个庞大的沉默群体隐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长、昆明男性行为者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负责人段勇告诉记者，目前，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高达2%-5%，远高出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男同性恋者已成为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已是尽人皆知。一名致力于预防艾滋病宣传的同性恋者说，“多性伴侣”是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各种巨大压力和负担，同性恋者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宣泄自己的感情，不能和所爱的人共筑‘爱巢’，我们的感情悬在一根细细的丝上，一遇到外界压力，这根细丝就断了。因此，频繁更换性伴侣也就成为圈子里无可奈何的普遍现象。”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我国80%以上的同性恋者已经或即将进入异性婚姻，也就是说至少2400万同性恋者要建立家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间接地刺中了同性恋者的要害。张北川认为，目前我国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尤其对男性而言，因为他们承担着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的责任。“家庭是社会稳定的细胞，但是这些被迫建立的家庭大多是有名无实或是畸形的，其稳固程度要大打折扣，离婚时有发生，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张北川说。今年3月，江苏如东县沿南村就曾发生一起震动社会的女同性恋者活埋异性恋丈夫的惨剧。这也是全国首例女同性恋者杀夫案。专家对此发表观点说，在江苏这个惨剧中，正是由于丈夫对妻子同性恋行为的阻止，才引发了同性恋人的过激报复行为。

　　据了解，许多同性恋者与异性建立了家庭，并有了孩子。但许多人对妻子隐瞒，在外与同性恋发生性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婚后“双重生活”。这在圈子里是司空见惯的。“一个潜在的危险随之而来，如果丈夫与同性恋者发生性行为时，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段勇说，“一旦这个病毒扩散到众多家庭，那么在社会大众中间的影响就非常大，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同性恋问题，而是演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市场报》 (2005年09月16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