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街·流亡的侨民
我刚刚来到哈尔滨时,只有几岁,自然对这座新兴的城市还缺乏理性的认识。
当时,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人口甚少,只有几十万。最初我的感觉,这座城市的设计有点像俄国的新西伯利亚市,那座俄国的城市人口也很少,但城市的规模很大,像优美的霍华特花园式城市的格局。新西伯利亚市也像哈尔滨一样,有一条江。有江的城市总是很有活力,也富有诗意的。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很舒服,感觉到自然、城市、居民构成了一组优美的组合。当年的哈尔滨城,也是如此。但有资料表明,这座城市却是按照沙俄的首都莫斯科设计的。称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是沙皇赋予的别称。总之,这座城市很洋气。中国传统文化味儿的建筑又极少。没有北京城、南京城和西安城的那种高大的城市围墙。
哈尔滨所有的“围墙”都是可以透观的铁栅栏,或者木板障。处处都弥漫着欧洲的城市风格。
我作为一个孩子,站在中央大街的北端(我的背后,就是那条从长白山的天池奔腾逶迤而来的松花江),能将这条足有两公里长的马路望穿。在这条铺着法国式鱼鳞状的方石路面上,只有几条绰约的人影在梦一样地晃动。一切都静悄悄的。感觉这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偌大而幽静的,弥漫着欧式风格的别墅。
中央大街,从来是一条最让哈尔滨人引以为自豪的街。这条街先前叫中国大街。街道两旁的建筑,都是欧式的,有巴洛克式的建筑,有雅典式的建筑,还有俄罗斯浪漫主义建筑以及法国先锋派建筑。当年黑龙江的女作家萧红女士和她的作家恋人萧军先生,就经常在这条大街上散步。从他们身旁驶过去的,是洋人的高头大马的斗子车,马蹄敲击在熠熠发光的、原始的方石路面上,发出“哒哒”的声响,震得两侧参差耸立的欧式建筑发出嗡嗡的回音。这种斗子车里通常坐的是流亡到哈尔滨的洋人夫妇。男人通常戴那种像魔术师戴的礼帽,女人戴的则是那种缀着鲜花儿的法式软帽。他们望着远方的方石路面,或者去松花江边散步,或者去临江而立的那座勃拉格维辛斯卡亚大教堂做礼拜,夫妻俩的蓝色眼睛显得自信而又茫然。
中央大街两边种植的是粗壮的杨树,而两边的横道则种植着榆树和唐槭树。夏日里,被日光染成浓淡不一的树枝树叶,将这条幽静的大街伞似地遮住了。即使是在炎热的季节里,走在这条大街上,你也会觉得通体清凉。冬天,树枝着满了乳白色的雪霜。街道上、房檐上,到处都是雪,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四几年的哈尔滨城,没有多少人。城市风格酷似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市。树种颇多……还有极多的麻雀。城市中几乎所有的房盖上,都覆盖着雪。的的确确是一座雪的城市,雪的故乡。似乎也颇似雪中的斯德哥尔摩。
中国大街两旁有许多店铺,像面包房、熟肉店、鲜花店、乐器店、五金商行、时装店、美容美发店、啤酒馆、咖啡馆、旅馆、外文书店、渔具店、猎具店、邮电局、首饰店等等,一家挨着一家。当年在人行道上行走的,除了部分中国人外,大多是由于战争的原因流亡到哈尔滨的洋人。他们分别来自德国、丹麦、波兰、奥地利、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大约有几万人。他们当中不乏才华横溢但生不逢时的建筑师,头脑机敏又一筹莫展的商人,端庄而又悲怆的牧师,不知天高地厚又满脸泪水的诗人,风情万种又喜欢到处游荡的娘们,良知未混已经打算重新做人的贼和杀人犯,以天下之忧为己任的失意政客,胸前挂着银十字架又放荡形骸的酒鬼,浪迹天涯的画家和委屈得不行的音乐家,以及活得幼稚而又固执的探险家。当然,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普通的外国侨民。在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手里都有些钱。流亡地哈尔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梦。于是,他们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出钱,出智慧,出劳力,在这座城市里建各式各样的楼房、商店、街道、民宅、花园,总之,努力把这里建成他们自己家乡的样子,使他们的灵魂能够生活在一个真实而又充满着理想色彩的环境里。尤其是中国大街,简直成了世界各国建筑的博览会,法国风格的、英国风格的、俄罗斯风格的、巴洛克风格的、雅典式的等等。
要知道,这些建筑大多数出于一些俄国的建筑设计师之手,而这些俄国的建筑师又多受欧洲特别是法国建筑师的影响。在这些建筑上无不体现着折衷主义、法国古典主义,以及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让人看得脖子发酸。
只要来了外地的朋友和客人,哈尔滨人总要津津乐道地向他们介绍这条街,脸上闪烁着主人式的光荣感。应当说“中国大街”这个街名是一个有争议的名字,每一个在这条街上搞建筑的侨民,都想给这条街起一个自己国家与家乡的名字。好在理性像感情一样,都会在关键时刻起到它应起的作用。这些哈尔滨城最早的建设者毕竟是来自异邦的侨民,而他们又毕竟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乡永远不会是自己的故乡!这一点,万能而仁慈的上帝也毫无办法。而且,他们在争吵中终于认识到,中东铁路工程局早已将沿江附近的地段拨给了散居在哈尔滨的中国人。因此,这条大街只能叫“中国大街”。
当年的中国大街,在街道的两旁沿街放着一盆盆鲜花,各种各样的花卉给这条大街镶上一个绚烂的花边。我的老父亲对我形容当年这条街的样子时,说:“那时候,中央大街,香风十里,到处都是外国人。”因此,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中老年人特别喜欢养花,他们不仅仅是把花当成生活的点缀,还将她们作为一种依靠,一种生命力的暗示,一个精神的朋友。这一点,当然也是受外侨的影响。
现在的中央大街,与往昔已是截然不同了。走在这条街上的人如同潮水,多得令人难以置信,许多地段需侧着身子才能通行。昔日街道两旁合荫的树,早已不再合荫了,被锯得很短,说是为了造型。造型是对的,这可能是新思想。摆放在街道两旁的花盆,早就没了。再者说,也真的是麻烦,搬来搬去的,还得浇水,这不是操练自己吗。中央大街也不再是香风十里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汗味儿,电烧羊肉串的煳焦味儿,汽车排出的废气味儿。一些很不错的,有着历史意义和审美意义的老式欧式建筑被扒掉了,盖上了新的建筑。是啊,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选择,每一代人似乎都没有权力说自己活的这一代是最棒的生活。生活,常常不是用理性去掂量的东西,而是用情感去抚摩它。这如同对待自己的恋人,一切的缺点,一切的缺欠,都在抚摩中得到了宽容,得到了理解,得到了升华。
洋乞丐
洋乞丐也是早年哈尔滨城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景观。
洋乞丐们行乞,常常是演奏乐器,像小提琴,手风琴,或者萨克斯。记得有一个乞丐是吹小号的,他那凄厉的小号声在我孩提时代的心灵里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有时候天下着小雨,中国大街上的乞丐少了,只有那个吹小号的乞丐仍在凄厉地演奏着。我站在他面前,听着他的演奏。他哈下腰,用生硬的汉语说:“小孩,喜欢小号吗?”我点点头。于是,他又吹了起来。他吹的那支曲子舒缓而又忧伤,让人想到了大海、海鸥、轻柔的海风、海边的房子、海平线上的火轮船——我几乎被这支有浓郁思乡色彩的曲子迷住了。这使我到了4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听到音响里传出小号的演奏时,都以为是那位一脸络腮胡子、有一双顽皮的蓝眼睛的洋乞丐演奏的。非常可惜,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甚至也不知道他属于哪个国籍。要知道,正是他那飘荡在城市中的小号声,使得哈尔滨人对小号的演奏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甚至对各种乐器的演奏都有别一种体味。后来,这座城市出了不少西洋乐器的演奏人才和声乐人才,像全国著名的音乐家李双江、金铁林等。
因此,有人称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或“东方的维也纳”。
在中国大街上行乞的洋乞丐面前,都放着一个铁罐头盒子或者他自己的破礼帽。行人将施舍的钱就扔在那里。施舍者当中也有不少是中国人。尤其是在落叶纷纷的秋雨季节,或者大雪横飞、北风啸叫的冬天,乞丐们所得到的施舍大多是来自富有同情心的哈尔滨人。
我记得有一个俄国老乞丐,战争使他的手指都不全了,但他却能灵活地演奏手风琴,几根手指像小松鼠一样在琴盘上跳来跳去。我很熟悉他所演奏的每一首曲子,像《瓦夏瓦夏,好瓦夏》,像《黑龙江的波浪》等等。他从不像中国乞丐那样,向行人伸出一截枯干的手臂,说:“可怜可怜我吧……”他从来一声不吱,不管有没有行人,有无施舍,就那么一个劲儿地拉,充满激情,充满活力,像一个小伙子。雪天也如此。他的身上落满了雪,可他仍然那样亢奋地拉着……。这个俄国乞丐的样子像一个圣诞老人,有一双迷惘的灰眼睛。许许多多的老哈尔滨人都认识他,甚至把他当成哈尔滨街头固定的一景,当成朋友了,见了面,也像洋人那样,摘一下帽子向他致敬,说“得拉斯基(你好)。”
许多俄国人回国的时候都不忘到他那儿道个别。他一边疯狂地拉着,一边听对方泣不成声的告别辞,告别的男人或女人该走了,便侧过身子去吻他脏污的脸颊,因为他还在拉着,你是无法同他拥抱或握手的。因为有许多俄国流亡者在这座城市侨居过的缘故(而且欧式建筑的本身,也是对灵魂的一种无形的渗透),这座城市的人,大都非常喜欢看前苏联电影(对苏联的绘画、音乐、舞蹈也很痴迷)。这不仅因为前苏联电影体现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魅力,有着感人的艺术力量,重要的是,影片里表现的一切,像音乐,说话的神态,走路的姿势,就餐的样子,都让哈尔滨人感到亲切,感到熟悉,让他们回忆起那样一段别致的生活。
哈尔滨的历史与城市状态
哈尔滨这座城市,像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一样,也有属于自己的经度和纬度,它地处东经126度38分,北纬45度45分。坐落在我国东北部松花江中游,阿什河下游,松嫩大平原的南缘。这里最早的居民是肃慎人,肃慎人也是满族和“金”朝的祖先。有资料记载,他们在这里以渔猎为生,用赤玉、貂皮、海东青换回中原的鸡禽和布帛。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肃慎燕毫,吾北土也”的记载。
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诞生和清政府的钦差大臣李鸿章有关,这里我只说“与李鸿章有关”,但城市的产生,城市的概念,是一组至今也没搞清楚的话题。总之,城市的产生为人类的社会分工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而且,城市也是文化、科学、卫生、体育、经济、政治、宗教等等活力的一个当然的、最丰富的载体。
先前,哈尔滨这里叫“富家甸”。在富家甸之前,哈尔滨不过是元朝的一个有12个狗所的驿站。李鸿章在1896年的5月19日与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签定了《中俄密约》,条约中规定俄国可以在中国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建造铁路,就是所谓的中东铁路(这条铁路穿越黑龙江、吉林两省,沟通了西伯利亚与海参崴的联系)。哈尔滨是作为这条铁路沿线的一个站而逐步形成的一个城市。当时的城建方针是:“以铁路为主,以城市为辅”。因此,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铁路线(还有铁路员工的住宅,街上走的大都是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那时候,哈尔滨似乎是座铁路的城市),待到这座城市发展壮大了,繁荣了,先前城里的那些纵横交错的铁道线,便成了城市车辆堵塞的一个主要原因了。于是又建了不少桥。这些桥——像霓虹桥、三孔桥、跨线桥,以及后来众多的立交桥,这些各种各样的桥,又给这座城市增加了新的景观。“哈尔滨”这个城市名,也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有的说是蒙语“平地”的意思,有的说是什么什么语,是“晒网场”的意思,也有的说哈尔滨是“阿勒锦”的谐音,是女真语“光荣”与“荣誉”的意思。看看,仅仅不足百年的事情,吵来吵去,弹精竭虑,到今天也没闹清“哈尔滨”究竟是个啥意思。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然,哈尔滨这座城市,同六朝古都、十代都会的南京不能相比,同小小的古城苏州、泰安之类也不能相比。哈尔滨是一座很年轻的城市,即使是从1896年开始计算,到今天,仍不足百年。同全国众多的城市相比,哈尔滨还只是一个小伙子,或者是一个女孩儿。
对这座城市里的某些状态,在我的一篇文学作品中,我是这样描述的:
(这座城市)临着一条江。
这条江叫松花江,先前叫速水,比较有名气,也很古老,颇为寂寞地流了几千年。两堤的歪柳,婆婆婆婆,可以望到将尽不尽之处。速水时代,江水大阔,浩兮荡兮,霸去了现今道里、道外和松蒲三个区镇所据的几万公顷土地。就是现在,三个区镇仍在南岗区的鸟瞰之下。故此,南岗区,一直被哈尔滨人仰慕为“天堂”。“天堂”地势伟岸,文明四达,人之心态也日趋居高临下:自矜自诩,肾恰自爱,以为领着哈尔滨几十年的风骚。位次“天堂”的道里区,异人忸集,洋业鼎盛,歌兮舞兮,朝夕行乐,几乎无祖无宗。誉为“人间”。人间者,比上而不足,比下则有余。善哉!道外区,行三。净是国人,穷街陋巷,勃郁烦冤。为生活计,出力气,出肉体,也干买卖,也来下作。苦苦涩涩,悲悲乐乐,刀拼、秽骂,亦歌亦
泣,生七八子者不鲜,“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现掂对”。得“地狱”之称不枉。
当时,哈尔滨不光是这三个街区,还有太平区和平房区,以及哈尔滨所属的众多的卫星城和县城。像建立“金朝”的“上京会宁府”遗址的阿城市和白城子等等。其时,哈尔滨还有更为雅致的称号,一是前文提到的“东方莫斯科”,一是被洋人称为的“东方小巴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称呼,就是“教堂之国”。用教堂之国来形容早年哈尔滨的景观,大抵是贴切的。
早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些城市的布局,像巴黎、维也纳、彼得堡、莫斯科等等,大多以教堂为中心,街道从这个中心辐射出去,有一种“霍华特”模式。而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与调整。以至出现了全新的城市格局,对城市建筑的体量、风格、绿化、密度都有了全新的展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国巴黎拉·德芳斯的建筑格局。这套方法,被我国许多城市新区的设计所吸收。
哈尔滨那座中外驰名的东正教的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建于1901年。它位于全市最高点的中轴线上。它的两翼,是东、西大直街,为哈尔滨的主干道。它迎面的北部坡下,就是那座俄罗斯摩登主义的建筑——老哈尔滨火车站。这座世界最卓越的圣尼古拉东正教大教堂是一座木结构的宗教建筑,整个建筑没有一根钉子,造型端庄而又雄秀,状态神圣不可侵犯。在世界上只有两座这样的教堂,一座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另一座就在哈尔滨,它们是出良同一张图纸。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常到街上去拉小套,挣点儿小钱,便经常路过那里,我常常看见三三两两衣着整洁的洋神父、牧师、嬷嬷从那里出出进进。它的确给我这个干苦力活儿的穷孩子一种神秘感和美的享受。甚至,是它的存在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和对建筑学的兴趣。由此,我还想到,我的父亲之所以从事建筑行业,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是这座大教堂,哈尔滨人都称它“南岗喇嘛台”。它现在已经不在了,去世了。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小将们给扒掉了。扒教堂的那天,我也去了。坦率地说,我对它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深厚感情,哈尔滨许多的中老年人都是如此。
当时这座城市正弥漫着烟雾一样的小雨。我站在教堂铁栅栏的外面看着,看见红卫兵们正从教堂里往外搬圣经之类的书籍,堆在院子当中的草坪上,放火烧。有一队红卫兵用一根粗绳子拽教堂洋葱头似的尖顶,把它拽歪,把它轰隆一声拽下来。在我旁边观看的,还有一个洋人,他是一个侨民,有50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装,胸前带着一枚红色的伟人像章,双手紧紧地握着铁栅栏,嘴里嘟哝着什么,眼睛里充满着泪水。看得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让我心里非常难过。并终生难忘。
现在那儿改成了一个花坛,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并组成美丽的图案。各种公共电(汽)车、小轿车、面包车、警车、板车、自行车从那绕行着,一位警察毫无表情地指挥着往来的车辆。尤其是冬天,那儿的路非常不好走,路面上结满了冰雪,需要不断地往上洒防滑的粗沙子。
顺便说一句,哈尔滨的花坛及图案设计,也受欧洲文化艺术影响很深,与江南一带的园林设计大不相同。
教堂与人
先前,我的家也临着一座大教堂,那是一座拜占庭艺术风格的勃拉格维辛斯卡亚大教堂,教堂气势恢宏,金碧辉煌。我小时经常伙同几个小崽子溜进教堂院子内的墓地那儿,偷挖埋在石碑前土地里的鸡蛋吃。教堂里的神父和牧师认识我们这帮小孩子——到了敲钟的时候,这座城市中所有教堂的钟都被敲响了,大大小小,清清脆脆,嗡嗡颤颤,在城市的上空连成了一片——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伊维尔卡雅教堂,乌克兰风格的波克罗夫卡雅大教堂,圣索菲亚教堂,连同勃拉格维辛斯卡亚大教堂的钟声都响了起来。
一群群栖息在钟楼里的鸽子扑校校飞向蓝天去了。这来自天堂的钟声把整座城市打扮得神圣而又庄严。而且,大凡此时此刻,行走在街道上的洋人侨民都就地站住,冲着教堂的方向在胸前划十字祈祷,待钟声过后再走——这种情景,哈尔滨人都见惯不怪了。
我常想,一座没有钟声的城市,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这无疑是我的一个错误的认识。然而,就教堂与钟声而言,它很可能成为吸引各地旅游者的媒体,造福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而逐步地使它成为一座世界旅游名城也未可知。在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之前,这座城市中许多好的文化资源都被损坏了——这是一桩值得全市人民共同反省的事。
非常有趣的是,尽管这座城市的教堂很多,有“教堂之国”那样的雅称,但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前不久,我曾有幸走了一趟杭嘉湖平原,我吃惊地发现,在那里,有些普通的乡村小镇都有教堂。可见信仰基督的,在江南是大有人在。那么,哈尔滨人对基督教的淡漠究竟是出于怎样的文化心理呢?它是否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哈尔滨人对外来的宗教的宽容精神以及与之和平共处的生存态度呢?
