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世荣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从1931年他奋起抗日，到1944年不幸离开我们，他的战斗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两省东部地区，为抗日救国身经百战，历尽艰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本人，也从一个只有朴素爱国热情的旧军人，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愤举义旗全家抗日

　　柴世荣同志1893年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他出身贫苦，五岁时随父母逃荒到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十二岁开始学打猎，逐渐掌握了一手好枪法。但是，在那地主、资产阶级掌权，劳动人民遭难的岁月里，尽管他终年翻山越岭，辛勤劳动，仍不能养家糊口，全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1924年，为了谋生，柴世荣到朝鲜当修建铁路的苦力。他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压榨和迫害，自己也挨过日本侵略者的皮鞭，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的仇恨。1928年他跑回国后，走投无路，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和龙县龙井村当上了一名普通警察，但他从不欺压百姓。有一次，一只为害多时的恶豹窜到龙井村，柴世荣挺身而出，只身打死了恶豹，为民除了害。在当地群众心目中，他成了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风起云涌地展开抗日斗争，推动东北各地许多有爱国心、不满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旧东北军和不少地方武装，纷纷起兵抗日。本来就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柴世荣，出于不愿做亡国奴的质朴的爱国主义热情，利用手中掌握的警察所的枪支，也拉起了队伍抗日。附近的群众闻讯纷纷前来参加。几个月的时间，这支队伍就扩大到3，000多人。不久，他听说驻守在吉林延吉县明月沟的原东北军第十三旅第七团“老三营”，在营长王德林带领下举旗抗日，正在组建名为“抗日救国军”的队伍，便主动率领部队和他们联合，共同抗日。柴世荣任“抗日救国军”第四旅旅长，后来升任第四路军司令。

　　1931年冬，柴世荣由于进行抗日活动，常常一二十天不回家。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柴世荣忽然跑回家，没头没脑地对妻子说：“你跟不跟我走？”妻子感到愕然，焦急地问：“到哪里去？家怎么办？”柴世荣说：“没有国，还有什么家？日本鬼子来了脑袋都得搬家。只要有人就行了！”柴世荣的妻子尽管对丈夫的话不完全理解，更不愿丢弃这苦心经营的小家庭，但与柴世荣多年共患难的生活，使她深信丈夫是不会错的。于是，她就毅然带着三个孩子，拿了些简单的随身用品，上了柴世荣预先准备好的牛车。就这样，柴世荣为抗日救国，“要国不要家”，带领全家参加了抗日活动。后来又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和三个孩子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坚决抗战献身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形成的抗日队伍中，由留在东北的旧军队(主要是原东北军的队伍)组成的抗日武装，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除吉林东部的王德林、吴义成以及柴世荣等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外，在这前后，主要的还有西、北满的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南满的唐聚五、邓铁梅、苗可秀等等。他们纷纷组织“自卫军”、“救国军”等抗日武装，在各处抗击日寇的进攻。但时隔不久，由于日寇强大的军事进攻，缺乏正确领导的由旧军队组成的抗日武装，大多数很快就失败了。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大部分也相继撤往国外或关内。1933年秋，担任救国军代理司令的吴义成，再次提出放弃抗日、撤往国外的主张，柴世荣同志坚决反对，力主在东北土地上坚持斗争。他说：“为了抗战到底，就是把白骨埋在长白山、镜泊湖畔，也心甘情愿！”由于柴世荣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共产党员胡泽民、周保中等同志的支持，“救国军”的残部继续坚持了下来。

　　1934年初，“救国军”部分上层领导人又对抗日前途发生动摇，导致“救国军”的分化。在这关键时刻，柴世荣毅然率领其所属的一个旅，参加了由共产党员周保中等同志创立的“反日同盟军”。当时，在吉东地区的抗日武装中，柴世荣旅是武器较齐全、战斗力较强的一支部队。柴世荣旅参加“反日同盟军”，为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建立和壮大，增添了新的力量。从此，柴世荣同志开始在我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逐步从一个领导群众抗日武装的旧军人，成长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指挥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5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时，周保中同志任军长，柴世荣同志任副军长。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1936年，柴世荣同志由周保中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秋，周保中同志任第二路军总指挥，柴世荣同志接任第五军军长。从五军创建开始，柴世荣同志就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为第五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柴世荣同志很重视游击根据地的建设，1936年，他亲自选定，在吉林东部的三道通建立了临时游击根据地，在当地农民群众中组织了“反日会”，并建立了筹办部队给养的机构。在深山密林里，他和其他同志一道筹划建立了一些密营，以及医院、裁缝所等后勤机构。这样，战斗部队有了后方基地，为以后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在组织、军事和物资等方面做了必要的准备。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抗联部队的“讨伐”。他们在军事上实行“篦梳”式的纵横“扫荡”；在经济上，实行断绝给养来源的严密封锁。他们残酷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归大屯”的办法(即把山沟里的零散居民强迫归并到大的村镇中去)，断绝群众对我抗日武装的支援。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东北抗联的游击根据地遭受到很大的破坏，部队大量减员，许多重要的领导人牺牲。在这危难之中，柴世荣同志毫不动摇，坚决率领五军英勇战斗，保存了五军的一部分队伍，成为二路军后来坚持同日军周旋战斗的重要力量。

　　1939年，虽然抗日战争在全国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寇在东北对我抗日联军的“讨伐”却更为残酷和疯狂，抗日联军的处境更加艰难了。这时，有些同志对抗战的前途和要不要把东北抗联的旗帜继续打下去，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特别是到1940至1941年间，这种思潮更加明显。于是在抗联内部逐渐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游击战争在东北很难坚持了，东北抗联的旗帜不要再打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东北抗联是鼓舞和团结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旗帜，有着巨大的号召力，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也不能抛弃这光荣的旗帜。1941年初，抗联各路军的领导同志在后方基地召开联席会议。会上，两种意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柴世荣同志力主后者，他说，不论斗争环境如何艰难，抗联部队总可以存在和活动。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论，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坚持东北抗联的旗帜，直到最后胜利；并决定，抗联主力隐蔽整训，另组织15个小分队(每队15至20人)执行军事侦察、宣传和联系群众、骚扰敌人和破坏敌方交通线等任务。这次会议，对统一思想、克服动摇怀疑情绪，坚定信心以及确定今后的斗争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东北抗联的斗争，主要以小分队活动的方式坚持了下来，不断给日伪以打击，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十多个小分队还活动在北满和吉东敌后地区，为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谱写了光荣的一页。柴世荣同志身为军长，年纪已近五旬。但他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亲自带领小分队，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不畏艰险，深入敌后，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时日伪报纸曾大肆宣扬什么“满洲国共产党根绝”、“匪患肃清”、“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等等，东北抗联十多个武装小分队一直坚持战斗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已驳斥、戳穿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