其实,哈尔滨信佛教的人也很少。在偌大的、洋里洋气的哈尔滨城里,只有一座寺庙,叫“极乐寺”。这座庙的规模很小,也比较简单,除了每年农历的四月初八热闹一番之外,平素则门可罗雀了。而且,在哈尔滨所属的十几个县镇,你很难看到一座庙,哪怕是土地庙、家庙你也极少见到。这同江南沿海和名山大川乃至苏南、苏北乡镇的寺庙香火相比,有霄壤之别。
或许这个城市太年轻了,正处在选择与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呢。有人说,一架喷气式飞机的设计参数有10万个,洲际火箭的可变参数为100万个,而现代城市问题的可变参数却高达1亿个以上。当然,哈尔滨人也并不是什么也不信。以前谁家的大人孩子有病有灾了,一般地也请人来“跳大神”,而且这种事在早年的哈尔滨是很火的。“跳大神”通常由两个人组成,有些简陋的道具,像锣啦鼓啦之类的东西,“大神”很热闹地将它们敲了起来,随后“大神”就进入状态,进入半颠狂,很快就同冥冥世界的鬼神们接上头了,神云亦云又很通俗、很土气地同神灵们说上几句,一切便可迎刃而解了。之后,“大神”一脸虚汗地回到人间,说一说病因或灾事的原委,嘱咐当事人应注意的事项,再收了报酬之类,在一片恭敬与感谢声中,便拱手告辞了。这种跳大神,是从萨满教分支出来的。跳大神的状态,同有着浓厚图腾色彩的萨满祭祀仪式十分相似。但是,现在城市中跳大神的人并不多了,因为不少哈尔滨人改信各种各样的气功了。
哈尔滨可真是一个什么都想试试的城市啊。
总之,哈尔滨人对宗教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对教义与偶像之类,通常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然而在清明或农历的春节里烧冥钱,在这座城市里倒是很火的,而且至今盛行不衰。每至这样的夜晚,街头的一堆堆纸火,辉耀着一张张悲凄或欢乐的脸——这恐怕是这座城市中唯一的,而且普遍的祭祀行为罢。
哈尔滨的洋气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尔滨人终究也是具有开放性格的北方群落,不可能面对众多流亡在哈尔滨的侨民,一点改变也没有。如果说哈尔滨人将基督教当成是外国人自己的事情,那么,对外国人的生活,以至于饮食习惯,就不可能一点也不受到熏染了。在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马尸的冬雨》的“后记”中,我曾这样说过:这个城市不少的生活用语,也都是“舶来品”,像“为多罗”(水桶)、像“力道斯”(红肠)、像“列巴”(面包)、像“比瓦”(啤酒)、像“巴交母”(走)——这一句还被哈尔滨人改造成了一句歇后语:七交母加一交母,他就巴交母了。等等。就是在现在,不少年龄稍大一些的汉子,还这样对自己的孩子说:“去,小崽子,去食杂店买两瓶比瓦和半斤力道斯去。”就是在今天,俄式“苏波”(汤),仍是这个城市的人们最喜欢喝的汤,他们做得也很在行,味道也很纯正。
有一段时间,我从未觉得哈尔滨是一座很洋气的城市。一次,我去了汕头,在汕头的一家颇有名气的美食城里,坐在中国古典式的古色古香的餐厅餐桌面前,面对中国式的餐具与吃食,我才第一次强烈地感到哈尔滨的确是一座很洋气的城市。而且在哈尔滨,外地人很难找到几座像样的、纯粹的纯中国式的大屋顶建筑。
汪曾祺先生在给我的一本小说集作的序中说:我曾经在哈尔滨呆过几天。我只知道哈尔滨有条松花江,有一些俄式住宅,东正教的教堂,有个秋林公司,哈尔滨人非常能喝啤酒,爱吃冰棍儿……
这是外地人对哈尔滨的印象。
哈尔滨的“洋”,不仅表现在教堂和欧式的建筑上,同时也表现在一些街道的名字上。比如现在的安平街,过去叫华莎街,安心街是赛瓦斯尔斯卡亚街,高谊街是哈萨克街,河清街是涅克拉索夫大街,河曲街是罗蒙诺索夫大街,地段街是西尔诺夫公爵街,安国街是符拉基米尔街,……除此之外,还有日本街,蒙古街,高丽街,教堂街,国界街,比利时街,巴尔于街,希腊教街,赛尔维亚街等等。
据哈尔滨有关文字记载,当时侨居在哈尔滨的外国人就有:美、俄、英、法、捷、意、罗、匈、瑞士、南斯拉夫、丹麦、奥地利、希腊、土耳其、葡萄牙、瑞典、伊朗、朝鲜、日本等十几个国家。最多的时候,侨民达几万人。
有人说哈尔滨是一座国际都市,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在今天,在绝大多数侨民离开这座城市十几年之后,哈尔滨的青年男女还热衷于过圣诞节,讲究一种欧式的情调;即使是在-30℃的严寒季节,哈尔滨的女孩子也像欧洲姑娘一样,喜欢穿着长长的呢裙,再穿上高筒皮靴,边走边吃着冰淇淋;这儿的男人和女人仍旧保持着用大杯喝啤酒的习惯;中老年人依旧像当年的俄国人那样,喜欢冬泳、打猎……
现在,大多数教堂都没有了,欧式的民宅也陆陆续续地被扒光了,那座俄罗斯摩登主义风格的火车站早已被一座新式的火车站所取而代之了。
——历史、时间、生活、思维,总是在运动中——过去的,虽然是历史,是城市人某种个性与某种文化品格、某种风习的见证,但总会给人以梦的感觉。或许,人就是在两个梦——过去的梦,未来的梦的夹缝中生存、生活、思维的吧。
先祖的冬眠
隐约记得《山海经》上说,包括哈尔滨一带的人,一到冬天就钻在地洞里,像蛇、像棕熊一样冬眠了,到春天时方才复活。我想这大约是指我们先祖的居住状况吧。是啊,大雪一封山一封地之后,人就不能再出来活动了。一是太寒冷,所谓苦寒绝塞,马死人僵。二是出来干啥?没什么事要做。干脆在洞里歇着睡觉,抑或聊天儿就得了。一冬的吃食(如鹿肉、池子肉等等),肯定都早在入冬前就储备好了,足了。而且,这段所谓“冬眠”的时光,也是孕育自己子孙的好时机。假如说,剽悍大胯骨的女人在所谓“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农历八月的冷天进洞,很快同一脸杀气、一脸憨厚的汉子一见钟情又怀上了孕,经过这个万籁俱寂的冬天,赶到翌年农历五六月的好时候,他们虎头虎脑的孩子就生下来了。
这大约就是这座城市先祖生活的自然景观——无忧无虑的,吃的,喝的,住的,什么都有,大自然慷慨着呢。
这座城市的先祖并不种地,也不会种地,古人说他们是“有地不能耕,一味仰资口粮”。这与江南水乡的生存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像面朝黄土(或者面朝水田)背朝天的画面,在我们这儿的古时是见不到的。这里土地肥着呢,在地里插根筷子都能长叶,所谓:“棒打抱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因此,哈尔滨人大多数比较豪爽,讲义气,只要是哥们儿朋友,都表现得特别慷慨大方。这一点也体现哈尔滨人在人格塑造上的某些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讲究一种精神质量,并以为是美德。真是这样的——可惜这一切对这座城市的现代人来说,仅是一个诱人的梦了——逝者如斯了。
不过,这里我先提醒您一句:哈尔滨是一个爱做白日梦的城市。同时,也像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一样,是一个喜欢怀旧、喜欢繁荣、喜欢现代化,也喜欢历史与文化艺术的城市。
当代人的土灾与火炕
虽说当代的哈尔滨早就很城市化了,但在哈尔滨市所属的区县,偶尔也能够见到我们先祖生活过的那种“地穴”。
我这人没事总爱下去走走,下面有几个哥们、朋友,吃饭、睡觉、喝酒之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是凡事别要求过高,又耐得住寂寞和冷清就行了。端端正正地说,城市里也没我什么位置(您别看一个城市很大,人口众多,其实没位置的人是占多数的),一个小当差的,整天仰人鼻息,听人家发火,咱还得羞怯着眼神儿听管你的头头滔滔不绝地训话(只要你一顶嘴,一辈没好果子吃了。要不孔圣人怎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呢)。反正,在一些人的眼里,手里没有大哥大,腰里没有BP机,你就不是城里人了(像从革命老区来的)。你会觉得自己是这座城市的边缘人物——多余人——在哈尔滨,不以自己是城里人而自居,或者没有光荣感与责任感,甚至搞不清自己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有什么意义的人,也是颇有人在的。
言归正传。在哈尔滨市所属的区县,大冬天进了山,就可以看见这座城市先祖生活过的自然景观了:不少到山里干包工活的农民,在林子里挖一个坑,然后用乱树枝盖住、盖牢,再用土厚厚地压实,一侧留一个出口,上面留一个通风口换气,外加一个短烟囱,远看,就像一座坟墓。从洞口进去(像《山海经》说的那样),先是一个“前厅”,那里堆放着大萝卜、土豆子、大白菜、大葱、大蒜之类。另有巨大的瓦缸腌着酸菜、咸菜,或者装着各种各样的粮食,像高粱米、大(米查)子、小米之类,还有肉,野生动物的,家禽的,和几大塑料桶白酒胡乱地堆在那儿。前厅还设有低矮的炉灶,大铁锅里正翻滚着沸水。进到里间,便是“卧室”了,一爿大炕贯通南北,像《庄家杂字》里说的那样:“南北大炕,书桌摆上”。
其实,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的大炕,是多功能的:可以睡觉;可以摆上炕桌吃饭、喝酒;可以用炕桌当书桌温习功课,准备高考,也可以给亲友写信;还也可以用来赌博、算命、摆放祭品,抑或干脆用笔瞎划拉着玩——展示着瑰丽多姿的生命景观和无可奈何的生活际遇。
不过,我们在地穴里看到的这种大炕,是最原始的,也极为罕见的。这种大炕是用一根根未剥皮的、碗口粗的小烨木杆子拼成的,上面铺着干草、兽皮。睡在上面自然很硌身子。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一个面色极为苍白的年轻人,吊悬着腿坐在大炕沿那儿(这个风景,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一直沿继到20世纪80年代才渐渐绝迹),吸着自家卷的卷烟。小伙子的头发很长,样子像美国民间的摇滚歌手,他的脸色青黄,呆呆地看着我们。
令人惊异的是,在“卧室”的土地中央,有一条细小的山溪汩汩流过。这条小山溪可以日常饮用,也可以涮洗衣物器皿之类,还可以撒尿。那个年轻人不大爱说话,为了不失礼,我们扔下两盒烟,就告辞了——历史,在我们这一进一出的动作中,就过去几百、甚至几千年了。
我们的先祖,是先大炕,而后才发明了火炕的。再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宿命般地跋涉,方走进这座城市,成为哈尔滨人的。然而,火炕却比大炕更有生命力,它伴随着哈尔滨人一直走进当今的80年代后,才委屈地隐入历史,魂魄一样飘渺在已消逝的岁月中去了。我曾在自己的一个中篇小说里,赞美过这种火炕:
……说着,哥几个也都不由地躺下来,开始还矜持,是虾身侧卧,以手支头,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儿。后来干脆仰面朝天,烙背烙腰。真是舒服哇。东北农村的火炕真是大伟大了,太万岁了!又想,万一农村没有火炕,庄稼地里累一天了,可怎么解乏呢?那么,在科学与现代化还不甚发达的城市里,对那些同样从事各种各样体力劳动者来说,火炕不是也发挥着同等的作用吗?
但是,写《清代通史》的萧一山先生,却对黑龙江的火炕另有一番看法,他引用一位叫章炳麟的话说:厌恶者,则火坑(炕)是也。男女父兄子弟妻妾姊妹同宿而无别,及于集会,无所顾忌,则德育无可言。终日炀火,脑识昏愦,故思虑不通,则智育无可言。燥热既甚,筋络弛缓,地气本寒,而女子发育反早,未及衰老,形色已枯,则体育无可言。故欲化导北方,已屏去火坑(炕)为极。
我想,个中的道理是有一点,但并非绝对正确。尤其是女人的衰老,大抵是于火炕无缘的。
当然,历史与文明,总是向前发展的。城市人的文明程度自然也会日臻完美。《山海经》里讲的冬眠,早已是过去的历史了,烨木杆拼成的大炕,纵然是有,也寥若晨星了;那种被萧一山先生认为是黑龙江哈尔滨愚昧之源的火炕,也几乎绝迹了——席梦思、沙发床、红木硬床上,正睡着新一代的哈尔滨人……
中央大街与欧式建筑的命运
哈尔滨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在各个方面都很年轻。俗话说“人是年轻的好,城市是老的好”。这种年轻的城市状态,也多多少少导致了这个城市市民的某种自卑感:感觉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城市太年轻了,太嫩了,远不如古长安的西安,古金陵的南京和古燕京的北京,也不如天府之国的成都,高原之都的拉萨,沙漠之国的乌鲁木齐。便是与国内的那些新兴的城市相比,也多有逊色。那些古老的城市都有很长的文明史,很丰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出过那么多杰出的历史人物,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过那么多的重大影响。而年轻的哈尔滨呢?
说真的,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古迹可言,似乎产生的历史名人也屈指可数。至于历史的文化积淀更是薄如帛纸,让人一览无余。反倒是一曲《太阳岛上》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到这个城市观光旅游。无奈,太阳岛上也并无古迹可观,岛上的那几处现代化的建筑小品,与全国园林建筑的佳品相比,也略逊一筹。许多外地游客,常常是身置太阳岛,还不得要领地向当地人询问:“打扰了,请问,太阳岛在哪里?”当得知自己已经身置太阳岛上的时候,不禁愕然,也不免大失所望。
由于城市年龄小,自然没有什么古迹可图可点,中外游客似不好求全责备。好在哈尔滨人还可以向外地人介绍一下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好在这条街是一条纯粹欧洲风格的大街,街道两旁有许多欧式建筑,走在这条街上,甚至能窥视到整个欧洲建筑历史和审美的变化;更好在这条大街上还有一些有名的商家,像秋林公司,马迭尔宾馆,华梅西餐厅,以及一座监狱等等,可以引起一些外地人的兴趣。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向外地人介绍的呢?
然而,就是这样一条几乎能浓缩哈尔滨百年文明史的大街,现在也每况愈下。这条街上的不少有特点的欧式建筑,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被无情地扒掉了,盖上了一些模样新潮、目前还看不出史学价值与审美价值,包括哈尔滨建筑特点的新建筑。而且这些新建筑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商家之类。而先前这条街上的那些有史学价值与审美价值并能突出哈尔滨特点的欧式建筑,却又被上天入地的广告牌补丁似地遮个体无完肤,让观者无法得见庐山真面目。
像秋林公司这样的著名欧式建筑,也被一些“涂鸦者”弄得面目皆非,整幢大楼的外墙,被刷上了极其难着的黑灰色。大橱窗上的老式遮阳伞已作古多年了。先前的旋转门也早已无踪无影了。现在,外地人和当地人走到这条街上,闯入你眼帘的是:广告、广告、广告,商店、商店、商店。欧式建筑风格的一切,不仅不再是主导地位,甚至连次要地位也不是了。
我在上海的外滩观看了一次夜景。上海外滩上的欧式建筑,像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样,鳞次栉比,体现着欧洲建筑艺术的气派和上海人的某种开放精神以及城市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文明水准。那些建筑均被各色的聚光灯打上了好看的颜色,看上去,富丽堂皇,豪华气派,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在那里游玩、照像、休闲……
我想,这一点,应当值得哈尔滨人深思一下的吧?
我也常常有趣地想,应当将扒掉中央大街上欧式建筑的那些主要责任者,都搞一个塑像,矗立在被扒掉的建筑旁,并在塑像的下面刻绘上被扒掉的原建筑物的图画供后人欣赏,——毕竟是一种文化遗产啊。另外,扒与建,任后人评说,也借此展示一下哈尔滨人的自省精神和豁达的襟怀——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说说而已,以博一笑。
其实批评这个城市的某些不尽如人意的行为,实际上是爱这城市的缘故。如果我们连爱这个城市的热情都没有了,就谈不上什么批评——爱怎么样怎么样去吧,管它呢。听说,这种扒城市著名建筑的行为,在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有。如此说来,这就不是一个城市的过错了。
模仿与自卑
哈尔滨这个城市值得批评的地方,或者值得热爱而批评的地方,不仅仅是扒掉了城市的某些著名建筑这一点。
其中最让人大惑不解的,就是凡三四十年来,哈尔滨人一直莫名其妙地不喜欢本地生产的产品,而且,尤以服装、鞋帽、日用品、自行车等等为最。哈尔滨这座城市多年来似乎形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共识,认为:凡时髦的人、新潮的人、有档次的人、有文化的人,是不穿本地产的任何服装和任何鞋帽的。这一怪异的景观,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就不难发现,走在街上的中、青年人,穿的服装,绝大多数产于外地。
在改革开放之前,哈尔滨人崇尚北京和上海的时装、鞋子。改革开放之后,哈尔滨人又崇尚广州、香港,乃至外国的时装。在他们的审美观中,觉得只有穿上外地的服装鞋帽才美,才有层次。从这一“风习”上看,我提醒外地的商家要抓住哈尔滨人这一消费与审美心理,多往哈尔滨进货,肯定有赚头——哈尔滨可是一个大有潜力的服装消费市场啊。
哈尔滨人不仅仅喜欢外地的套装,而且还喜欢外地产的风衣、毛衣、内衣,甚至包括袜子和乳罩之类。只要是外地产的,都会引起哈尔滨消费者的兴趣——这已经形成了该城的一种时尚了。
这种兴趣,这种取舍态度,其实并不能说明哈尔滨生产的产品怎样的蠢笨,怎样的质量低劣。绝对不是这样的。只是一种城市人的心理而已,是有历史渊源的崇外文化心理在作祟——或者叫“边城思维定势”。
在日用品的取舍上,哈尔滨的消费者对盆、碗、筷子、缝纫机、自行车,小到图钉、拉锁、指甲刀之类,也都喜欢外地产的而排斥本地产的。令人迷惑的是,哈尔滨人对自己的这种心理似乎从不思反省。
哈尔滨是一个有近500万人口的城市,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可这个消费市场的人们,却无时无刻地不在背叛自己的城市,无视这个城市生产的产品。这难道不是一个城市的悲剧吗?
早年我曾去过一次贵州,在茅台之乡,我看到一则用白石灰水写在围墙上的一条标语,“茅台人最高尚”。我看了,非常欣赏茅台人的自信心。
哈尔滨人是否也为自己是哈尔滨人而感到高尚呢?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什么最可敬——唯有自信心。
哈尔滨还有很多的“城市行为”让子民失望。
比如,这个城市的公共电汽车,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是被称为“线”的,几线几线车。听着也很不错的。但后来学习外地,改了,改成“路”,叫多少多少路车。自然,这是一桩芝麻小事儿。但这样小事情、小改动,又确能反映出哈尔滨人的某些自卑与不自信的心理的。
再如,哈尔滨人的一些地方口语。像形容什么东西特别好,喜欢用“贼好”来表达;干什么去,喜欢用“干啥去”来询问。诸如此类的地万口语很多,此不一一列举。当然,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小事,但是,哈尔滨人却为自己说这种士话而感到难堪,“贼好”改成了“特好”,“干啥去”改成了“干嘛去”。更有甚者,干脆学说广东味的普通话了,用以证明自己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如果说这是一种进步,就有点无聊了。我曾去过几次上海,让我有触动的事情之一,就是上海人为自己说上海话而感到自负,而哈尔滨人为自己说哈尔滨话而感难堪。
不过,也不必将这些事说得那么尖刻。这种事,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表明哈尔滨的一些中青年人还不够成熟,有一点儿幼稚——如果我们说不成熟和幼稚是可爱的话,这里我也表示赞成。的确,大成熟、太理智,可能未见是一好事。
这个城市毕竟年轻啊。
一个年轻的城市像一个人一样,既能迅速接纳与容纳新鲜事物,新的语汇之类,可也容易学劣学坏,误入歧途。
比如说,商品的涨价就是一例。
我总觉得哈尔滨这个城市在涨价方面,无论是官商还是私商,一直是紧跟外地学的。只要外地某一城市的某一商品涨了价,哈尔滨的同类商品就会立刻把价钱也涨起来,甚至涨得还要高一点。就拿哈尔滨的公共电(汽)车的票价来说,在同样的电价、油价、零部件的价格下,哈尔滨的票价在全国即便不是最高的,也居前几位,坐一站地,至少收您四毛钱。自然,这之中会有种种合理的、充分的理由,能证明票价非涨不可的道理,是一件奈何不了的事情(哈尔滨有时候是一座让人捉摸不透的城市)。涨价以后的某些公共车辆,反而越开越慢,慢到与行人走路的速度差不多,这是非常让人难受的。这不仅给乘客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而且,由于开慢车,排出的废气量大,也给这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尽管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体现了某些哈尔滨人那种敢于把缺点公之于世又不思收敛的个性特征。
的确,是由于爱这个城市才提出它有别其他城市的缺点,或者叫特点。要知道,这一特点,也的确能够折射出该城市人的某种心理状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趋同的效果——这既是世界开放的目的,也是开放的后果。每一个城市,不仅会主动热情学习其他的兄弟城市或者洋城市的先进与文明的事物,而且,这个城市无论怎样的防范,那些不甚磊落的东西,也一定会随之涌进这个城市中来。哈尔滨这个城市也不会例外。
哈尔滨这个城市毕竟年轻。年轻,历来就是一种希望,一种活力的象征。尽管它还有些幼稚、天真、不成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某些缺陷和不足,但你无法无视它生气勃勃的青春态度和积极的自省精神。
哈尔滨这座城市现在不过一百岁,若干年后,哈尔滨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最了不起,文明程度最高,文化积淀最厚,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先进城市之一。
哈尔滨人的个性之ABC
这座城市人们的某些生活作风,与自己先祖始终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这个城市的人们,强悍固然强悍。比如打架,一丁点小事儿,三句话不来,立刻动手,仅仅拳脚相加还是“文明”的,某些无聊的看客还会觉得没劲。常常是几句争吵之后,上去就是一刀,对方立马血流如注了,这才觉得好看,才能赢来孬汉的喝彩声。不似南方人,两个人吵架,就是一个吵,多为君子状,“君子动口,不动手”。而且越吵双方走得越远。我曾在杭州见到过两位年轻人在马路上吵架,我则在一旁袖手旁观,学点知识,感受感受。结果,两个小伙子光说不练,几欲动手,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其中一回,差一丁点儿真的要动手了,却被一位围观的纤弱女子在他们当中一站,两只像笛子粗细的胳膊一支,就轻易地把他们分开了,让我这个哈尔滨的看客好生糊涂。这种事,若是在哈尔滨,大约早就刺刀见红了。因此在这里,我也奉劝来哈尔滨的朋友们,尤其是火气旺盛的朋友,千万别在这个城市里和游手好闲的青年人吵架,免得受皮肉之苦。如万一遭遇不测,说句软话,道个歉,凭着外地人的客人身分,是完全可以化险为夷的。哈尔滨的好人也罢,坏人也罢,绝大多数,对外地人还是有礼貌的。这同好客与自卑的地域文化不无关系。
这个城市的人们,吃苦固然能吃苦。但一定数量的人的吃苦,都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一般说来,只要他们兜里还有钱,还有饭吃,有酒喝,吃苦的活儿,跌份的活儿,大抵是不会去干的。记得有一年市政府为了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决定无偿拨出若干台手摇掌鞋机,安排些待业的青年到街头为人缝补鞋子,解决生活来源问题。掌鞋这个行业是很挣钱的。现在鞋的假冒伪劣产品很多,城市人的活动量日益增大,再加上哈尔滨人常常出手慷慨,从不在几毛钱上做文章、费口舌。干掌鞋这活儿,是能挣大钱的,因此,不少南方人带着老婆孩子,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偏远的城市干这活儿。您哈尔滨人不是爱装绅士、装淑女么,那您就尽情地装好了,只要把钞票慷慨地丢下来,一切都配合您,满足您。这些精明而又能吃苦饮卑的南方人都挣了很多钱,在南方老家盖了楼,购置了现代化的家具……可哈尔滨那么多待业青年,却没有一个人肯干这活儿的,觉得跌份。宁可受穷,所谓穷要面子。是自尊还是脆弱,还是个性使然,这是很难辨清的。
在哈尔滨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的。有钱的时候,就出去高消费,沉迷于摆谱儿,装大款,穿名牌服装。没钱的时候,不仅不思反省,反而到处吹嘘自己曾吃过什么,穿过什么,以为荣耀得很——如前人评价云:“性颇愚,不知计算,又习于游情,稍近劳力之役,辄避不前。每三五成群,酣饮市肆,一日未终,罄诸有而后已。不知积蓄。”前辈看问题还是挺准的。
这个城市的人们,自尊固然自尊。但某些人常常表现得十分脆弱。如果到商业服务场所走一遭,就会有一定的感受。你会看到某些服务员营业员接人待客十分傲慢冷淡,惟恐对方小瞧了他,双手支在柜台上,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面对这一脸不屑,顾客便笑着脸,谦卑地说:“对不起,麻烦您,请再给我拿一件看看好吗?谢谢您,真不好意思。”这种倒错的状态是颇能说明某些城市人心理的。这时,服务员便能立刻笑脸相迎了。甚至一下子成为知己也未可知。在同哈尔滨人交朋友时,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得先尊敬他,不小看他。一旦成为铁哥们儿之后,你怎么骂他、损他,也不会影响你们的友谊。哈尔滨终然是一个重情义的城市呵。
哈尔滨人的个性,优美的一面自然还会有很多很多。这里不谈了,留给慷慨之士畅谈。
艺术化的豪爽
印象,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烙印”。我曾不止一万次地听到过外地人和外地朋友评价哈尔滨人如何的豪爽。似乎“豪爽”已经成了哈尔滨人性格的一种标签。这使我常常陷入一种困惑。
其实,我们对某一先生或小姐评价他们“人很老实”时,很可能就是一种误判。有趣的是,就是“老实人”本身,在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是喜欢自己被冠以“老实人”之称号的,只是时间久了,他们发现这一称号对自己有诸多的益处,能起到保护自己,美化自己,隐蔽自己,乃至对自己的发展、发达产生有助的效果,便才欣然地接受这一“老实人”的称号的,并且还有意无意地将这一称号光大之。这就像外地人说哈尔滨人豪爽一样,开始的时候,哈尔滨人对外地人评价的“豪爽”之说,感到有些奇怪,有些捉摸不透,甚至处于寻找自身豪爽特质的搜寻疑惑中。
说真格的,哈尔滨人的“豪爽说”,有很大程度是被本域的那些并不怎样豪爽的后人张扬与宣传出来的——我想,地域式的优美个性“广告”也是含着某种生存与交际策略的。
这种个性广告对性格的形成,对性格的重塑与规范,对个性的光荣感与自豪感,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在哈尔滨人当中,几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上海人精明、小气、挑剔、斤斤计较又煞有介事。我常想,上海人至少不完全是这样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但这个地域性的个性标签的威力像商品广告一样,不但具有煽动性,而且还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要知道,中国人的某些心不在焉的接受能力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更为离谱的是,某些生活在哈尔滨城里的上海人,居然也受到这个标签的影响,极滑稽地使自己更像标签所描绘的那种上海人。
在文艺界,常常有人痛心疾首地批评“人物的脸谱化”,希望人物个性更丰富、更多元化一些才可信。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是有相当困难的。因为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与读者都习惯这种阅读模式与欣赏模式了,甚至构成了一种审美趋向,一种精神需求了。尤其是在我国的戏曲舞台上:黑头哇呀呀叫着一出来——肯定是豪爽义气的角色(有点像哈尔滨人);小生文绉绉地施礼一揖,肯定是温文尔雅的象征(样子有点像古典的杭州人);小姐莲步走出来,一颦一式,含蓄而妩媚,那当然是古典爱情的使者(样子有点像江南人);武生凌空而至,一个亮相,就是英雄豪杰路见不平了(颇似中原一带传统的绿林好汉)等等。这些个性化了的人物,都一代一代,一班一班地固定下来了。当然,这是从生活到艺术化的重塑过程。可是,将这种艺术形象再还原到生活形象,就有绝大的困难了。
我是说,哈尔滨人的豪爽,包括热情好客,开始的时候是从生活中走来的,而后,这个群体被人为地艺术化了,而且已无法还原到生活的本来面目当中了。
其实,当代的哈尔滨人到了应当为历史上的哈尔滨人的豪爽性格唱挽歌的时候了。
古典式的豪爽·地域的温情
说句很学者的话(现在哈尔滨有很多人希望自己所写、所说、所做、所表情的,都很像个学者——可能是有什么益处的),哈尔滨人从整体上说,的确如外地的朋友们评价的那样,是豪爽的,热情的,好客的。
其实,这一切,都是由一哈尔滨人(包含黑龙江人)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个性和环境,就像一首歌的词和曲的关系,是无法剥离开的。
我记不清我是否在前边的哪篇文章中说过最初哈尔滨人的生存环境是瑰丽多姿又十分艰苦艰辛的话了,但这篇小文中恐怕还得再强调几句(为了使自己更像一个哈尔滨人)。
史学家和初通黑龙江地域文化的人,都可能知道,最早休养生息在这一域的哈尔滨人的先祖,是过着渔猎生活的。后来祈望自己走学者道路的人,很漂亮地称这种生存景观为“渔猎文化”。
反正当代的哈尔滨人无论什么事物都喜欢冠以“文化”二字——我十分愿意把这种现象视之为“城市人的文化觉醒”。
为了说明“渔猎文化”的有根有据,继而把哈尔滨人的豪爽引渡过来与“文化”对接,看来有必要做一次乏味的引经据典的工作了。
有一种说法,是讲当初这一带的先祖并不知道纪年法,《三朝北盟汇编》上讲:“其人不知纪年,问之,则曰吾见青草为度,以草一青为一度”。其实,我们的先祖这样讲也可以,岁月与年轮,从根本上说,本来就是一笔糊涂帐。草一青,自己便是长了一岁。真是挺科学的。
在原始社会的莺歌岭遗址中发现的“楛矢石砮”,怕正是我们先祖最早“豪爽”的个性徽记了。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现在这些“玄”都差不多光了,甚至视之为神话了——真是吾土之不幸也)。说明这一带虎狼出没,是一个天然的、丰富的、让人瞠目结舌的好猎场。《魏书·乌洛侯传》上载:“其绳发,皮服,以珠为饰,民尚勇,不为奸窃。”这是此域人最早的直观形象。还说:“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草阜畜牧,多豚,有谷麦。”这大约就是鲜明的食性状态。《说郭》中讲,这儿的人“骑马下崖如飞,渡江河不用舟揖,俘马而渡”。这是先人提供给后人的一组电影镜头。那么,这一域的远景镜头是怎样的呢?看《北徼纪游》便可以得见了:“平沙衰草,满目荒凉,往往百里无人烟……丛林叠嶂,冰雪弥天”。“一任荒草迷天,寒烟锁地,曾无过问者。嘻嘻!地亦何不幸至此哉!”
那么,“诗文化”的状态是怎样的呢?请看当年的封疆大吏宋小濂的诗:“绝域赋长征,天寒夕照明。松根穿石出,人影卧江行。冰雪连天拥,峰峦夹岸横。黄昏时已近,何处问前程?”
还应当有“饮食文化”,算了,“渔猎文化”的文字表象就已将“饮食文化”的内容含在其中了。这里就不再婆婆学舌了。 总之,此域这样的生存景观,对个性之豪爽的形成,当然是在所难免的了。
豪爽之于这一域的人,不仅仅是一种标签式的个性,更是这一带人做人的基本法则。 我曾数十次地漫行在本域的山山水水。对这一域人的豪爽遗风是有所体验的。比如,一次我去乌拉嘎的汤旺河远足。那儿的淘金人就有一条不成文的风习,无论是哪里人,外乡人或者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只要进了你的家,就可以免费在这里食宿,还有一句流行的话(这句话有点像一条法律,当地人没有违抗它的),所谓“发财发财,大馒头拿过来”。不仅如此,如果这一天淘金者们有了好看的收获,还要据当地之低,平分给这个外乡人一份儿,做为给这个“带福人”的谢礼。这样一说,八成又要扯到某个“文化”上去了。还是就此打住。在那里,我这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还享受了淘金人专门给我做的小灶,擀了面条,炸了鸡蛋酱,做了四碟山野小莱,又温了白酒,而且只有我和那个“金把头”享受。其他的淘金人都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因此这一域的人的豪爽、热情、好客,常常是不善于辞令的。而且,这一域人(当然包括哈尔滨人)对那种不吃饭也送你二里地的“热情”是很反感的。
这种沉默的热情与豪爽,还表现在另一件事上。
这是我到山里去感受到的。在深山老林里,那些行人、猎人、勘探队员等等,常可以看见一些木房子,那种木房子都很简陋,有时有人住,有时没人住,空着。我发现,在林区你只要发现了这种木屋,就等于发现了食物。因为这种木屋子里不管有没有人住,屋子里都肯定有食物。你进去就可以做着吃。如果你身上有多余的粮食、肉或其他的食物,你就会自觉地留在这里一部分,供给以后陌生的行路人到这儿来吃。假如你到的是一户人家,又恰好这一家里没人,你仍可以自己在这里做饭吃。吃过了,有钱,你就扔下一点儿,也可以扔下你所打的猎物,如果没钱没有猎物,你就走你的。只是走的时候,你把顶门杠朝着你走的方向在地上一放就行了。等房主人回来,知道你是朝哪个方向走了。知道你朝哪个方向走——这也是一种文化,叫它“驿站文化”、“流人文化”或“行人文化”都成。
其实,人都走了,你又不去追他,管他去哪里呢。然而,在这里,这是一种礼节。这一风习,我想当然和黑龙江的驿站行业有着血缘的关系。我好像在前边某篇文章中讲过这儿的“站人”之说。其实,这里还有“行人”之说——恕不赘言。
是啊,驿站也好,站人行人也好,什么文化也好,早年这儿的生活环境毕竟太艰苦了。苦寒绝域,举步维艰,这种相互照应,相互招呼,相互帮助的民风是生活环境的产物。倘若有人违反了这个古老的法则,就会受到严惩,以至无法在这一带生活下去。这也是一种文化。它显示了生命的质量,是一种大美。或者叫——豪爽。
总之,当你走进这样的木屋,走进这样的人家,走进这样纯朴的民风之中,你就走进最初哈尔滨人的豪爽、热情和好客之中了。
自然,在我讲到当代哈尔滨人的豪爽、热情和好客的时候,就难免有些尴尬。当然,若说当代的哈尔滨人一点儿先民的那种豪爽、好客和热情都没有,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题,而且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从整体上说,当代哈尔滨人,豪爽依然豪爽,不过,它多了一层选择——豪爽专对自己的朋友、同仁和亲友。
哈尔滨人的热情依旧热情,但它又多了一层判断——或者热情对热情;或者热情对用得着的人、官、客;或者仅仅为了显示哈尔滨人的热情而热情。
哈尔滨人的好客依然好客,但它又多了一层取舍——或者讲究礼尚往来,所谓“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或是工作的需要,服从于纪律的约束;或是对待亲朋好友。
总之,豪爽、好客、热情,依然存在。当代不同的是,在这一系列优美的行为当中,多了一则注脚。至少,它不再专对陌生人了。这不是一种文化的堕落,而是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巨变。骏马换成了轿车,弓箭换成了现代化武器,捕鱼换成了休闲式的垂钓……
当你再走进这里,你因为饥饿,因为一时没有饭吃,因为没很好的睡眠,想随便地从文化的意义上走进豪爽、热情、好客的某一陌生的家庭,去填饱肚子,美美地睡上一觉,再同房主聊一聊你旅途中的见闻之类——只怕是,你所遇到的情景,不会再是古典式的了。
“藏锋”的心态
从一个城市的舆论景观,常常可以窥见到这座城市人们的人文性格。
从地图上看,哈尔滨地处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说这是一座“边塞城市”,是没有问题的。哈尔滨不仅仅是历代有着“北大荒”之称谓的黑龙江首府,也是黑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它并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应了民谚上的那句话,所谓山高皇帝远。所有的消息、动作乃至认识的深度与透辟度,都比之中央地区要差得多。这一状态,在近几年还不算十分明显,但在许多年前,在电视等传媒和交通事业还不甚发达的年代,就尤为突出。许多流传在中央地区已一年多的话语,到了这里,还都是一些新鲜事儿。就是在今天,这儿的一些官员、经商者、文化人,也经常去北京体验一下,了解一些情况,便于使自己获得最新的信息,也使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赶上最新的潮流。尤其对那些还祈望自己在所属领域中有所发展的人,他们一年不到北京去,就会觉得自己落伍了,精神也空虚了,憋闷得很,就会找各种理由,甚至自己掏腰包到北京去。去那里找朋友,找同行,在一块儿闲聊。从闲聊中获得信息,获得启示,获得营养,从而能更科学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一动作,几乎成了边城的有志之士多年来共有的一个基本走向。
由于这种潜在的、自觉认识到的“闭塞心理”的作祟,使得这座城市人们的舆论行为,尤其是批评行为,常常显得不那么尖锐,不那么激进,甚至不那么有的放矢,那么切中要害。他们议论什么,尤其是天下大事,常常会说:“北京方面怎么说怎么说”、“北京方面正在怎么做怎么做”。把北京的一切,做为一种尺度,一个信号。他们对北京方面的人事任免都十分关心,而对自己城市里的省市官员的更迭走换,却常常显得冷漠与茫然。即便是那些了解地方官员的官员,也常常认为自己身边和上边的官员与自己的能力差距并不很大,表现出很大的应付性与随意性,而对北京的官员却表现出可望而不可即的仰视态度。
总之,这座城市的人们从未有在中央地区还没出现什么事的时候,自己却率先干起什么事来的情况。他们总是在观看北京以及其他大城市在怎么做,缺乏主动的思索、思辨、探究精神,缺少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为人先的开拓创业精神。
更为有趣的是,即使是其他大城市已经在某一方面先干了起来,这个城市里的人还要观看一段,再随后动作起来,但其行为与政策,也常常是保守的,留有余地的,节奏上是缓慢的,迟疑的。很少出现那种敢于为一个伟大的目标,一个利民的目标,一个求发展的目的,去打破常规,去做别人不敢做的“错”事、出格的事的人。因此,这座城市的各行各业,若想得到突破性和实质性的发展,不克服这种消极的“边城心理”,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人的素质,这里指城市人的素质,从来是历史的发展,城市的繁荣道路上的决定因素。
如果用一句哲学术语来概括这座城市人的精神状态,恐怕用“折衷主义”比较准确。
哈尔滨“大”的欲望
我曾去北京开过一次很体面的会,住在一家四星级的宾馆里,那里安排的每一餐,都是来自国内各个不同省份的不同风格的菜。这里且不说那儿的菜码大小了,毕竟是四星级的宾馆,菜码自然要斯文些。只是让我这个哈尔滨的食客难以忍受的是,那里盛饭的碗非常之小。头两顿饭,由于不好意思总去盛,没吃饱。吃过饭之后,再慌里慌张地跑到街头的小馆补一顿,不然,饿得连自尊心都没有了,精神也恍惚了。终于有一次忍不住了,丢下手中的那个玲珑的小碗,说:“我们哈尔滨人喂鸟才用这样的小碗儿!”说着,我拽过一个大盘子,狠狠地盛了一大盘子饭,吃了起来……
凡到过哈尔滨的朋友都知道,哈尔滨所有餐馆的菜码都很大。不仅盘子大,而且量也足。同样的一盘菜,哈尔滨能大南方三倍以上。而且价格相对低廉、公道。我这个人经常到处走,对这一点是有深切体会的。记得我在南京的一家小饭馆吃一碗普通的肉丝面,要6元钱。碗里的面条,并不多,一筷子可以捞光,剩下的热汤仍然是满满一碗。我没吱声。因为那个还算年轻的老板精明而又和蔼(还颇有风度),我有点不好意思。而在哈尔滨,一大海碗手擀面,或者麻辣面,才收你3元钱,保证你吃得饱饱的。因此,在哈尔滨开饭馆,光让客人吃得好,还不是最明智的,重要的,是让客人吃得饱,你才有好生意做。
哈尔滨城里几乎每一种主食,个头都很大。不是说“哈尔滨的面包像锅盖”吗?这倒是真的。不仅面包,馒头的个头也很大,一般是四两一个。油条又粗又长,最长的有半米,手腕般粗。发糕烧饼之类也都硕大无朋。饭碗也大,盘子也大。若身临其境,您能感受到哈尔滨人某些大方豪气的特点。
哈尔滨人似乎也喜欢这个“大”字。给人起外号也常带“大”字,像“刘大埋汰”、“唐大敢干”、“张大嗓门”、“李大轮子”。对主食的称谓也常带“大”字,像“大馒头”、“大发糕”、“大菜包子”、“大饼子”等等。对人的称呼,也喜欢带“大”字,像“大丫头”、“大小伙子”、“大老爷们”、“大老娘们”等等。日常用语中也有许多带“大”字的,像“大头菜”、“大酱”、“大白菜”等等。
哈尔滨人对“大”字有一种天然的喜欢。这其实是一桩有趣的事儿。如果外地人在哈尔滨推销产品,加上一个“大”字,效果肯定会更好。
但不管怎么说,城市毕竟开放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新食品,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像“可口可乐”、“汉堡包”、“加州牛肉面”等等,相继涌进了哈尔滨这座年轻而又洋气的城市。这个城市的人们,在退而据守“酸菜炖肉”、“猪肉炖粉条子”的同时,似乎也不得不正视五花八门的新食品了。
“神秘的咒语”与城市人的感情判断
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各种各样的思维模式和反应方式是多姿多彩的。
这里只聊其中颇为有趣的一种。
哈尔滨的这种别样、有趣的思维方法,又更多的凸现在企业,以及民间的交往当中。这种思维方法的重要特点,一是有让人有莫名其妙的权威性,二是他们使用的“咒语”,既人人熟悉,又深入民心。是一种流动性广、普及、生命力强,又活泼生动的判断媒体。如果有人掌握了这条法则,又能破译其中的奥秘,他便会在人际交往中,乃至事业的发展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还会因此获得诚实、憨厚、老成、知情达理、有城府的殊荣。
要说明这种类似广告说词的特点,需举几个例子才能展示哈尔滨一些人的思维与判断的“魅力”。
比如说,要劝一个尊重经验、迷信先验的哈尔滨人多吃鱼多吃肉,无需什么长篇大论,也用不着什么逻辑推理,更用不着科学的阐述,您用五个字,就可以达到目的,那就是“是荤强起素”。
这是一句民谚,意思是说,凡荤腥的食物都比素的食物强。在这五个字面前,哈尔滨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您说得对,您的话有道理。那么为什么是对的,又为什么有道理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说的是一则民谚。哈尔滨人从来是固执地认为,民谚是具有权威性的,是多少年来多少人经历了无数的体验与教训总结出来的,再者,大鱼大肉比素的食物好吃这种现成的经验,也会给那句民谚的权威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判断就成立了。
事实上,荤的东西并不绝对比素的东西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然而这并没用。在科学与经验面前,众多的哈尔滨人宁肯选择经验而从之,也不依靠科学来决定自己的取舍。
这种一则则一句句类乎神秘梵语似的“经验”,大多数是靠民间自觉地口头流传至今的。千百年来,这些民谚、名言名句、歇后语之类,在民众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这些神秘的“梵语”与政府行为、政策和科学,竟是相互独立而并存的。
因此说,凡是能够大量地掌握这些“经验”并且能够驾轻就熟运用的人,就会在这个城市里享受智者的形象。
比如“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一句,同样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然而,有理真的能走遍天下吗?无理真的是寸步难行吗?有趣儿的是,尽管现实生活能够提供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例子对此提出有力的反证,但是许多的哈尔滨人并不以其为然,他们仍然相信这句话是对的,是一条真理。并且,用这句话做为自己实践行为的准则。南方人说东北人有点傻,不灵活,恐怕是跟这一域的人受“咒语”影响弥深有关吧。
比如“谏之双美”。可直言上谏就一定会收获“双美”的效果吗?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孔子还曾十分痛苦地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呢。孔子会真的这样认为吗?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他就不会说“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卿”了。那么,把这句话调整为“谏之两伤”,就一定没有道理吗?然而一些可爱的哈尔滨人,宁可相信前者,也不信赖后言。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某些哈尔滨人在思考上喜欢走捷径的特点,以及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思维方法。再比如,两个人打起来了,孰是孰非,总得讨个公道,这样才利于事情的解决和正义的伸张。可一句“一个巴掌拍不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责任分摊给打架的双方了。而且,还显得那么有说服力,有权威性,不容置否。更为有趣的是,本来没有责任的一方,在这样一句话的观照下,自己竟然进入反思状态,反省起自己的“过错”来了,而且最后,还能心悦诚服、痛心疾首地承认,“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对的,是自己错了,假如对方在打自己左脸的时候,自己把右脸也让给他打,事情也就可以避免了。
这种不可理喻的判断,大约也是一种城市异化的文化心理在作祟。结果是:好人越来越好,好的让你直糊涂;坏人越来越坏,而且坏得理所应当,理直气壮。如此而言,若净化一个城市的文化环境,光靠写些标语口号不行的,甚至是无聊的,应当在城市人文化心理方法上搞点研究,使那些“神秘的梵语”失去权威才行。
我们继续举例子,把事情说透,将哈尔滨人的文化心理作进一步的展示。例如,一个女士同一个男士,偶有几次单独的接触,他们周围的一些哈尔滨人就会出来据形判断云:两个人的关系不正常,是暧昧的情人关系。
这样的“风流韵事”自古以来就具有越演越烈的素质,甚至成为泱泱大国的别一种民间文学和别一种娱乐消遣的方法了。这种风流韵事,一般也都会越闹越大(这个“闹”字作得可真好,准确、形象,而且有声有色,有人物,有景致,有气氛)。在如此舆论的重压下,受害人又果然是委屈的,个性与胸怀所致,又不能将此事一笑了之,做不以为然状,便去找有关领导说明情况,为自己作主,惩罚谣言制造者。但领导的一句“无风不起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他或她的陈述与请求,并轻而易举地将谣传中的罪名永远地戴在受害者的头上。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一点。
某些哈尔滨人愚昧得也真够可爱的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结果,还算是好的,顶多影响当事人一生的声誉,影响他们在群众中的形象,或者给自己的配偶及亲属带来一些不妙的影响而已,抑或使自己的人生价值丧失殆尽,变得像枯叶一样毫无意义,换句粗俗的话说,把你便宜地贱价处理掉了。
而严重的,他们的丈夫或妻子知道了(正巧他们的脾气不好,又心胸狭窄,不自信),这事情可就闹大了——这个“闹”字哟,可怎么说您好呢?!“带罪”的女人或丈夫,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了,“无风不起浪”!后果闪电一样的出现了:丈夫被妻子毒死了——或者妻子被丈夫勒死了——出人命了。这种事,在哈尔滨是有一些活生生例子的。
那么,这一切至此应该万事皆休了罢?这您就错了。千万可别小看那一句仅仅五个字的“无风不起浪”的威力呀,它像一个人的影子一样,既能跟随着你穿过时间的隧道进入历史的永恒,还能毫无畏惧地伴随着你进入阴曹地府接受冥界的审判。
记得有一次我从上海乘船去大连。我站在船舷上,那一天真的没风。但四野的海浪依然有尺把高,像似数万计灵魂的舞蹈——那是我第一次怀疑“无风不起浪”这句话的可靠性的。
再比如“姜还是老的辣”。也正因为如此判断的诱惑,使得有些人一遇到难题,便喜欢向白发人请教。这当然是无可指责的君子之风了。白发人毕竟是白发人,他们有广阔的阅历,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所谓“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听他们的没错,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一点,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也是被众多的市民信奉不二的。可是,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
恰恰是一些白发人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种守旧,墨守陈规,甚至是故步自封的思想。这对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对那些锐意创新于改革大业的年轻人来说,作用无疑是消极的。大而话之,它不利于整个民族的昌盛与繁荣;小而言之,它也不利于你的身体力行。因此,姜未必都是老的辣。老年人被骗,被耍,被玩的事,也多了去了。甚至一个年轻的小媳妇,也能轻而易举地把一个老年人的钱财骗个精光。姜怎么会总是老的辣呢?是不可小视
如果你想诱使这样的哈尔滨人去作恶,用“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即可;如果你想勾引这样的人去荒唐,也十分容易,用“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就能奏效;如果你想怂恿这样的哈尔滨人大把大把地花钱,选用“人生苦短,需及时行乐”则可矣;如果你想挑拨这类人之间的关系,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能一言中的。
我常想,如果一个外地人,想在哈尔滨这个地方办成点事情,恐怕事先掌握一些这个城市信奉的“歇后语”、“名言名句”之类,是十分重要的——要知道,这个城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而且是掌握着一定权力的人,是特别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和判断方法的。
习惯于使用这种思维方法和判断方式的那些哈尔滨人,是很容易被人所左右的。他们这些人基本没什么主见,也不善于进行科学的判断,他们处理任何事情,几乎全部依靠这些五花八门又自相矛盾的“名言名句”——这种城市的思维景观,真让人触目惊心。
在这一组哈尔滨人物、灵魂、情感、判断的画廊面前,逐个浏览,逐个掂量,会令人大惑不解起来——人类经过了几万年的进化,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怎么会如此的幼稚和不成熟呢?仅仅是一些歇后语,一些民谚,一些名言名句,就会对这些人产生那么大的作用,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这的确是事实,而且是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再有几千年的生命力也未可知。这究竟是人的悲剧,还是民族的悲剧呢?是科学的悲剧,还是一个城市的悲剧呢?
“业余牧师”
在“城市人”的话题当中,大约总是有让人感到不快的话题吧。
一个城市,也像一个人那样:“金无足金,人无完人”。这里我大着点儿胆子,聊聊这座城市里的“业余牧师”和“城市萨满”。
其实,我当然想多多地去表扬与颂扬一下哈尔滨人。但是,在这个城市中,做表扬与颂扬的人才是极多的。这方面的工作我不先去做,他们也会热情地补上去的。而傻里傻气地批评一下这座城市中某些人的人,却还寥寥无几,我先试试。
哈尔滨的“城市萨满”和“业余牧师”实际上已经逐渐地成为这个城市中最为亢奋的一族了。“城市萨满”和“业余牧师”是近年来这座城市滋生出来的新品种,而且此两者在这座城市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行当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二者的行为不仅干扰着一个城市的判断,也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健康成长,使这个城市中的一些人良萎不分、优劣不辨。二者如此的“风光”,如此的作用,还会因此派生出众多的崇拜者与效仿者,使这个城市的素质越来越低。
“城市萨满”和“业余牧师”,大多来自仕途失意,理想破灭又不学无术的那些中、青年人当中。公正地说,这些人在先前也是很努力的,紧着折腾,可谓夜以继日,不辞劳苦。然而,想升官的,官没升上,想发财的,财也没发成(甚至赔了本钱,负了债),当款爷与富婆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落得个两手空空,身前身后真干净。不免委屈得很,沮丧然而,这些人并没有那种铤而走险的胆量,去彻底堕落。那么,完全的去出卖自己,又于心不甘。他们仍旧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知识分子(或许,他们真的是一些平庸的知识分子),甚至打扮成艺术家、批评家——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后一份自尊和本钱了。
哈尔滨的“业余牧师”当中,有许多人,开始是有想当歌星、当教授、当剧作家、当诗人、当作家、当画家,以至当华裔外国人的,但这些美丽的梦,都随着素质的不高或错过了机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们彻底绝望了。梦醒时分的不尽惆怅和无涯怨恨,一直撕咬着这一伙男男女女朋友们的心,让他们觉得不甘。尤其是那些成功者,让他们觉得可恨、可恶、可厌,甚至可杀!他们甚至在心中暗暗地发誓,要更狠、更无情地鞭笞和蹂躏那些成功者,让他们一辈子不得安生,让他们一辈子都觉得闹得慌。并要化成一只只蚊子,围着他们叮咬个不停,让他们狼狈不堪,丑态百出——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他们“不图打渔,专门搅和水”了。而且唯有这样,他们才觉得痛快,舒坦。
哈尔滨的这些“业余牧师”,一般是读过几本书的,是认识三千汉字和一些英文单词的人。尽管他们的梦没做成,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他们无须去做怎样的努力,怎样的辛劳,就可以维持自己温饱和间有奢侈的生活。他们所以成为城市的“业余牧师”,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只是过去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了,致使人格异化了。
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业余牧师”,志同道合,或同是天涯沦落者,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已经在这个年轻的城市当中形成了一个网。
“英雄爱英雄,惺惺惜惺惺”。这些“业余牧师”,彼此谈得特别投机,也特别痛快。群情激奋时,竟杂以谩骂了。在这种痛快淋漓的接触与交往之中,他们无意中发现,对成功者们的攻击与低毁,再加上油腔滑调的讽刺和无所顾忌的调侃,可以使自己拔份儿,有形象。把那些成功者都打倒了,自己就是最成功的了。这一认识使“业余牧师”的判断进入了误区,他们把这种无聊的调侃与不负责任的中伤,当成了一种水平,一种境界,一种知识,一种能力了,甚至视作是自己的立足之本了。于是,那些没当上官的“业余牧师”,开始大肆攻击当官的,而且“妙语连珠”,赢得喝彩;没当上音乐家的,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糟蹋名音乐家的每一部作品,还暗隐有抄袭行为;没当成诗人的,几乎是含着眼泪,以一个被害者的身分,把有成就诗人的作品说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
这里,不妨以“业余牧师”攻击剧作家为例,以飨读者茶后一笑。“业余牧师”们总是精力充沛地利用那些可以利用的机会及可以使用的园地,攻击成功剧作家的所有剧目。比如你写历史题材,他便说你没有当代性;你写当代题材,他说你缺乏历史的纵深感;你写洋一点的作品,他批评你是洋奴,专门讨外国人喜欢;你写中国气派的东西,他批评你的作品缺乏世界性,不能站在人类的高度看问题;你得了奥斯卡奖,他说奥斯卡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并能举出谁谁谁拒绝领奥斯卡奖的例子操练你;你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说你是小家子气,小感情,不大气,庸俗;你写古今的伟人,写气壮山河的人物,他说你是个投机分子,是大喘气;你写具有先锋意味的东西,他攻击你是拾人牙慧;你写现实的,他说你愚昧、陈旧;你什么也不写了他说他早就料到了,说你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江郎才尽了;你的创作呈井喷之势,他说你有数量没质量;你参加几个社会活动,他说你哗众取宠,不甘寂寞;你一声不吭,他说你要死狗,玩深沉,装大腕;你站在街头和一个女士谈话,他说你已经离婚了,娶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媳妇;这个剧作家若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同一个男士在一起吃冰点,他宣传你是一个风流娘们儿:“妈妈的,她烂透了!”;万一你心血来潮,恶作剧,写一篇小文赞美这些城市“牧师”中的一个,这受“表扬”的一个便忸怩起来,打电话给你,羞羞答答地说请你吃饭……
城市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给这些“业余牧师”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生活空间,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而且所向披靡,进则可攻,退则可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有些巫师之风度的。 这些“业余牧师”,一天电话不断,身上的BP机终日响个不停,他们只要抓起电话,别人就甭打了,一聊就是一个小时,而且:狗屎、小丑、装孙子、跌份儿、高层次。高味、高档次、特新潮、特没劲,哥们儿、姐们儿、情人、桑拿、卡拉OK、打的、咖啡屋、嘬一顿、宰一顿、你说你是谁、你当你是谁、那能咋的、请我吃饭、玩股、赌钱、离婚、远足、出国、绿卡、老板、总裁、美钞、美容、美发、他妈的、先生、女士、小姐、我先生、我夫人等等不离口。他们的谈话内容,多是:我让谁谁谁给涮了,谁谁谁又把谁谁谁也涮了,测了谁谁谁之后,还要涮谁谁谁,不涮那个谁谁谁我就不是谁谁谁了;还有,谁谁谁下台了,谁谁谁离婚了,谁谁谁自杀了,谁谁谁发财了,谁谁谁叛逃了,谁谁谁破产了,谁谁谁把谁谁谁操练了,谁谁谁宴请谁谁谁没请谁谁谁了。而且越说越溜,越说越油,越说越来劲了。在溜、油、来劲当中,他们突然觉得自己特有能力,特有知识,特有水平,特新潮,特当代,特不同寻常了。并在这几“特”的感受下,业余牧师”们兀然觉得自己很伟大,很举足轻重,很杀气,很有水平了。
哈尔滨的这一伙亢奋的“业余牧师”,似乎一天闲得很,有用不完的精力,有使不尽的热情。不仅如此,他们凭着自己那一条三寸不烂之舌,有很广的关系网,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完全有能力,有阵地左右这个城市的话题。
有人称这些“业余牧师”是本市的蝗虫,这些蝗虫的打扮,说起来也并不特别:一双耐克鞋、一件T恤衫、一条牛仔裤、一个金戒指、一个BP机、一头长发加一脸不屑——这是男蝗虫;女蝗虫则不同,常常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或者戴一副眼镜,当然也是一脸的不屑——好像把世间的男男女女都看透了似的,说起话来总是居高临下的样子——这就是“女牧师”。
“女牧师”也特别能讲,而且夸夸其谈,让人感到一种灾难,而且只要谈起来,就是外国名字大联唱,歌星、舞星、影星大联唱,高档饭店名字大联唱,狗屎、狗屁、狗东西大联唱,让人感到世界快要出事儿了。
哈尔滨的“业余牧师”似乎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别一种公害了。
不过,这些“业余牧师”,大多数从事一段时间的“牧师”工作之后,突然有了无聊感、疲劳感和羞耻感,开始逐步地正视现实,面对现实,重新开始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恢复一个人的尊严,让人看了,既悲怆,又让人尊敬——其实,说句心里话,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是有希望的,再往前跨一步,就成功了——当“业余牧师”怕是他们的一个劫数,一门必修课么?
让这个城市中的所有的人都宽恕他们罢。
“城市萨满”
与城市的“业余牧师”不同的,是“城市萨满”。
“城市萨满”也多是源于一些理想破灭的中青年人。在“城市萨满”中,女性相对比较少。这些人在经历过奋斗,经历过打点,经历过失败后,他们决定放弃以往的理想和以往的追求,开始研究八卦、气功,或者其他什么神秘的东西。他们在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为了寻求自我解脱,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心理平衡。不料,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自己同样可以赢得尊敬。于是,他决定往深研究了,同时他们还决定走出家门云游全国,寻访一些有名的气功大师,拜在他们的脚下,做他们的弟子,学习修行练功的方式方法,学习如何发气、排气、接气、运气等等,学习如何同宇宙接通,接受来自天外的信息,并学习气功治病,气功破案,气功排忧等等。
逐渐成为一些人物了。
这些“城市萨满”,一般的,作风都很沉稳,一脸深沉,不多言不多语,双目炯炯有神又充满玄机,能知晓未来,看破祸福。“城市萨满”的打扮,大都比较庄重、朴实。他们从不夸夸其谈,也不哗众取宠,以静制动,以稳制躁。看上去,颇有风度。
哈尔滨的“城市萨满”,在这座城市里大有市场,尤其是在中老年人当中,市场更是大焉。
走进这个洋里洋气的城市,尤其是在大清早,你可以看到数以千万计的中、老年人,在练各种各样的气功——几乎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宏大景观了。“城市萨满”在这些人当中,充当着他们的教练而且教练得有理论、有动作、有口诀、有音乐,一切都做得有板有眼,丝丝入扣。在教练的过程当中,“城市萨满”于一片尊敬的目光里获得了某种精神满足,有一种幸福感了。他们甚至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们以为自己还要经历孤独、经历清苦呢。
当然,这些“城市萨满”,究竟有没有功法,那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但有一点你得正视,他们并不害人,也不攻击谁。他对某一患者讲的那一套玄而又玄的活,可能有些不着边际,但他们的信徒却深信不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事,似乎还可以起到心理治疗的作用。
这些“城市萨满”的宗旨都是一样的,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人人都有希望,人人都将面对光明。”虽然他们教你练的气功有些玄奥,动作有些古怪,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促进舒筋活血却也不无益处。
假若有一份奖品,非在哈尔滨的“业余牧师”和“城市萨满”中,选一个奖励之,那么,应当奖给谁呢?
我相信,“城市萨满”会主动把奖品让给“业余牧师”。因为“城市萨满”追求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好的善良的东西——奖品对他们有些不合适。
老年妇女·江边的游魂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大多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希望得到爱。
这一点,同哈尔滨的老年妇女略有不同。哈尔滨的老年妇女对爱情之类,已不再很当一回事了。爱情在哈尔滨老年妇女的心中,只不过是回忆中的一份儿精美、苦涩、动人,又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不尽如人意的甜点心了。爱情之于她们,早已淡漠了,遥远了。
哈尔滨的老年妇女如果已经真正从心理进入了老年,则希望一切都是平平静静、平平安安的。身体健康,老伴儿也健康,老伴儿别死得太早,免得自己晚景凄凉,当然也别死得太晚,自己若走在老伴的前头,九泉之下自己的那一份挂念不说,还要苦挨阴间的孤独,那可是不堪想象的——坦率地说,一个女人到了晚年,所谓风烛残年时,还能企望什么呢?不过是有一定的经济保障,有“过河钱”(看病的钱),儿女还孝顺,还能想着抽空过来看看自己,说几分钟话儿,不训斥自己。也就这个意思了。爱不爱情的,谁还当真呢?
哈尔滨老年妇女的生活,说起来,也真是怪什么的。说真的,老年妇女也是女人呵。在女人一生中什么是最珍贵的呢?一是爱情,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容颜——爱情这本书已经读完了,读累了,合上了,不再想它了。而自己先前的花容月貌也在岁月之风的剥蚀下,干枯了,老化了,没有人再欣赏她了。真的,没有什么比爱情与容颜的失去更能打击一个女人的心了。然而,最令老年妇女寒心的,是社会上的某些人似乎并不再把老女人当成一个女人看待了。在老女人的耳畔,再也听不到喃喃温柔的细语与梦幻般的倾诉了。一切都是平平的,一切话儿都是必需的、实际的。
哈尔滨某些老年妇女一天的生活,是单一的。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像欧洲或者日本的老年妇女那样,凭借晚年的悠闲岁月,去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歇一歇,开开眼界。然后,再心满意足地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去。她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就是在心界里也根本没这份奢望了。
哈尔滨的老年妇女(有相当数量的人),每天要绝早起来,给自己的儿子、儿媳、乃至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准备上班、上学的早饭。之后是午饭,然后是晚饭。一天三顿饭,恐怕是一定得做的。这期间还要收拾屋子,洗涤衣物,买菜、买米、买面。偶得空闲,便找出自己昔年的影集,一页十年地看一回过去的自己,长长地叹一回气。在这一天里,如果运气好,赶上儿子在单位升了级,或者发了一点小财,又赶上儿媳在单位被一个自己的同事夸奖了几句,或者自己的顶头上司居然当众很近便地跟自己开了个玩笑,那么,晚上这顿饭,老妇人就能听到许多有趣的话题了,甚至还能享受儿媳妇给自己夹菜的幸福。儿媳妇说:“吃吧,啊,别啥,多吃。”老女人的眼睛自然就湿润了,感动得要掉泪。
哈尔滨老年妇女的心是很脆弱的。
然而,我也常想,什么叫幸福呢?我的确看到数量不少的老年妇女很乐意做这一天的“功课”。她们不仅有幸福感,而且还有自豪感。真是值得敬佩。
相对自由的哈尔滨老年妇女,多数不同儿女在一起过日子,这样,反而显得比较悠闲、幸福、愉快。一般地都早早起来,到附近的公园、绿地、广场或者江边去锻炼身体,做做五花八门的气功,练练剑,做做操,打打太极拳。浪漫一点儿的,跳跳交际舞,或者什么舞。更浪漫的,则聚在某个树荫下合唱过去、或者当代的一些流行歌曲,破产破气、参差不齐的。闻者无不慨叹。
当然,哈尔滨的老年妇女,也并不是绝对与爱情无缘,暮年之恋,黄昏之恋,也有人在。爱情的行为,同样地要伴随着听不大真切的喁喁私语、忸怩与羞涩的,甚至还需要一点儿童小食品来营造甜美的爱情气氛。
两张老脸凑在一起,彼此再说对方美貌英俊之类,就显得不诚实了。他们谈得更多的,是住房、儿女、家庭和经济收入。当然,这种事,两个人能谈成就谈成,谈不成就谈不成。对哪一方也构不成打击——到了老年妇女这一层,脑子里就没有所谓的“失恋”那个程序了。
还有一种老年妇女生活的景观,我想,大约是哈尔滨这个城市所独有的吧。
在每日凌晨的三四点钟,一些老迈的、行将就木的老妇女(也有老头子),就来到黑黢黢的松花江边了,在那儿,换上自己准备入殓时穿的寿衣、鞋和帽子(都是青色的大布衫和近乎于拿破仑戴的那种三角形的帽子)。穿戴停当之后,便在江边幽幽地踱步。看上去,如同出演话剧一般。认识不认识的,彼此都打招呼,做自我介绍。熟悉的,还仁俩一伙,站在江边说会儿话。这情景,被不知情的外人看到了,肯定会吓一跳,以为撞见鬼了呢。
这种事,开始我也不甚了解,我特意去了那里,他们并不理睬我的问题,好像他们是来自天外的一族(或者他们对年轻于他们的生命有一种反感)。后来才知道,他们不过是在进入冥冥世界之前,彼此先认识认识,在黄泉路上,有个伴儿,相互有个照应。看来,团结——在哪个世界,在哪个层次,在哪个年龄,都是一种诱惑呵。
她们都很清楚,死亡是她们的必由之路。在这里,先体验体验,演习演习,咀嚼一下死亡之后的滋味……有百益而无一害。
到了江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些老妇人、老头子又脱下寿衣,放到包里,回家了。这时候,第二茬晨练的男人和女人才陆陆续续地上来——展示着那种活的渴望和生命的律动了。
中青年妇女·时装欲·主力军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状态,当然与老年妇女截然不同了——这一点,各个城市都如此。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大多数长得人高马大,亦不乏亭亭玉立者。而且,女人都长得很美、很洋,一般的特点是:多大方而少妩媚,多冷艳而少温柔,多平俗而少文静。只要您一进入哈尔滨城,她们就会络绎不绝地进入你的眼帘,逼着你去欣赏她们,掂量她们,分析她们。
哈尔滨这座城市里的中青年妇女,文化层次比较高的,或者说真正有知识的,有是有,但并不十分众多。多数人,只受到初中或者职业高中的教育。哈尔滨考上高等学府的女性,似乎也不及南方多。因此,在这个城市里,通俗的妇女刊物,美容刊物,大众化的、市民情调的报纸,都很有销路,很有市场。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并不是沉默的一族,似乎与中国古典美也相去甚远。你会在各种场合。公共汽车上、小中巴上、饭店、舞厅、商店、办公室、游览与休闲场所,听见她们高门大嗓地讲话,无所顾忌地放声大笑。她们坦诚而又精明,她们开朗又不无保守——甚至可以说,多层面的矛盾性,也是这个城市中青年妇女的特质之一。
哈尔滨中青年妇女讲话的速度都比较快,而且大都大声武气的。在哈尔滨你看到一个女知识分子,或者淑女,或者职业女性在公共场合上当众说粗话,并不是一件特别新鲜的事。坦率地说,在这个城市里,两个中青年妇女在众目睽睽之下,拳脚相加,相互撕打的事,虽然大大少于男性,但也偶有发生。在饭店、酒家,女人们豪饮啤酒,或者一杯一杯地同男士拼白酒,也是寻常的事。甚至喝得面如重枣,喝得脸色蜡黄,酩酊大醉。这些特别又特别的情景,也的确令众多有教养的哈尔滨中青年妇女们齿冷。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能讲,甚至口若悬河,今男士相形见绌。在哈尔滨,女司仪,女相声演员,女小品演员,以及“快嘴李翠莲”式的人物,也大有人在,各领风骚,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自然也会有极其个别的中青年妇女(像极其个别的中青年男人一样),喜欢无理夺三分。
人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但有些事情却并非如此,这些个别的中青年妇女,她们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用自己的钢牙铁嘴,将二个明明白白的事实,搞得面目皆非——所谓“泼妇”与“泼夫”就是这样的。
或许,哈尔滨中青年妇女这种有棱角的性格,既让他们有灿烂的作为,也偶有收获叹息的场景。
我还听说,有的中青年妇女到了当代,仍然被自己的丈夫打个遍体鳞伤。如此看来,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还不够坚强,还没有走向彻底解放的光辉大道。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绝大多数都很敢穿,而且穿得斗艳争奇,有夺冠抢魁之势。只要世界新流行一种时装,在哈尔滨的街头,你立刻可以看到这种新时装的复制品。而且不管这种新时装怎样的不切实际,怎样的“露”,怎样的荒唐(因为所有的时装模特表演时穿的时装,有相当一部分并不适用日常生活的),怎样的麻麻烦烦或者与时下的季节格格不入,她们也一样毫无顾忌地穿出去。换一个角度说,这种状态,对于美化哈尔滨,提高哈尔滨的审美层次,起到了锦上添花作用。我也算是半个旅行家了,在国内其他的一些城市里,像哈尔滨中青年妇女这样敢穿、敢率时装潮流之先的现象,还没有见到过。而且,哈尔滨中青年妇女的这种做法,绝不单纯是“女为悦己者容”,而是追求一种效果,一种价值,显示自己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换句话说,她们热爱女人的生命,热爱丰富多采的生活。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在新式服装的消费水准上,恐怕在全国是最高,也最亢奋的。哈尔滨中青年妇女很舍得在这方面投资,哪怕一掷千金、万金,也在所不惜。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在美容美发方面也是肯花大价钱修饰自己的。这也并不单纯是展示给男性看的,更多的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无声竞赛。令人亦喜亦忧。
当然,在哈尔滨的中青年女性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渴望文明,渴望进步,渴望温馨,渴望爱情,渴望浪漫,也渴望奢侈。如果,您同她们混熟了,她很可能打电话给您:“喂,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哪。”这一句,几乎成了哈尔滨的某些中青年妇女社交行为上的一句口头禅了。不过,切不要以为对方让你请客,就是对你有了好感,甚至有了爱情。什么也没有,仅仅是一种新潮世界的时髦而已。
总之,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线条有粗有细,个性有柔有刚,文化有雅有俗,既有无不体现自己的某种丈夫气概的,亦有展示女子的柔媚温顺的,既能更大程度地张扬女性的阴柔之美同时还能大胆泼辣地在社会各个领域发表自己的看法,显示自己的自信、自尊与自傲。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已逐渐地成为哈尔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机关单位、医疗卫生、酒家宾馆,乃至集贸市场上的主力军了。
“阴盛阳衰”的话题,不仅是普通市民聊天的热点,而且这一话题也经常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某些小报上了。
知识分子与金钱
哈尔滨人对钱、对官、对诸如倒运之类的事,曾几何时,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反应方式和价值标准。
比如说钱。
在哈尔滨有句口头禅:“别谈钱,一谈钱感情就远了。”尽管话这样说,尽管这句话在哈尔滨这个城市里还很流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你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哈尔滨人相信这是一句真诚的话。大家都认为这只是一句无任何意义的客套话而已。
钱在哈尔滨人的心目中,也是一条诱人的锁链。每一个人几乎终生也摆脱不了它的束缚。甚至有些人,一生都被它像囚犯似的乖乖地牵着走。
我在这里只谈谈哈尔滨的知识分子对金钱的态度。
可能我就置身知识分子层中间的缘故,因此可能对哈尔滨知识分子对待钱的态度,有一个极小极小的、甚至不能再小的了解(这里绝对不能说“大”,说“大”就麻烦。一笑)。
哈尔滨的知识分子对待钱的态度,应当说最为坦率,同时,也最为暧昧。
我看,哈尔滨的知识分子对待钱的态度,大致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坦率型的。这样的知识分子非常爽快,一语中的:“我就是爱钱!”
当然,这一句也语出有因,可能,钱在过去把这一类人搞苦了,搞得很狼狈,搞得没着没落的,甚至搞得寸步难行,自己的形象也弄得十分小丑,自尊心也受到了挫伤。
如果仅仅是钱少而导致他们的生活清苦些,这还好说,“君子固穷”嘛。关键是,这些知识分子眼睁睁地看到一些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蠢才不仅拥有大量的钱财,供他们肆意挥霍,买房子、买别墅、买车子,供他们不可一世地奢靡,而且,由于他们有钱,有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便在这座城市里的某些事情上,竟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作用。
这样,那句“君子固穷”的文士风度,在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看来,甚至还不如一张手纸了。
另外,这一类从事各种职业的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他们的顶头上司、总裁、总经理、大老板眼里的价值,仅仅是一些有用的工具而已。这也使他们更加看清了“钱”对他们的威慑力量。
其实,“尊重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金钱像一颗毒太阳一样照耀在人们的心灵上时,让人们都鄙视金钱而尊重知识分子,是不可思议的事。
有时候,当知识分子被广泛地使用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各界,都会认为这是在尊重知识分子了。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在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进程中,许多人,包括大老板和总裁之类,已经认识到知识分子须臾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他们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才大量地起用知识分子的,甚至,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还积极地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困难,改善住房条件,提高他们的工资,改善他们的科研环境等等。但是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是有“使用知识分子”的意味的,而不全是那种像党中央提出的“尊重知识分子”的态度。
尊重知识分子,是一种社会质量,民族素质,是灵魂上的东西,与“使用知识分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过,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了。知识分子从过去的“臭老九”、“被改造对象”、“接受再教育对象”的位置上,一下子上升到被全社会磊落地使用的位置上,这就不仅仅是明智的了,而是一种对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负责任的态度了,而且,这样做,还会对未来发展的一切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从使用知识分子到尊重知识分子,也只有几步之遥了。
扯远了。我们还说这一类知识分子对钱的态度。
在工作与社会实践中,这一类知识分子发现了钱的重要作用,发现钱对人们的心灵、对社会的风习、科学的发展、经济的腾飞,甚至发现了对意识形态乃至个人生活水平都将产生重大的制约作用时,便开始对“钱”使劲了。一时间,不少知识分子纷纷跳进商海中去了。其实,当整个社会都在谈知识分子下海的话题时,人们并没有看到这类知识分子并不愿意弃文从商又不得已从商的悲怆的一面的。
这一类知识分子下海有了很多钱之后,只要他们的文士之心不改,人格没有在商海的沉浮中异化,即便是他们身处丰富的物质生活环境中,也无论他们表面上怎样叫嚷对钱的崇拜,但在他们的内心,却会为他们失去文士的资格与理想,感到某种失落和空虚。
文士之志,大抵可以算是一种宿命,一种高雅的缘份。若失去了它,改变了它——便会引发他们对生命价值的拷问——这自然是相当痛苦的事了。
这个城市的第二类知识分子也很看重钱,但他们对钱的要求不是很高,他们对待钱的态度比较现实,仅限于够花就行了。这一类知识分子常常把自我价值看得比金钱还重要。因此,这类知识分子常常不在乎自己的头头、老板、单位,对自己是个啥态度,是“使用”啊,还是“尊重”这些没劲儿的事儿。只要能让自己放手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哪怕让他们吃再多的苦,去解决再多的困难,他们都乐此不疲。这一类知识分子在这座城市中占很大的比例。
说真的,哈尔滨是一个很有福分的城市,个中的缘由,除了它拥有众多的好市民,也跟它拥有这样的一大类知识分子不无关系。
第三类知识分子是让人无奈的。
他们也很看重钱,但由于生活的经验、社会的实践,以及对个人状态的审视,他们认定自己不可能是一个发大财、或者发点小财的材料。
在这类知识分子的身上还有着许许多多历史文化的羁绊。准确地说,他们还有些放不下架子——这同第一类知识分子假装放不下架子的矫情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临时性的技巧,后者才是永恒的本质。于是,他们就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干自己的那一份本职工作,工作有发展就有发展,没发展就没发展,无所谓。只要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也就足了。而且,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角,甚至连自己是不是配角也糊里糊涂,不以为然了。
这一类知识分子,通常是早晨提个菜篮子去早市买菜,跟摊贩文绉绉地讨价还价;晚上下班,顺路买一点馒头之类的主食,回家做饭、炒菜、干一些杂活儿,毫无怨言。偶尔发点脾气,也是周期性的,发完了,还要向家人委屈地解释自己。总之,钱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望了。他们对钱也麻木了,从来没做过离开工资以外的任何遐想,任何梦。
他们认了。
官运·倒运
哈尔滨的知识分子对“官”的反应状态,也各有不同。
一类知识分子,将官看做是一种至圣、至美、至全的事。这一类知识分子要达到做官这一目的,常常在心中有一个计划。一方面,他们注意张扬知识分子的身分和作用,当然更是自己的作用。一方面,他们也特别注意发现和研究当代官场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样可以使自己的计划和行为,更加科学化、实用化。
这类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上司面前,表现得唯命是从,恭恭敬敬。可。已里又老大不服,一派的嘲笑——这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点文史知识的缘故。他们特别注意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甚至不惜制造一些假象,同时,他们也注意在本部门推举一些拔尖人物(当然是那种不超过自己的拔尖人物,这不是什么嫉妒,也不是什么文人相轻,完全是自我计划的需要),宣传这些拔尖人物所取得的成就,从表面上看,是在光大别人,但实质上,是利用这一点来推销自己,借此向上级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便将来谋得更高的职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一类知识分子,通常是不害别人的,除非万不得已,才使用一点让人震惊的计谋、舆论,排除异己,清除有害于自己的障碍。平常,他们总是努力与人为善,而且乐于助人,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施恩与人的。而且,这一类知识分子很注意团结一些“有用”的舆论人士,发挥他们对自己的有利作用。
这一类知识分子,视知识自然没有视仕途那样重要。算是人各有志吧。
不过,这样的人当上了官,尤其是当上了主管科技或管文化的官,对科学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多有形式上的好处,自然,也免不了略有芥蒂。
倘若这一类知识分子,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当上高官,或者当上了高官又被人家玩了,他们又常常表现出别一种审美价值与风度。他们开始大肆张扬“淡泊”,张扬“与世无争”,张扬“归田园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是啊,中国的文化太古老也太丰厚了,它给各种各样的情势与人格,都提供了合理的存在意义。因此在中国,有没有西方的那种所谓的“心理医生”,一点都不重要。听说,在中国,心理医生这活儿也不十分景气,有点惨淡经营的味道。原因之一大约就是中国人善于依赖中国的传统文化做自我调解。其实所谓的淡泊之说,基本是美梦破灭、仕途失意之后才高举起来的旗帜,形象有点像堂吉河德。但很多人信这一点,觉得这是一种真美、大美、纯美,并把这种虚假的人生态度,作为一种高尚人生的尺度,量天下之人。这一做法,不仅仅是消极的,而且也是滑稽的。
哈尔滨另一类知识分子对待官的态度,比较暧昧。一方面也知道当官好,认为有许多风光和便宜在里头,似可一谋。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舍不下自己为之献身的科学和为之追求的理想。这样一来,他们对官位,常常在骨子里持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这样的知识分子,与其让他们去当官,让他们坐在官位上心猿意马地发号施令,不如让他们安心于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有趣儿的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常常让当官的爱也不是,恨也不是。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对待诸如倒运之类的事,在哈尔滨的知识分子当中,也分两类。一类,只要倒了运,就心灰意冷,现出一副被打垮了的样子,让人不忍卒观,完全是一副没有出息的样子。这一类人,倒运之后,或者不修边幅,放荡行骸,或者行为乖巧,嗜酒好赌。一生就算砸了。
而另一类知识分子遭遇倒运,反而成为他们东山再起的巨大动力,激发了他们的血性,激发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一类知识分子,在这个城市里成功者颇多。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知识分子中动人心弦的景观之一。
流人文化
当哈尔滨这座城市进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时候,从哈尔滨去全国各地、甚至去海外谋生谋发展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也越来越火了,以致形成了一股潮流。
在哈尔滨这座年轻城市的历史上,仅仅有一次市民外流的举动,那就是在日寇侵入东北三省的时候,大批的仁人志士,大批的学生,大批的爱国同胞,背井离乡,远离自己的骨肉同胞,流向关内、流向北京等地。在当时,曾有一支很著名的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支歌记载了这些东北人(当然也包括哈尔滨人)当年被迫离开家园的心情,呐喊着他们渴望收复失地,迫切回到自己故乡的悲愤情绪……
在这之后,哈尔滨总是作为接纳各种各样的流人(甚至还包括外国的流亡者)、罪人的一个大驿站。
在论及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特点时,就有人提出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文化结构属于“流人文化”。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市民结构,也的确是由各种各样的流民组成的。这种“流人文化”的说法,看来也是不无道理的。
的确,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居民中,有清代带罪流徙的后代,有在黑龙江充当站了的吴藩残部(他们自己称是“站人”的后代)的后人,还有逃犯、盲流、探险家的子孙。从关内通往黑龙江的流人之路,历史上从未寂寞过。后来,更有来北大荒屯垦戍边的十万官兵,和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的百万知识青年。这其间,还有来这里改造的众多的“右派”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但最多的,最基础的,则是数以百万计的闯关东的人。这些人分别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故乡混不下去了,听说北大荒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能养人,就抛家舍业地来了。而且从此扎下了根,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成了哈尔滨人。整个的状态颇像美国西部景观。早些年,他们彼此见了面,还互相询问“回家了吗?”所谓回家,就是回老家。如今,在这座城市中,再也听不到这样的话了,那一代人老了,大多数人都故去了。纵然还有恋世的生者,也去日无多了,不再说什么了,沉默了。世界,包括城市中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他们仅仅是新生活的旁观者。他们开拓者的身分早已被人们淡忘了。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背井离乡总是迫不得已的事,“在家千般好,出门处处难”啊。或者是不体面的事。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人文精神。
总之,哈尔滨这座城市,它不像南京、杭州、北京等地,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有几百年,以至几千年历史。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人是外来的——这种现象,在这座城市里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一桌酒席,十几位客人,倘若一问,他们的祖籍或是山东,或是河北,或是四川,或是陕西等等,统统算是正宗的哈尔滨人了。土生土长在黑龙江各县以及农村和林区的人,反而被这座城市视为外来户——这是多么有趣的现象呵。
岁月流逝,文化亲情和故乡情,都被岁月之风剥蚀得面目皆非了,一切有棱有角的东西,都变化了,渐渐趋同了。现在哈尔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并不拘泥他们的父辈来自哪里,而是直接称自己是“哈尔滨人”。所谓籍贯,就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也失去了吸引力。
人真的是容易忘却的。我想这可能是日常生活太残酷,太琐碎,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缘故吧。
走出城市的
眼下哈尔滨人出走大潮的形成,当然和全国的大气候有关了。但更重要的,也同某些形形色色的诱惑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有一部分年轻的男人或女人,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生活、工作,一直觉得自己的才干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感到前途无望,再加上工资低,没有住房,个人生活平庸而桔据。这种滞重而又一成不变的工作和生活,终于让他们忍无可忍了,才下决心出去闯荡江湖,做一番大事业。
哈尔滨的这些外出闯荡的年轻人大多藐视传统,唾弃固定的工作,厌恶陈规陋习,崇尚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城市中的一种全新的人文主义精神。
他们的出走,绝大多数是在本单位彻底辞了职,断了自己的后路的,然后,义无反顾,凭着一身的胆气,一腔的热情,一脑瓜子的幻想和些许的委屈,凭借一两个算不上关系的关系,乘火车,千里迢迢,去闯北京,闯海南,闯广州,闯珠海了。
他们在新的栖息地经历了许许多多数也数不清的苦难,他们常常吃不饱饭,没个固定睡觉的地方,常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和欺骗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了。好在他们个个都有让人吃惊的意志,有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能力。有的人终于在一无所有的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拥有了自己的“领地”。有的还发了财,当了大老板,也有的成了白领阶层的绅士,成为某某人的帮办、幕僚。还有的人当了大公司、大集团的中坚力量,个别人还因此出了国,去海外某生。
自然也有失败者,然而,所谓的失败者,毕竟是寥寥无几。要知道,在哈尔滨青年的心目中,经历的本身就是收获,就是财富,就是一种成功。带着一脑瓜子的经验、智慧、能力,再回到哈尔滨去干,就有点儿所向披靡的意思了。
的的确确,这座城市的出走者,原则上说,是没有失败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哈尔滨人的共识。
应当说,从哈尔滨外出去闯世界的人,也并不清一色都是自愿的、思索型的、价值型的人。其中,不乏被迫者。所谓被迫者,也大都是一些中青年人,他们无法忍受领导或同事、同行的欺负,或者是个人的婚姻出现了裂痕,家庭发生了毁灭性的变故,抑或是自己所在的工厂企业不景气,开不出工资来,或者是机关裁员,年纪轻轻给安排退休了。他们是含着委屈,含着不情愿,含着泪水离开可爱的故乡哈尔滨的。这样的一些人在外地谋生,似乎更能吃苦,更有承受侮辱、轻蔑和欺压的能力。只要给钱就行,只要给饭吃就干——苍天在上,哈尔滨太让他们失望、让他们伤心了。
这些人,在精采的外部世界里,摸爬滚打,风里雨里,几年下来,都混得不错。有的在某某公司、企业、集团有了一个小小的位置,或者相对比较固定地干一份还不错的手艺活儿。差一点的,或者卖菜,或者干服务,或者卖苦力,虽然发不了大财,小财上肯定是能发的。而且,他们已经不习惯在外地的某一企业干长了,他们喜欢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能力和魄力。他们挣了钱,便把在家乡受苦的老婆孩子接到北京,或者广州,或者什么地方,玩一玩,风光风光,然后再挥泪惜别,互道珍重,再继续干自己的营生。
在他们当中,自然也有幸运者。我的一位朋友,因家庭婚姻变故,又加上在供职单位没有评上职称,再加上新的恋人无情地背叛了自己,便毅然辞掉了公职,只身一人闯进了北京。几年的工夫,我的这位朋友不仅在北京成了家,娶了一个贤惠的导游小姐为妻,而且还策划了一个原始部落游乐园和圆明园的“世界原始图腾荟萃园”,听说已经挣了一二十万了。从他身上我发现,一个人的大脑,是很有潜力的,只是没有开发,尤其是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更开发不出什么来了,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水平了。其实,只要换一个环境,又有压力,逼着你去想事,你就能更大程度地开发自己的智慧,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哈尔滨去外地闯荡谋生的人当中,还有一些诗人、编辑和形形色色的作家、艺术家。这伙人的出走,除了个性的原因之外,也和北京的某种“认定”的素质不无关系。全国各地的歌手、乐手的表演,若能得到北京的认定,即在北京得个什么奖,他们所在的城市才能看重他们,承认他们。这本身,不仅仅对他们是一个诱惑,也是一个暗示。使得这些人发现,如果继续在自己的城市里求发展,求承认,求看重,太困难了,自己周围的环境,同事、同行、领导之类,有的不仅不会支持自己的发展,甚至还可能成为自己走向成功之路的障碍。他们出走的原因,有人事上的,有社会关系上的,有公关能力上的,也有经济实力上的。还有——彼此太熟悉也是一大障碍,给重塑自己的新形象会带来若干难题,这样,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难如愿以偿。
另外,在这个城市的一些人当中,有一个怪毛病,他们不习惯于承认本城市的诗人与艺术家的成果与表演,他们特别好玩儿地放纵自己去欣赏外来“和尚”的三四流的表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座城市里,你可以说一个成功者是愚蠢的、平庸的、无聊的,甚至是讨厌的、虚伪的,但你绝对不能说一个真正的平庸者、无聊者是愚蠢的、平庸的。这是这个城市中某些人的一个不可理喻的反应状态。
哈尔滨的诗人和艺术家走出这个城市,到北京闯荡,在那里,他们什么没劲的活儿都干,做什么尴尬的事情也不在乎,他们到处去推荐自己,宣传自己,把自己的水平表演给人家看,或者展示给人家评定。他们当中有的人成功了,火了。当这个成功与火了的人再回到故乡哈尔滨,风光肯定大不相同了。“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家乡人也为他们感到自豪,感到光荣。他们的表演,他们的艺术能力,让家乡人幸福得热泪盈眶。
不过,在这一类的人当中,也有在本城市凡事都一帆风顺的,领导也支持,环境也好,人事关系也好,什么什么都好的人,可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是被北京遗忘的人。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在本城市优厚的条件,去闯荡北京的。这样的人,也同样能吃苦,而且还能冷静且客观地面对十分苛刻的竞争条件——只要能出名,干啥全认!
在哈尔滨外出闯世界的大潮之中,我们还应当看到另外的一股,这一股是很惨的。她们是一些年轻的女性。她们在北京、广州、海南等地的谋生方式是可怕的。她们在各种各样的服务与娱乐场所,高价或者廉价地出售自己的青春。有的,发了大财;有的,被投进了监牢,过上了漫长的铁窗生涯……。这里,我愿上帝宽恕她们,也愿上帝拯救这些迷途的羔羊吧。
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外出大潮,现在仍然在继续着。哈尔滨人的那种能够迅速地摒弃旧的观念,去闯荡世界的精神,你不能不佩服,也不能不为之肃然起敬。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哈尔滨,永远是他们最忠实的伙伴,哈尔滨永远是他们灵魂的栖息地呵。
啤酒之城
哈尔滨这座城市,除了有“音乐之城”、“教堂之国”、“东方的莫斯科”、“中国的小巴黎”的雅称之外,我觉得她还应当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号,就是“啤酒之城”。
哈尔滨人喝啤酒。与欧洲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捷克人、俄国人相比,毫不逊色,可以称之为“豪饮”的。两个小伙子,在三伏天,在一家小酒馆里,喝一箱24瓶啤酒,是一桩很平常的事。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如果你只能喝一瓶啤酒,就是一件颇痛苦的事了。带着一瓶啤酒的量,坐在朋友或者客人乃至上司的酒桌上,你会觉得自己特别没有面子,形象特“矬”,说起话不仅没有底气,而且状态也特别小丑:虾着身子站起来,像汉奸那样不断地、一脸诚恳地、而且是尽乎于哀求地向在座的各位解释自己如何如何不能喝,原因是天生的还是有心脏病,如果有心脏病、冠心病、动脉硬化之类的疾病,你还得从口袋里掏出药瓶来,一一地给在座的各位看,阐述自己的病目前严重到什么程度,医生又是怎么说的,以证明你是诚实的,取得在座各位的理解与谅解。
无怪,有的外地人到哈尔滨来说,在这里,我害怕的就是吃饭……
在哈尔滨,五六位朋友聚一桌,喝个四五十瓶啤酒,(另外还得加相当数量的白酒),真是平平常常的事。
举个小例子,我在城建部门工作的时候,记得是过“五·一”节,中午机关会餐,我因为好奇,闲着到食堂逡巡,无意中看见一位在食堂干活的靓女拿着一个大水舀子,在一盆生啤酒中舀了一下子,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喝够了,很惬意地抹了抹朱唇上的白沫子,对我妩媚地说:“太渴啦。”那一大水舀子生啤酒,在我看至少有三斤以上,就这样被一个小女孩儿给解渴了。
到了中午,如果你利用午休的时间到附近的副食品商店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在商店出售面包的柜台那儿,有不少女孩一边吃着奶油面包,一边嘴对嘴地喝着啤酒——也是用啤酒来解渴的。
一次我去一个沿海城市,在当地市政府举办的招待会上,我发现每桌只有四瓶啤酒。喝啤酒像喝色酒或像白酒那么喝,像女士那样一点一点地呷。这让我这个东北佬感到非常迷惑。要知道,在哈尔滨,只有两种情况会出现一个餐桌上只摆放四瓶啤酒的这种现象:一是丧餐。给亡者出完殡了,大家辛苦了,歇一歇,吃点饭,喝一点酒——大家都悲痛啊,自然是吃不下也喝不下,因此摆四瓶啤酒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如果在这样的丧餐上,主人摆上一大堆啤酒白酒、反而有一种“吊者大悦”的感觉了。不过,这是说的过去,现今的哈尔滨已早不是这样了,丧事也欢乐地办了,也可以放开喝了,成为别一种社交活动了。这一点,我另文再叙。那么,另一种情况,就是“工作快餐”,领导或办公厅临时安排的,几个人还有重要的大事要做,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或是有关重大灾情处理的,都是快节奏的,刻不容缓的,简单地摆几瓶啤酒,意思意思,一解解渴,清一清舌火,完了,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这种情况,就餐的人也能予以充分的理解。因此,我告诫外地与海外到哈尔滨投资力事情的朋友们注意,在哈尔滨招待对你有用的客人时,千万别只摆四瓶啤酒。你应当安排服务员抬一箱啤酒来,放在餐桌旁,客人们据己之量,自由提取。而且,你本人,或者你的搭档,必须有一个特别能喝酒的人——这绝不是简单的吃吃喝喝。这种亲密无间的豪饮对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将起到有益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你只在餐桌上放四瓶啤酒,就会让就餐的哈尔滨客人产生你要绝交的误会。那么,反过来,哈尔滨人到外地去投资办什么事情,用哈尔滨的方式款待南方的客人,这里我也告诫南方的朋友,你切不要以为款待你的哈尔滨人是一个酒鬼,一个大手大脚不值得信赖的粗人。这仅仅是一个城市的风习而已。风习有时像饥饿一样是不可抗拒的。
哈尔滨人喝啤酒的风习,自然是受流亡到哈尔滨的欧洲国家的那些侨民,尤其是受俄国人的熏陶。应当说,在这个城市尚未出生之前,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啤酒。当地的中国人只喝自己酿制的“土烧”和大量的果酒,人们是不知道啤酒为何物的。城市咣当一声诞生了,外国的侨民随后也来了,流亡侨民的到来,不仅把教堂、欧式建筑、面包、红肠、西洋乐器、斗子马车、宗教,带进了这个城市(前十几年,我们把这称为是“文化侵略”),而且也把啤酒引进进来。这些洋企业家在这里建了好几家啤酒厂。这些啤酒厂生产的啤酒都不错,颜色清莹,如是玛瑙,味道略苦涩,但非常爽口,喝进去,感觉自己浑浊焦躁的五脏六腑登时变成了一座幽静清爽的花园别墅。啤酒厂的诞生,又使哈尔滨城里出现了许多啤酒馆。啤酒馆的招牌很有特点,很别致,是法国式的。在啤酒馆的门前,用铁架子、铁链子横吊上一只生啤酒的木桶。你远远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家啤酒馆。应当说所有啤酒馆的生意都很火,但最火的除了华梅西餐厅,就是松花江两岸的江上餐厅了。包括这两家餐厅在内,每天都有专门的啤酒车往这些啤酒馆运送啤酒。这种啤酒车,最早的时候是马车,由洋车夫赶着走街串巷,车上装满了木制的啤酒桶,在城市中磷磷而行,并吸引着一些行人尊敬的目光——生活,也就是在这种桑和的目光中变得温馨而又梦幻起来的。马车到哪家啤酒馆,一般都有固定的时间。那些喝啤酒的客人也早早候在那里,等着喝一天中最新鲜的生啤酒(因为生啤酒隔了夜就变酸了)。这些人当中有工人、知识分子、诗人、流浪汉、乞丐和性格开朗的胖娘们。后来,运送生啤酒的马车改成了罐装的啤酒车,这种车是用大卡车改装的,看上去像城市中的洒水车,或者运液化石油气的车。啤酒车开到某餐馆,此时餐馆也安装上了装啤酒的储酒罐,从啤酒车上拽下粗粗的胶皮管子,安装在餐馆的啤酒罐上,就可以输送啤酒了,另有一只表,计算着啤酒的数量。
当时喝啤酒的容器,尤其在江南江北的那两家江上餐厅,都是用那种俄式的(也是法式的)、玻璃的,从表面上看,凸凸凹凹的大啤酒杯,这种啤酒杯沉甸甸的(其实,要的就是这种分量),杯有八寸高,生啤酒被所谓的扎啤机注到杯子里泛起很厚的乳白色的沫子。哈尔滨人喝啤酒一般的都要先抿一小口,惬意地、叹息似地“啊”一声,然后,再用手背揩净嘴唇上的啤酒沫子。放这种笨重的啤酒杯时,没有轻拿轻放的,那样没有气派,都是“咣”一声,放在餐桌上,然后,眼睛自信地望着一泻千里的松花江,看着江面上的帆船、汽船和运送货物的大驳船,喝啤酒的客人会觉得自己很绅士。接下去,如果喝啤酒的朋友对路,彼此又对人生啊,爱情啊,金钱地位呀,甚至国内外形势,城市中流传的花边新闻谈得投机,就可以豪饮了,你一大杯,我一大杯地干,女服务员兴致勃勃地往上端啤酒。一个基本功过硬的服务员,一只手可以端五大杯,两手就是十大杯这样的啤酒——练的就是这种基本功。而且,这种事,当时哈尔滨的服务行业还经常举行比赛。当然,现在是没有了。但我从电视上看到,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还有。
如果,去马造尔或者国际旅行社那样的餐厅去喝啤酒,气派又不一样了。在那里,客人通常喝瓶装的啤酒。而且在早年还专门有一个开啤酒用的“池子”,池子的上方是一大块镜子,男服务员将啤酒瓶斜对着那面大镜子,用起子猛一开盖,啤酒沫一下子喷到镜面上,然后,顺着镜面往下流,一直流到池子里——要的就是这个劲儿,显示着一种气派。之后,再给餐客斟上。
喝啤酒的佐菜,一般地都是冷荤,像熏肚、熏猪心、熏猪肝、五香排骨、鸡手、猪手以及红肠、茶肠、粉肠和腊肠之类,手头不宽裕的,可以买五香豆腐卷或油炸黄豆佐酒。
在“文革”期间,那种玻璃的大啤酒杯,被红卫兵当作“封、资、修”给毁掉了。幸好,啤酒毕竟不是政治,喝不喝啤酒也不是革不革命的立场问题。于是,啤酒照样卖,只是那种杯不见了,改用中国式的粗瓷大碗了。然而用这种碗喝啤酒,许多人总觉得别扭,似乎啤酒味也不大对劲了。于是,餐馆又因陋就简,弄了一大堆玻璃的空罐头瓶子,涮干净后,用它来盛啤酒卖。这样看起来情况要好一些,餐客的感觉也可以。有的餐客索性用大号的搪瓷盆装啤酒,放在餐桌上,哥几个用那种罐头瓶子,你一杯,我一杯地舀着喝。有人戏言说:“哈尔滨有四大怪,自行车把把朝外,大面包像锅盖,喝啤酒像灌溉,生个孩子吊起来。”这的确是不夸张的。逢年过节,寻常百姓家,也打发孩子或女人去街头的餐馆,用塑料桶打几升生啤酒过节假日。不过,在“文革”时,由于啤酒厂生产不景气,啤酒的供应成了问题。于是,逢年过节,买啤酒要票了,一张票给几瓶几瓶啤酒,显得很珍贵了。那么,由于啤酒的缺乏,市场供不应求,有关部门试图用那种俄式的“戈瓦斯”,以补充啤酒的供应不足。但买帐的哈尔滨人不多。
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哈尔滨人喝啤酒的劲头也丝毫不见减弱。记得有一次,我到哈尔滨所属的一个近郊的小镇去给自己的脑子“充充电”。那正是个大冬天,招待我的镇干部,竟吩咐饭馆跑堂的把冰凉的啤酒放在热水锅里热一热。这使我非常吃惊。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加热的啤酒。同时,也足见哈尔滨人对啤酒的狂热了。
现在,形势好了,各种各样的啤酒已经多得是了,而且,我还听说哈尔滨人和一家外国啤酒商合作,搞了一个“啤酒屋”。这种啤酒屋,备有世界各种啤酒的配方,顾客可以自己择好配酿——到酿好的时候,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到这里来品尝。只是啤酒的价格也越来越高了。但不管怎么说,哈尔滨人喝啤酒的劲头仍然是有增无减,而且到今天,哈尔滨的年啤酒销量,一直是雄居全国第一名。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人,常常把青春和啤酒混为一谈,把生活的乐趣和啤酒放在一块进行品咂。我想,哈尔滨人喝啤酒是作为一种美的享受,一种精神生活,一种自我形象的塑造,或豪饮,或浅呷的。在这样的感觉里,再俯瞰周围发生的一切,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哈尔滨人从来没有将啤酒当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酒,啤酒在哈尔滨人的心目中,仅仅是一种有品位的饮料而已。
白酒与客人
哈尔滨是一座特别能喝白酒的城市。这一点,估计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如果说,过去的哈尔滨人能喝酒,是因为天气冷,是因为机械化、现代化程度不高,更多的人要在户外作业(便是在户内作业,取暖也常常不尽如人意),这样喝点酒,取取暖,无可指责。
而今,哈尔滨人仍然特别能喝白酒,就绝不是天气冷,或者与户外作业有关了。
在哈尔滨喝白酒,一般都是豪饮。尤其是有朋自远方来,或者旧友故友重逢,更要开怀畅饮一番。而且,当今哈尔滨人豪饮的名堂与理由越来越多,比如商家的开业、公司的成立、建筑的奠基、生意的合作、各种会议的开幕与闭幕、各种展览的开馆与闭馆,再加上业务往来,例行检查,法定的节假日,正常的婚丧嫁娶,正常的生老病死,正常的升学与就业,正常的升迁与卸职,正常的离去与归来,正常的迎来与送往,都得痛痛快快地喝几顿酒。不喝行吗?不行,这不是太失礼了吗。
眼下哈尔滨人喝酒,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一套了,仅仅是将客人们请到食堂,弄几个菜,客客气气就行了。或是把亲朋好友,请到家里,弄几个炒花生米、炒鸡蛋之类,说说远方的故事,城里的新闻,个人的状况。
现在喝酒,基本都是大喝,而且大都去有模有样的馆子。
常常是来一两个客人,作陪的却有七八人,或者一二十个。
大致是这样:
大家分宾主坐好,菜单儿客气地推来推去,先请客人点,客人被逼无奈,只好点一个。然后,按着官职的大小,依次地点下去。问喝什么酒?自然是白酒,再加啤酒。女士小姐实在不能喝的就来点啤酒,的确不能喝的,先喝点饮料,然后再说,喝着看。
接着,按宾客的官级大小,按陪客的官级大小,依次斟满白酒。一般都是先用小杯——一两一杯的,而后用大杯——四两一杯的。
主陪把一两一杯的白酒端起来了,笑吟吟地对大家说,说什么呢,无非是欢迎之类、指导之类、协作之类、友谊之类的客套话。然后,提议者为了让大家都把自己跟前的白酒干了,说:“我先干一杯,这一杯不算,然后,我再倒满,我们大家都举杯干了。好不好。”好声一过,他便先自干掉了一杯,马上有人再次给他斟满,于是大家共同举杯,碰杯。碰杯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杯要比人家的杯低下一节,以示自己的谦卑,然后,一仰脖都将自己手中的白酒干了。
接着是:“吃菜吃菜吃菜!”
一阵咀嚼声之后,有人站起来再度举杯。又有什么名堂呢?大约是为同龄人,或者老相识,或者老领导,或者老部下——干一杯!
干吧!都干了。
接着又站起一个人来,擎着酒杯,代表本部门,或者代表自己,或者代表没来的谁谁谁,干一杯,请。
于是,又干了。
这席面上的节目,大致相同,是轮番敬酒,轮番干杯。
喝得差不多了,豪饮这才真正的开始了。女士小姐上阵了。又有人兴奋地叫来几瓶白酒,小杯不行了,大杯斟上,干!外地客人见了,早已吓得面如土色,不要说英勇参战,连招架之力也没有了。
但是,不行!不干也得干。不干也太不够意思了,喝!我倒要看看你喝了能怎么的,不就是一死吗?死了就当睡着了,干!
于是,又干了。
这时节,都喝得容光焕发,兴致勃勃的了。
于是有人建议某某某给大家唱一个。某某某便羞涩地放下筷子,说:“好。我这支歌就献给×××,希望大家能喜欢。”大家就鼓掌,喊:“好——”。某某某清了清嗓子,开始唱了,还伴有动作和那样的眼神儿。一桌人笑得前仰后合的,一个唱完了,另一个再接上,大家轮着唱。
从酒桌上看,好像这个城市毫无希望了似的。
不仅仅是唱,这期间酒还得喝。像鱼头酒、鱼尾酒、鱼眼睛酒、鱼身子酒、摇头摆尾酒名堂就多了。就喝吧。
酒喝到这份上,称呼也变了。变成了“哥们”、“大哥”、“老弟”、“妹妹”、“亲爱的”、“我情人”、“爷们”、“相好的”,总之,一切都一塌糊涂起来。而且相互勾肩搭背,或哭或笑,或憨或奸,倾吐衷肠了。喝多了的,开始使酒骂座,骂这个不够意思,骂那个不是东西,骂谁谁谁坑过他,骂谁谁谁压过他。于是,就有人劝,功者也是一塌糊涂、不伦不类。在劝与骂之间,还要喝进一些情绪酒、气氛酒、够意思酒、委屈酒、原谅酒、陪礼以及“门前清酒”。
白酒都喝完了,再喝啤酒,啤酒不算酒。又是一阵豪饮,喝到最后,至少得有一半人喝醉了。
当然,喝酒也有斯文的。三四个人,一瓶白酒,就这些了,大家平分。喝完拉倒。这种喝法,是大家还有事儿。属于小酌。
拼酒的话语
哈尔滨这座城市最大的陋习,就是“拼酒”。
这种拼酒的陋习,至今在这座城市里盛行不衰,以至成为酒桌上的一大时髦。请客的人认为,不拼客人喝酒,就是自己不热情,不真诚的表现。因此,无论如何也得拼!倘若对方真的能喝酒,这倒也罢了,如果不能喝,那可遭罪了。如果对方不仅不能喝,而且还有高血压、心脏病或者其他什么病,那就更糟了。因为主人并不管你有病与否,非让你喝不可。搞得客人尤其是外地的客人在酒桌上胆颤心惊的。
哈尔滨的拼酒词已经形成了一套体系,并早已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如“感情深,一口问,感情浅,舔一舔”,如“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等等,多去了。甚至还有更为粗俗不堪的人,如果对方不喝,他就揪住人家的脖领子,把酒倒进去,这种事,在哈尔滨这座城市,也是不鲜见的。
我曾参加过这样的一次便宴,桌子上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菜。请我们的是位书记,他已经因为喝酒过度,正在卫生所打吊针,听说又有客人来了,立刻拔了针头,过来陪酒。我们根本不熟悉,他端起酒杯,指着来回上菜的那个胖厨娘,说:“客气话我就不说了,都干了。谁不干是她养的。“那个胖厨”娘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忙她的。看来她都听习惯了。
不过,在这个城市里,还是有不拼酒的宴席,但那大都是一些正规的场合,上档次的场合,礼貌的场合,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场合。其他的,大都要拼酒的。为此,老百姓编了一段顺口溜,说:“喝坏了身体,喝坏了胃,喝得世风大倒退。”
那么,在普通市民之中,在民间交往中,酗酒之风也日益见盛。我们在小饭馆,小酒馆,也可以看到出演的一场场拼酒的丑剧,以至动手打起来,扌周了桌子的场面。
这是这座城市最不光彩的一页了。
可是,许许多多的人对此却熟视无睹,任其发展。
在这座城市里,如果你能喝酒,甚至你虽然不能喝酒,却敢于硬喝,一切都豁出去了,你会得到某种报偿的。比如赢得其他人对你的信任,认为你是一个实在的人,一个可交的人,你以后有什么事要办,一切都开绿灯,一切都为你提供方便。而那些不能喝酒,或者坚持不多喝酒的人,会引起在座人的反感,认为你不真诚,虚伪,心眼大多,不可交。今后你要办什么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的。
怎么办?喝吧!久了,也就成了酒徒了。
另外,豪饮之后,听人说,还可以伴随一种大释放,大痛快。这大约也是弓!人酗酒的另一个诱因。
在这座城市里,一些男人们鄙视那种在酒桌上只喝饮料的人,他们称喝饮料的人是“饮尿”。这种伴随着人格侮辱的称谓,也使得酒桌变成了一个凶险的场所。
没有人统计过哈尔滨人一年喝掉多少白酒,估计也没有人想统计这一数字。记得几年前,省内的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某某县城,一年喝掉一个镜泊湖那么多的白酒。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这种比喻似乎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我总是很天真地想,什么时候,哪一天。哪一月,哪一年,在哈尔滨这座城市,人人都能鄙视拼酒者和酗酒者呢?哪一天能反对酗酒像反对吸烟一样深入民心呢?什么时候,这个城市也能搞一个“反对酗酒日”呢?
一个城市的健康素质,文明建设、聪明才智,等等,倘若都被白酒毁了,岂不是太不可理喻了吗?
雪的城市·不怕冷的人们
哈尔滨是中国离西伯利亚最近的大城市之一。因此,它也是一座寒冷的城市。
这座城市刚刚构建的时候,城里最低的温度达一40”C,况且这一带是平原——松嫩大平原。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寒流,到这里,真是无遮无拦。当时,这个新城市的楼房还很少,便是有几幢,大多也是一些低矮的小楼(一个区才有几幢小楼,特别显眼)。因此,低矮而又稀少的城市的建筑本身是无法为自己的市民御寒的。哈尔滨的雪很大,那真是铺天盖地的大雪。这一点。对南方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雪极大极密的时候,行人连眼睛都睁不开,得弓着身子走——因此有人称这座城市是“雪城”。而且,天愈寒冷,雪粒儿就越硬,加上呼号有力、甚至可以把洋铁房盖吹得像哨子一样响的西北风,吹到人的脸上像刀割似地疼。
当时,哈尔滨的市民在如此严寒的日子里,都穿戴着笨重的棉衣、棉鞋、狗皮帽子、皮手套等等。还有一种叫“毡疙瘩”的鞋,它的样子像皮靴,只是用毡子做成的没有棱角,里面垫着厚厚的靰鞡草。这种草很暖和。有道是“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靰鞡草”。这种毡疙瘩是那些从远东地区来哈尔滨侨居的俄国人传过来的。
为了御寒,走到街上,人们都把脸用厚厚的围巾围住,只露两只眼睛看路。冬季的酷寒、在这座北方城市里可以说表现得最为充分了。不仅如此、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严寒日子非常漫长,一般从公历10月就开始飘雪了(现在要延到11月份——大约是天气变暖的缘故罢),一直到翌年的5月份,厚若磐石的积雪才开始消融,树枝才能艰难地吐出一丁点儿绿芽芽。这一年的日子里,几乎有一半是在寒冷中度过的。这种情景,能让我们想到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方式。早年生活在这一域的土人,他们的衣着打扮,生活方式,渔猎方式,与爱斯基摩人非常相象。
在如此漫长的冬日里,若想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也是颇费思量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哈尔滨人并不惧怕寒冷,他们都习惯与寒冷为伍了。倘若天气变得不正常起来,冷不丁来了一个“暖冬”,他们反而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而且常常在这样的时候,城市里也因此会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不唯如此,大凡在这种反常的天气里,有些老年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抵御不住暖冬的侵淫而死掉。这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的现成的经验。
总之,哈尔滨人是热爱寒冷的。如果,一个哈尔滨人调到南方去工作,那么,最令他怀念和渴望的,就是哈尔滨的冬天、大雪和严寒。
这个城市的人们不怕冷,也表现在年轻女孩子的装束上,即便是在三九天,在-30℃的低温里,你也经常会在街上看到年轻的女孩儿,仅穿着一条薄绒紧身裤,外面加上一条漂亮的呢裙,穿一双高筒皮靴,那样精神抖擞地在雪地上行走。甚至你还可能会看到,某个爱美的女孩在刺骨的寒风中,将自己的领子开得低低的,以便使自己挂在脖子上的项链露出来。
一次冬季,我出差到北京,看到当地的报纸刊发的一则新闻,大意是说,全市人民冒着-15℃的严寒,扫雪云云。我看了就觉得非常可笑。-15℃,在哈尔滨是绝对不能称之为严寒的。但这对关里人来说可能就是“严寒”了。在冬日的哈尔滨城,常能看到被冻得一塌糊涂的南方人在街上蹒跚而行,或者问路。
哈尔滨人常常为自己抗冻抗冷而感到自豪。而且也喜欢津津乐道地向外地人,尤其是向南方人炫耀自己如何如何不畏严寒。
哈尔滨人雪与西餐的城市
哈尔滨是一座雪的城市。漫天的大雪经常光顾这座东北的城市。如果你站在城市的最高处,或者有机会坐直升飞机俯瞰这座城市,你会感到这不啻是一座银色之城。在雪季里,中国大街路边树木的叶子早就落光了,然而两旁商店或餐馆的生意依旧不错。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那家华梅西餐厅。这是一家老字号的西餐馆了,它在中国大街的中部上。无论是盛夏还是三九严寒的日子里,那儿的生意总是那么好。个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就餐有时不仅是为了果腹,对那些有着沧桑经历的人来说,更是在“圆一个梦”,吃一种回忆。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每一个哈尔滨人都到这家餐馆就过餐。这家餐馆的环境很好,很欧化,餐具也很讲究,菜烧得也很地道。尤其是这里的铁扒鸡、罐烧羊肉和罐烧牛肉,以及基辅式红菜汤等等,不仅做得有特色,而且味道也十分纯正。前不久,我同朋友去了一次上海的“红房子”,当我点到“罐烧羊肉”和“罐烧牛肉”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小姐用一种看乡下人的眼光温柔而有耐心地告诉我:“我们这里没有这种菜。”好像这是一种很低档、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或者过去曾有过,但现在已经被淘汰掉了。我当时孩子似地嘟哝了几句,但抗争的效果是软弱的。然而这的确是两道很不错的莱:里面放上青豆,土豆条,胡萝卜块,偶尔也放一点菜花,用上海话说:“味道蛮好的。”这家西餐厅的酸黄瓜也不错。在四五十年代,那儿的酸黄瓜都是自己腌制的,当然味道就好多了。现在都改用酸黄瓜罐头了,味道也还行。坐在这里就餐,尽管仍然全部是俄式的排场,但是餐桌上没有鲜花了,胡椒粉和精盐面也不见了。面包也不再是那种燕麦做的黑面包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粉面包。不过,如果餐客的运气好,还能碰到大马哈鱼子酱(上海的红房子连果酱都没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曾请一位北京的朋友去华梅西餐厅就餐,他一边吃一边高声地叫好,搞得所有就餐的人都扭过头来看他,弄得我也有些尴尬。在西餐馆里就餐是不好大声喧哗的。这是哈尔滨人妇孺皆知的一个规矩。这里讲究一个静字,享受一种情调。情人们,或者老夫老妻,坐在那儿,慨人生,叹流年,说情话,叙衷肠,隐隐私语。窗外面或者正飘着落叶,或者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或者无声无息地落着鹅毛似的大雪。服务员轻轻地把一道法国煎蛋放在你们的面前,小声地说:“法国煎蛋,请。”大凡来了外地朋友,作为哈尔滨人,大多都会请客人到这家西餐厅去嘬一顿。吃吃那里的串烧羊肉,奶汁肉饼,牛排和猪排,喝喝长城白葡萄酒,或者XO,喝喝生啤酒,或者哈尔滨牌啤酒。这种事,已经成为哈尔滨的时尚了。无论是孩子考上了大学,或者同事朋友晋升了职称,都喜欢到这里庆祝庆祝。吃过了喝过了,一伙人鱼贯而出,到对面的那幢典型的法国式建筑的马造尔宾馆的冷饮厅,吃吃那儿的冰镇酸奶、热咖啡之类。吃过之后,有兴趣,再去逛逛秋林百货公司。秋林公司也是一家老字号,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曾有一个旋转的门,但早已被拆掉了。过去这里的服务员,都是欧式打扮。早年这里很幽雅,顾客很少。有休息的长椅,可以坐在长椅上休息吸烟斗看报。当然,现在不同了,秋林公司名称依旧,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与高雅,终日商店里挤满了人。但欧式风格的柜台还活着,比如出售地道的俄式红肠,还有法式风味的小肉饼等等。
一个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哈尔滨人,到了大上海,到了青岛,甚至到了国外,面对那里的一切,是不会感到怎样的惊奇与陌生的。
冷水浴与冬泳
便是在早年的哈尔滨,就有冬泳的风习了。
哈尔滨冬泳的风习,是受当年的那些来自欧洲的侨民的影响。这些侨居在哈尔滨的欧洲人,在冬日封江以后,选一个好日子,雇几个中国民工在冰冻的江面上凿一个圆窟窿——此时的冰层都有两米厚。在冰冻的松花江面上,不仅可以供行人走路,还可以赶马车,开拖拉机,行驶十几吨重的大货车。一俟封江,你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江面上出现的这种热闹的景观了。
冰窟窿凿好了,那些侨民来了,他们都是坐小轿车来的。在凛冽的寒风之下,几位洋人脱去衣服(都有穿着裘皮大衣的洋女人陪伴),做几个古怪的动作,猛喝几口烈酒,再小心翼翼、狂呼乱叫着下到冰窟窿里去。通常下去四五秒钟就上来了。一上来,浑身都冻紫了,牙齿像奔驰的马蹄声一样咯咯咯地响个不停。立刻有人用厚毛毯给他裹起来,塞到轿车里去,轿车立刻就开走了。这种冷水浴的意思,一是体现男人的气概,男人的勇敢精神,另一个说法是,冷水浴能使人的身体更健康,增强抗疾病的能力。
冷水浴也感染了争强好胜、健康剽悍的哈尔滨人,而哈尔滨人似乎比侨民做得更加出色,他们甚至在整个冬季一天不落地坚持冬泳。他们在一只冻船的旁边,选一活水(活水的冰层最薄,处理起来容易),做为冬泳的场地。参加冬泳的,有男人也有女人。迎着咆哮的西北风,赤身露体相继跳到冰水中,还游几下子,蝶泳或者自由泳,然后,上到冻船上来——也是狂呼乱叫的,表达他们的痛快与愉快。参加冬泳的人当中还有古稀老人。让人敬佩。
这一冬泳的风习,又导致了该城在冬天里固定举行的体育竞赛活动。即在冬天的某一日,由专门的体育组织出面,在冰面上凿一个长方型的游泳池,举行跳水和游泳比赛。每逢这样的日子,都招徕许多的观众前来观看。围观者穿着皮大衣和棉大衣还冻得浑身发抖呢,而那些冬泳者,却一个个精神抖擞,容光焕发。
哈尔滨人的体魄高大健壮,跟寒冷是有直接关系的。一方面,严冬一到,自然界许多的细菌都冻死了(南方就不行了),受细菌之害的机会就少了一半。另一方面,寒冬里诸如冷水浴和冬泳甚至滑雪、滑冰、堆雪人之类的锻炼,对身体刚健也大有益处。
冰灯与冰雕
在哈尔滨的冬季,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景观,就是享誉全国的“冰灯”。
哈尔滨“冰灯”的来历,似乎与传统的“上元灯节”有些关联。
早年哈尔滨的冬夜漆黑而漫长。有些资料上介绍说,赶马车的车老板用饮水桶冻一个冰灯用以照明。冰灯就是这样发明的。这种冰灯是很好做的,将饮水桶打满水,放到外面去冻,当然水的外层都冻上了,顶层和底层也冻上了,这时候把它倒出来,成一个桶型的冰砣,然后在冰砣的上面凿一个口,将里面未冻实的水倒出来,就成了一个冰灯的罩了,再在里面放上蜡烛,再在外面拴上灯把,点燃蜡烛后,就可以照明了。用来夜间走路,夜间喂马,不仅方便,而且也很好看。有的冰灯是作为一种标志,或者一种气氛,安放在自家大院门口,看上去也别有情趣。早年哈尔滨边城的一些商家、客栈、饭馆门前,常用这种冰做的灯照明,招徕客人。
在早年的哈尔滨,侨居在这个城市里的欧洲侨民,用冰灯组成巨大的十字架,摆放在冰冻的松花江面上,举行神圣庄严的宗教仪式。观者甚众。我想,所有参加这一仪式的洋男人和洋女人,一定一人提着一个冰灯,或者举着一个火把,听主持宗教仪式的神父像亢奋而悲怆的诗人那样,同上帝和信徒们说着什么。
到了传统的上元灯节,冰灯就更有了用武之地。最为普遍的,是家家都给小孩子做一些小冰灯,让他们挑着冰灯笼出去玩儿,放小鞭儿,打冰尜儿,堆雪人,打爬犁。大人们精心雕刻各种各样的冰灯悬之于街市之上,五彩缤纷,光怪陆离,流光溢彩地供看客观赏。史书上说:“上元,城中张灯五夜,人声彻夜不绝,有镂五六尺冰为寿星灯,中燃双炬,望之,如水晶人。”大约是这种节目的伎使者了。
后来,哈尔滨的冰灯逐年地发展了,先是在大街小巷,做一些冰灯、冰雕。不过此时的冰灯、冰雕已不再是先前的那种简单的式样了,而是把冰灯、冰雕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林鸟花卉、飞禽走兽、楼台亭阁、神仙小鬼、古今人物、科技成果等等,供游人欣赏。是时,冬夜的哈尔滨已经变成了一座璀璨的水晶般的城市了。
后来,哈尔滨市政府把冰灯作为一个地方的节日固定了下来。每年都在哈尔滨的兆麟公园举办“冰灯游园会”。这之后,冰灯和冰雕,不再是民间行为了,而是由专门的艺术家和若干名工程技术人员及众多的工人师傅来制做。公园门前用大块的冰砌成巨大的牌楼,再用各种彩灯辉耀之,让看客疑是天上宫阙了。公园内的冰灯、冰雕以及冰建筑,更是五花八门,有用冰块砌成的世界著名建筑,像教堂,像殿堂等等。还用冰仿造成世界著名的雕塑,像自由女神像,像华沙美人鱼等等。其他如飞禽走兽之类,都以冰雕的形式,以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不同的艺术流派,在公园内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而且,还在松花江的北岸,举行“雪雕”的展览,供游人观赏。同时,冰灯游园会还举办冰雕比赛、冰上婚礼、冰灯摄影比赛等活动,吸引着大量的中外游客到这个城市来观光。
近年来,或许是哈尔滨的冰灯、冰雕太正规化了,太专业化了,太集中了,抑或当地人对它们太熟悉了,哈尔滨的市民对冰灯、冰雕的热情,似乎并不怎样的高涨。而且,去观看冰灯游园会的,也大多是外人,或者省城以外的黑龙江人。便是有哈尔滨人,也人数很少,而且多数是陪着9N也的客人一同去观看的。仅此而已。
总之,哈尔滨的市民对冰灯的热情,大不如先前了。
在前文中我曾说过,这个城市的人是爱做白日梦的。我想,如果将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创造一些方便,让全市的老百姓自己动手做冰灯,做冰雕,甚至雪塑,摆在自家的楼前。院前,或者街口等地,那将是怎样的景观和怎样的气氛呢?
不管怎么说,冬泳和冬浴,冰灯与冰雕,毕竟是哈尔滨人性格与智慧的组成部分,它展示了哈尔滨人崇尚勇敢和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及生活情趣儿。
一段时间以来,哈尔滨曾为自己城市的别名感到忧虑。是叫“冰城”好呢,还是叫“雪城”好呢?如果叫“冰城”、“雪城”,会不会把外地客人,尤其是外地的投资者吓跑了呢?那么,叫“丁香之城”,又显得太嫩了点儿,如果不叫“丁香之城”,叫“榆树之城”又觉得有点儿老气横秋。倘若叫“动力之城”又太工业化了。总之,讨论了很长时间,也没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来。
随着哈尔滨历史上的“教堂之国”、“东方的莫斯科”、“中国的小巴黎”、“音乐之城”等称谓的渐次消亡,在更多外地人的心目中,“冰灯之都”似乎已经成为当今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代名词了。
夜生活
哈尔滨作为一座城市,不管它年轻也好,年老也好。它总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夜生活。
夜生活,自然也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夜生活在某种观念的观照之下,它可能更重要、更自由、更放松、更丰富多采、更富有魅力,因此也更吸引人。
说句笑话,工作一天了,认真也好,不那么认真也好,热爱那份工作也好,不那么热爱也好,在供职单位别扭与不甘也好,或者不那么别扭与不甘也好,总算干完一天的工作了,再也用不着那么严肃,那么深沉,那么一本正经,那么装傻,或者那么阿谀奉承了。说句过分的话,工作的本身也是一个王国,它有自己的规则、法律、尊卑、荣辱,等等,等等。总之,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在这个王国里,等级森严,程序有条不紊——绝对是不会允许有碍这个王国建设的任何自由发生的——这是别一种“统治”。你的统治者,就是你的领导,你的上司,高于你职位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有相当一些人十分沉迷于这种权力的显示与炫耀。这一切,都有可能对你的个性、爱好、思索,甚至文化修养构成一种压迫。因此,当你从这种“压迫”中走出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自由了,解放了——那心情该是何等畅快呵。
因此,魅力无穷的夜生活,也就应运而生了。
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夜生活,坦率地说,有点支离破碎、杂乱无章。这可能是该城的人们对夜生活有些要求过高,或者过多、过杂,抑或太任性,太随意,太不像话了。对此,市政府和有关的群团组织(包括文化生活服务部门),总想规范本城人们的夜生活行为,也作过不懈的努力,但收效不大。
中、青年人的夜生活
哈尔滨市青年人的夜生活,大致体现在“聚、泄、狂”这三个字上
哈尔滨的年轻人,也像全国甚至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的年轻人—样,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寂寞。甚至可以说,青年人是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热闹”的亢奋的制造者和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为了过好自己的夜生活,早在下班之前,就彼此联系好了,或者去舞厅跳舞(跳那种狂暴的舞,或者慢悠悠的贴面舞),在一起肆无忌惮地大笑,喝可口可乐,吃冰点,抽各种牌子的香烟。
不过,参加这种舞会的年轻人并不是很多很多,而更多的是那些中年人(因为这种舞会的票价都比较低廉,工薪阶层的中年人完全可以承受得起),他们或者是夫妻,或者是寡妇与鳏夫,或者是秘密情人,或者是准情人,在这里见一见,彼此显得很优雅,很绅士,很淑女,再加上舞厅演奏的舞曲中还有一些旧曲子,像《四季歌》、《夏夜圆舞曲》、《步步高》、《山楂树》、《鸽子》、《芦生恋歌》等等。听起来让人回忆(有人说回忆是一种丧失),让人感到亲切(有人说亲切是一种脆弱),让人感到怅惘(有人说怅惘是一种不自信),让人感到甜蜜(有人说甜蜜是一种自渎)。是这样的,歌曲与舞曲常常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也是让中年人走进已逝年华的一把钥匙,凭着这把钥匙,就可以打开记忆之门。重履青春之路,重温少年之梦——这该是何等惬意的事啊。
在舞曲中,忘却与记忆共舞,羞涩与理性同欢,青春与白发交融,个中的滋滋味味,怎一个“酸”字了得。一曲终了,坐下来,喘喘气儿,说些高雅的话,再配以礼貌的手势,有分寸的眼神和价格适中的小食品之类,一切就齐了。不再感慨,不再怨恨,不再焦灼,不再委屈,生活中的一切重负,在此刻都云消雾散了。啊,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呐……
不过,还有一些中年人,则利用这一段时光,下下棋,浇浇花,看看书,或者去松花江钓夜鱼。他们对生活处理得很幽静,是一种享受。
年轻人的夜生活与中老年人则大大不同,他们多数喜欢去唱卡拉OK,去KTV包房,去咖啡屋。
卡拉OK是青年人把自己换化为世界大牌明星的最好场所。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嚎唱,尽情地痛苦,尽情地失恋,尽情地离别与相逢,尽情地苦闷与流泪,尽情地浪漫与流浪,还可以在歌声中尽情地配以武术与柔术。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忸怩做态,将梦想中的一切变为“真实”。青年人彼此都是很捧场的,“说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理解,就是掌声,就是喝彩声,就是多如牛毛的鲜花。
——卡拉OK,在全国,在全世界的年轻人中都很盛行,哈尔滨也不例外。
不过,哈尔滨年轻人卡拉OK,与其他城市的年轻人卡拉OK略有一点不同。哈尔滨的青年人唱卡拉OK,特别喜欢唱一些前苏联的歌曲,并且唱得都很地道,很庄重,很动情。似乎哈尔滨的青年人对前苏联的歌曲很迷恋(这恐怕和这座洋气的城市本身有关,也跟早年回国的那些俄国侨民有关)。欣赏者也很多。
去参加卡拉OK过夜生活的青年人,可以彼此相识,也可以彼此并不相识。青春的本身就是通行证。是“我们都年轻”使他们相聚在一起的。在这里,他们除了做一些歌星、舞星、影星或者时装模特的梦之外,也彼此倾吐衷肠,谈理想、谈金钱。谈出国、谈欺骗与被骗、谈气派、谈勇敢、谈满不在乎,甚至也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样赫亮的大话题。
消费型的夜生活
在哈尔滨的夜生活里,还有一伙人是属于“消费生命”型的。
这些人都老大不小了,也可能不太老,可也都四十五六岁了。这些年闯荡江湖,铤而走险,几经沉浮,手头有钱了。有钱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花吗。于是,他们进高级酒楼,进高级的KTV包房,享受高级的生活。并同在这里“工作”的“职业女性”搞在一起,吃全城最好的、最贵的、最奇的、最绝的食品,喝全国、全世界最昂贵的酒水,抽世界最高级的烟卷。当然,也在一起侃点什么,间或也装装深沉,装装文明,装装幼稚,装装同志。但几杯酒下肚,真实面目全露了出来,一切都没了章法,没了控制,也没了文明,一切都乱套了……
这些人大多是这座城市里的一些款爷、总经理、总裁、大流氓或者大骗子。他们到大酒家或者KTV包房来,都有自己的专车,或者是“奔驰”,或者是“丰田”,或者是“奥迪”,最次的也有“夏利”。便是没有专车的,也有自己常年包租的“的士”。他们每人手中都有一个大哥大,都有长城卡、牡丹卡、龙卡等等。他们在这里纸醉金迷,挥金如土。KTV包房里当然也有卡拉OK机,他们也经常唱一唱,嚎一嚎。然而他们的唱与嚎,不过是一个玩,并不是崇拜什么明星、舞星之类。他们崇拜的,并为之呕心沥血的,就是一个字:钱。
他们这一类人的夜生活,是哈尔滨夜生活中消费最多的一族。一夜一两千、三千五千、一万元,是普通的寻常小事。
麻将之夜
做为哈尔滨夜生活组成部分之一,麻将,也颇受一些哈尔滨人的欢迎。
打麻将的人,一般并不追求环境的高雅舒适,有个能玩的地方就行。几个亲朋好友,或者赌友,吃过晚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招即来。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东、西、南、北坐定,三六九毛讲清,是清一色,还是清对对,是八圈,还是十六圈,都一一事先讲好。这时,茶也沏好了,烟也准备好了,轻音乐也放上了,抛色子调庄吧。
这种事,在哈尔滨城的夜生活中占很大比例,而且都多多少少下点注,数目都比较小,伤不了筋,也动不了骨(当然有伤筋动骨的——不过,那不是夜生活,而是货真价实的赌博)。麻将本身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这种游戏让人玩得有滋有味,有喜有忧,有惊有险,有怒有怨,有板有眼,高手还可以享受高手的尊严与智慧的快感——岂不美哉。
老实的夜生活
哈尔滨还有一种老实、经济的夜生活。
一家人吃过晚饭,什么事也没有了,与邻居之间从来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恐怕这种古代生活景观的重现,与现代化封闭式的高层建筑有关吧。一家一户,关上门就是一个小世界。大多是互不往来的。还有人称这种状态为病态,叫“城市病”)。那么,下了班以后那么长的空闲时间干什么呢?三个字:看电视。什么内容都看,一直到电视台“再见”拉倒。像广告、新闻、文艺节目、电视剧——尤其是电视剧,几乎成了哈尔滨那些足不出户,在家里过夜生活的人们的精神支柱。看古代的,也看现代的,看国产的,也看外国的,看优秀的,也看低劣的。全看!说心里话,这样的看客对电视剧并不挑剔,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好坏的争论,与己无关,是那些吃评论饭人的事,他们才不管这种扯淡的事呢。电视剧在他们看来,就像餐巾纸,属于一次性消费的东西,大可不必认真。总之,有热闹就行。
另外,当代相当多的电视剧,给电视剧的消费者提供了绮丽多姿的精神新天地。这种剧,将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一些事,像爱情,像凶杀,像顶撞上级,像光明磊落的正义行为,像荒唐与荒诞等等,都让他们在电视剧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体验。而且电视剧一般都事先替他们想到了这一层,十分愿意满足广大电视剧消费者自我精神与形象的再塑欲望。
这种常年以看电视剧为主的夜生活,致使一些人从电视剧中走不出来了,他们把电视剧里的一切,误当成了现实生活,那些剧中的人物也成了现实中的人物了,并对他们产生着影响,像说话的神态,像举止,怎样娇嗔,怎样扑哧一笑,怎样咳嗽,怎样愤怒,等等,都电视剧化了……
——夜生活真是一个变幻莫测的魔方呵。
老年人的夜生活
哈尔滨老年人的夜生活,最为积极的就是聚在江边、公园、街头广场,扭大秧歌,跳十六步,或者三十二步。而且,这些老年人在参加这些活动之前,都认真地把自己打扮一番,像走亲戚一样。他们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选出舞头,组成乐队,推出教练,在一起活动活动,玩一玩。人都老了,再让他们发挥余热,也有点勉为其难了。他们几乎天天晚上都出来活动,甚至风雨不误,风雪不误,旁观者看着,总觉得那里有一点点别样的味道。
当然,哈尔滨这座城市毕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可以说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在这座城市的夜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仁人志士、大用之才,利用这一段时间,读书,钻研,创作,设计,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难关……他们是这座城市的脊梁。
夜生活,更能显示一座城市的个性,一座城市的繁荣状态,文明程度。现在实行双休日,这座城市当中的中老年人对此有些茫然,有点儿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这一切,不久就会被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和有心人给您安排满满的,也一定会让您在夜生活中得到某种新的满足。
多姿多彩的早餐式样
哈尔滨人的早餐,不仅多种多样,也是有滋有味的。南北走一遭,就会发现,这个城市的早餐与南方诸城,甚至与北方诸城,都有很大的不同。
南方人的早餐,无论高、中、低档,大都讲究雅致、清淡、简单,当然各地也会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但无论如何,与哈尔滨的早餐式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哈尔滨的早餐,分两大系:一类是餐厅餐馆的早餐,另一类是百姓之家的早餐。同样,也分高、中、低,三个档次。
西式早餐
商家的高档早餐,还分中式与西式两种。
哈尔滨西式的早餐,模模糊糊地分俄式和法式。但两者在哈尔滨城已经日趋同化了,不如叫洋早餐更合适。
洋早餐,大多是一杯热牛奶,还有果汁,像橙汁、咸番茄汁、甜菠萝汁;两片烤面包,或者丹麦包或者牛角包;一两个煮鸡蛋,一两片火腿肉;一盘菜汤;再加上果酱、黄油、糖、盐面、胡椒面、凉开水,有时候还有蒸熟的梨和苹果块,以及咖啡和茶。品种大致是这样的。上档次的,还有各种小菜,像酸黄瓜、酸香瓜、成大马哈鱼、炸金枪鱼、香肠、山野菜等等,酸甜苦辣威,色味俱全。
其实,所谓西式早餐的高、中、低档,内容都差不多,只是品种与花样的多寡,餐具的雅俗不同而已。较差的,就是在面包片上撒上一些胡椒粉、盐面,一盘热汤,一杯牛奶就完了。
哈尔滨的许多人喜欢吃这样的西式早餐。体现了哈尔滨人的开放和易于兼融的性格。
高档的中式早餐
哈尔滨高档的中式早餐,首先要有粥,小米粥、大米粥、玉米面粥,等等(哈尔滨人并不习惯吃南方的肉粥、海鲜粥、莲子粥之类的食品)。主食有馒头、花卷、包子、米饭、面条、点心等等。还有煮鸡蛋和热汤,这种热汤多以清淡为主。菜,首先是各种各样的凉拼盘,如香肠、火腿肉、肘子肉、熏肉、熏鱼等等。有趣的是,即便是中式的高档早餐,也杂以一些西式的食品,如牛奶、咖啡、煎鸡蛋、点心之类。目的是满足不同顾客的不同饮食心理和嗜好。这种档次的早餐同时还配有各种各样的菜,如泡菜、松花蛋、盐水虾、卤花生米、成山野菜等等。与南方早餐最大的不同,是没有茶。如果有茶,就绝对不是纯哈尔滨风味的餐厅了。不过,这几年,便是纯哈尔滨风味的餐厅也开始备有早茶了。这主要是南方的客人多了。南北客人交融,在当今是最火的,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空前的。因此,早餐变比也应当是巨大的。
另外,哈尔滨是一个喜欢向南方人学习的城市。即便是哈尔滨人,在哈尔滨的餐厅吃早餐,喝早茶,也感觉自己像南方人一样了。
哈尔滨毕竟是属“四狄八夷”边城地带,与中原地带相比,多多少少有一种粗鄙感。这种心理是历史形成的。黑龙江这一带,从来没成为过中国历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另一个侧面,也能看得出哈尔滨人与南方人亲善交融的心理状态。这是一件好事。
中档的中式早餐
哈尔滨中档的早餐,花样同其他城市一样多。主食有拉面、扯面、神面、甩面、手擀面、炒面,还有面片儿,面鱼儿、疙瘩汤、油饼等等。
从这些面食看,便能觉察出哈尔滨是一个喜欢吃面的城市。
主食还有韭菜合子、大包子(一个包子相当于南方人做的六个包子大,称为“山东大包子”)。馒头的个头也很大。这在前面的文章里我已说过。还有发糕,发糕也很大。花卷也大,一个相当于南方人做的同类食品的四五倍大小。开句玩笑,好像是喂河马的食品。不过,最近也向南方城市学习了,诸如馒头和花卷等主食,无论如何要小一点,不再搞得太大,太蠢,太原始,好像哈尔滨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再者,让文明的南方人看了也笑话。
插说一则趣事。当年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厨子为中国人做的馒头,个头也很大——估计是为了适应哈尔滨人饮食习惯,做小了,怕中国人笑话。不过,他们还在哈尔滨的大馒头的基础上,做了一点西式的改进与引进,他们在馒头中间加了一层糖。结果,当地的哈尔滨人并不买帐。
馒头就是馒头,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法律,无论如何也不能更改的。倘若改变了,吃到心里就不是滋味,就别扭。
大馒头的变化,只在春节才能有所动作,比如点上个红点点,象征吉利,比如衔上一枚硬币,象征财运亨通,比如在馒头的四周镶上红枣,象征着事事如意、顺利。这些装饰,给馒头幻化上了一层神秘的、象征的、文化的色彩。
但平常,馒头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样子。
中档早餐的菜肴,是五花八门的。如各种砂锅:豆腐的、丸子的、白肉的、鱼头的、海鲜的。冬天还有酸菜粉条子炖肉、又鲜又烫的羊肉汤等等。菜都是各种炒菜,像炒肉丝、炒干豆腐丝,炒土豆丝,炒粉条,炒芹菜,鸡蛋炒韭菜等等。也同样有拼盘,像熏肉、猪手、肘花、熏肚,或者凉拌大豆腐等等。也有咸菜,但并不主动上,除非客人喊了,就上几碟,并不算钱。
吃这样的早餐,老板或服务员,就一定会主动地问你上什么酒,白酒还是啤酒——这在南方是少见的,但在哈尔滨却普普通通。一般的,客人都要点白酒,而且也需热水给烫一烫。哈尔滨这地界的天儿太冷了,喝点酒,祛祛寒气,人也精神精神。说句粗鄙的哈尔滨话:早晨喝酒——牛性一天。
前不久,我去北京出公差,在蓟门的一家饭馆里吃早餐,老板都熟悉我们了,见了我和我的那位同事,就笑,说:“每人来二两透一透?酒烫一烫?”我们就笑着点头。可是“透”什么呢?其实不过就是个习惯而已。即使是在三伏天,哈尔滨人吃早餐,也同样会喊二两白酒“透一透”的。只是,这一习惯逐年地减少了。我想,可能是人们的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提高了,城市的饮食结构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了。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昔年的那种人力车、手推车、各种手工业者、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的人,越来越少了,用不着早晨喝点热酒,借以舒筋活血,准备上阵了。
我曾偶然见到在冬日的早餐中,饭店为客人准备各种色酒的,但喝的人不多。哈尔滨是一个不喜欢吃甜食的城市,这一点同南方诸城有绝大不同。这个城市的人更钟情于咸的、腌的、酱的、炖的食物——所谓成的,是这儿的人自古剽悍骁勇(正像有人说的“渔猎文化”),体力消耗大,盐分走得快。所谓腌的,是这一域冬日苦长,蔬菜短缺,以腌菜代替新鲜的蔬菜,久而成习。熏的食品的爱好,我想恐怕也和渔猎文化有关吧。那么炖,就是这儿的天冷——喝热汤,暖身子,饱肚子,炖菜最合适了。
中式的低档早餐
哈尔滨低档的早餐,品种不单一,味道也挺不错。像豆腐脑。黑龙江的大豆好哇,世界闻名,做的豆腐脑自然上乘。配汤配料也挺棒的,有海鲜的、有排骨的、有鸡肉的,佐料有紫菜、香菇、虾仁儿、黄花菜、木耳、肉丁、辣椒,或者鸡蛋花。都很好吃。五大三粗的哈尔滨人,一碗肯定不够。
在这类早餐当中,还有被四川人称之为“抄手”的馄饨。哈尔滨的馄饨,个头都大,相当于南方人蒸的小包子,都用大海碗装着。那碗大到可以当头盔戴,透出一种豪气。
这档早餐中,还有外地人称为油条的“大果子”。这种大果子,前面的文章中,我曾介绍过几句,它又长又粗,又香又脆。不似南京的此类,南京的油条非常之小,而且很纤细,在哈尔滨人眼里好像发育不良似的——但适用于南京人,把这种油条放在粘米饭一卷,成秀气的一根,边走边吃,很方便。在哈尔滨这座城市,是没有人边走边吃早餐的——绝对没有。万一有一个半个的,会被路人认为没文化,没教养,饿疯了——这自然是一种偏见。
记得有一位同仁像领导那样对我语重心长地说:“阿成啊,全国都一样了,没什么区别了。”看来,还不绝对。
低档的早餐,还有豆浆,各种粥、馒头、发糕、烧饼(烧饼也很大,很厚,像运动员竞赛用的铁饼)。咸菜是这一档次早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像咸鸭蛋、咸鹅蛋和各种小咸菜。这种低档的小吃,一般都设在街头的早市上。买卖都不错。小吃的摊主都很有脑子——肯定备有大蒜。吃这种小吃的顾客,小姐也好,先生也好,都会嚷着要大蒜吃。哈尔滨人爱吃大蒜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用来消毒、解毒。过去哈尔滨的干部出差,一般的,妻子都给丈夫带上几头大蒜,怕男人在外面吃坏了拉肚了——哈尔滨人是把大蒜作为一种良药来看待的。
市民的早餐
一般哈尔滨老百姓的早餐,内容有粥有菜。比如炒一盘豆角或者茄子,或者什么什么。通常是一个炒菜,再热几个馒头,或者什么别的。当然也有咸菜。而这些咸菜又大多是自家腌制的,像咸黄瓜、蒜茄子之类。家庭条件好些的,还有南方人称之为“皮蛋”的松花蛋、火腿肉之类。看上去,简单、清爽。用这种式样早餐的,大多是老少三代人家,或者40岁以上的中年人家庭。他们希望生活有规律,有章法,他们更看重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观照什么扯淡的层次。他们似乎对每一天都很珍惜,很看重,很有些道家的意味的。因此,每一顿的早餐,他们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有些老百姓的早餐,就很复杂很讲究了。尽管在哈尔滨的确属少数,但也确有入在。
他们是在早晨炖肉、炖鱼、炖鸡,煎、炒、烹、炸;在早晨包饺子,包包子。把一天的早晨处理得特别辉煌。像这样的人家,主妇、丈夫,甚至孩子,都起得很早,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忙早餐,兴高采烈地说着话,收音机的音量也开得很大,个个都喜气洋洋的。倘若赶上年节假日,就更热闹了,不仅这样备早餐,还备有白酒、色酒之类。吃过饭,再去上班,在单位歇着——日子过得多么聪明啊。当然这是笑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倒错的现象,我一时还说不清楚。我想,大约同这里先祖的某些生活习性有关罢。过去,这一带野牲口很多,吃肉是家常便饭。而且吃过以肉为主的早餐之后,出去打猎什么的,得干一天呢。因此早晨吃得饱饱的才行。因此哈尔滨人的体魄也很强悍。男人更是如此。现在动物已经极少了。有一个时期这个城市买肉是要凭票的,一个人一个月半斤肉。这样男人的体魄自然不如先前了,而且也没有强体力的渔猎生活了,阴盛阳衰的话题,也日趋合理了,有说服力了。
总之,哈尔滨人的早餐,在不同的程度上,体现了哈尔滨人的粗犷、豪放的个性,也看得出气候,以及多元的文化结构,瑰丽的历史及新生活的渗透作用,都对哈尔滨的饮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总之,只要你到这个城市吃几顿哈尔滨的早餐,你就会对这个城市的人有几分全新的了解了。
猪肉炖粉条子
尽管哈尔滨这座城市很洋气,有那么多美丽的欧式建筑,又有那么多国家的流亡者在这里生活过,然而这座城市的饮食主体,却仍然是纯中国式的,并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与风格。
从生命学的角度来说,吃的习惯和好恶,也可以进入遗传信息的编码,并能有效地输入到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本体中去,成为其灵魂的组成部分,永世也难改。我想这也是别一种宿命的表现形式吧。
或许,外地人常听说哈尔滨人特别喜欢吃肉、吃猪肉炖粉条子。是这样的。
哈尔滨人喜欢吃猪肉炖粉条子这种菜,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绝大多数哈尔滨人是伴随着多年的贫困而进入当代的。在过去那些清苦的日子里,猪肉炖粉条无疑给哈尔滨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然,现在再吃这种菜,恐怕就是吃一种回忆,吃一种亲情了,是用这种别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以往岁月的依恋,对自己青春韶华的依依不舍之情。
其实,哈尔滨人喜欢吃肉、吃猪肉炖粉条子,是跟先祖的游牧渔猎生活分不开的。这一域土著人的主要食物是肉:大块肉,或者用火将肉烤得半生半熟、半筋半血的那样吃,抑或用大铁锅将肉炖个稀巴烂,再放上土盐那样吃。而做为粮食的主食,却成其为次要的了。
食肉的民族,常常显得剽悍、威武、人高马大,个个都粗犷豪放而且骁勇善战,能吃苦耐寒。喜欢吃肉的哈尔滨人就具备这一特征。
哈尔滨人一进关,出公差或者旅行结婚,或者信访上告什么的,京城的人一瞧就说:“嚯,东北虎下山了呀!”
由于哈尔滨人这种粗犷的个性,以及“大实话”满口跑的状态,常常让精细又足智多谋的南方人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对方是一个低智商的对手,结果,反而是自己吃了亏。戏言之,清兵入关,而且又有260余年的统治,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
到了当代的今天,哈尔滨人仍旧喜欢吃大块肉。
不同的是,只喜欢吃瘦肉了。
早些年,哈尔滨人很喜欢吃肥肉。妇女们从肉店里买肉回来,邻居们打听肉的质量常常用“几指膘”来判定,三指,四指,或是让人瞠目结舌的五指膘,以此论定肉的优劣。在早年哈尔滨城,两指膘,或者一指膘的肉根本没有人买。
买回大块的肥肉,最解决问题的吃法,是用利刀割成豆腐大小的块,放在大锅里白水煮。煮烂了,捞出来,晾凉了,蘸大酱吃——太阔了。早期哈尔滨人形容这样吃肉,叫“过年”了。那些从南方流放到黑龙江哈尔滨的“罪身”,见哈尔滨人这样吃肉,吓得缩成一个小球球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人怎么能这样吃肉?太可怕,太原始,太不可思议了。
在哈尔滨,肉还有另一种吃法,就是前面提到的猪肉炖粉条子。这种菜的做法也相当简单,一说就会:先将有肥有瘦的肉切成比方糖再大一些的块(注意,要连皮一块切),然后,放上豆油(哈尔滨人只吃豆油,拒绝吃菜籽油之类,但喜欢吃用猪肥膘炼的“板油”,而且,哈尔滨有些小女孩儿,还喜欢用板油拌饭那样粘粘乎乎地吃),炒一炒,放酱油、花椒、鲜姜、葱蒜之类,再加上水,再放上粗粉条子,猛炖,就行了。
当然,别忘了放盐。
黑龙江哈尔滨的粉条子有得是。北大荒盛产土豆,而且个头大,最大的土豆像婴儿的头颅。用土豆粉做的粉条子,好吃。一般都做成筷子粗细的粉条。不似南方的粉丝,像靓女的秀发,让人心疼怜爱,需秀着口那样嚼才行。
哈尔滨的粉条子还有一种宽的,像男人手指那么宽。许多哈尔滨人喜欢吃这种宽粉条子。而且这种宽粉条特别抗炖、筋道。再加上肉块,就更香。至少在80年代以前,哈尔滨人过旧历的年三十儿,在除旧迎新的家宴上,这道“猪肉炖粉条”是固定要有的。
酸菜炖肉与德墨利鱼
哈尔滨人还喜欢吃的一种菜,就是“酸菜炖肉”。这种菜,到今天仍然在哈尔滨城里盛行不衰,而且还有专门的“炖菜馆”。
哈尔滨的酸菜,是由大白菜腌制的。所以腌这种酸菜,恐怕也是因为哈尔滨的气候非常寒冷的缘故。不像南方,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哈尔滨一进入初冬,就寸草不生了。大雪甫落,白茫茫而无涯,地里能长什么呢?于是把大白菜腌了,作为过冬的蔬菜吃。用以腌大白菜的缸都很大,至少要齐胸高,这样能腌得多些——冬日漫长呵。这种菜,一般腌上两个月左右,就酸了,可以吃了,可以做酸菜炖肉了。
其实,酸菜还有多种的吃法,可以炒着吃,可以生着吃,还可以剁成馅儿,包包子,或者包酸菜馅饺子吃。但最传统的吃法,还是酸菜炖肉。
酸菜炖肉,选的肉是要有点讲究的,是五花三层的肉,将向切成大片儿,再把酸菜切成细丝,弄上一应的佐料,放在一起炖就是了。炖熟了,尝尝,真的鲜死人了。
吃酸菜炖肉,人间的一切烦恼,比如失恋,比如妻子不贞、丈夫有外遇,或者儿孙不孝,父母早亡,比如没涨上工资,没提上处长,或者自尊心受到了挫伤等等,一切都不在话下了。“造吧!”
“造”,就是大吃大嚼的意思。哈尔滨人请外地人吃饭,开场白常常是:“好,啥也不说了,说多了是故事,讲多了是眼泪。我看,大家就开造吧!造吧造吧,可别外道,猛劲造!”
酸菜炖肉这道菜,几乎成了这座城市人的灵魂了。很难想象,一个地道的哈尔滨人,在一年之中没吃过一次酸菜炖肉是怎样熬过来的。
对哈尔滨人来说,一年中,可以不发财,可以没有爱情,可以处处不尽如人意,可以一事无成,但无论如何不能没有酸菜炖肉。酸菜炖肉已经成了哈尔滨人自我温馨,自我安慰,自我抚摸,自我愉悦的生存方式了。
如果你有机会到哈尔滨来观光,或者开会,或者讨债,或者投资办实业,您还可以吃到当地的另一种风味菜,就是“德墨利鱼”。
所谓德墨利鱼就是普通的鲤鱼。做鱼的手段是从黑龙江一个叫德墨利的镇子传过来的,菜也因此得名。做这种鱼,要有大豆腐、粗粉条子、黑蘑菇、肥肉块、红辣椒,统统放在鱼里一起炖。很香的。那么,装这道菜的盘子最大号的有多大呢?我曾经亲临过一次,那个圆盘子的直径有80厘米,(相当于一个桌面儿那么大)。是搪瓷的,里面放着两尾一尺半长的大鱼,再簇以大豆腐,黑蘑菇和红辣椒之类,璨然锦色,让人垂涎。这样一大盘菜,便是四五个大汉吃也足够了。吃过这样的菜,你是去拉纤,或者去放山伐木,还是当煤黑子扛活,或者去争凶斗狠,都能无往而不胜。这样大盘子的菜,在南方,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南方的菜讲究精工细作,而哈尔滨的菜讲究大刀阔斧。
婚宴的过去和现在
哈尔滨人结婚的排场,越来越宏大了。
过去哈尔滨人结婚的排场也很大,但那种“大”,比之今天的“大”,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了。
过去青年人结婚,给女方一套新衣服,三五百块钱,或者再加上一双新皮鞋,一件新绒衣,就很不错了。相互赠送的礼品,也就是笔记本、钢笔之类的小玩艺儿。那么,女方家给女婿也就是二三百块钱,经济情况好一点的,再给一块上海表。也就是这样了。
如果要办酒席,更多的人家是在自己的家里办,这样可以省些钱。招待来宾的场地,都是借用一下邻居的房子,再请来一二位厨子,准备好鸡、鸭、鱼、肉、蛋、蔬菜,以及白酒、啤酒之类就行了——当然,这一切花费均由男方负责。迎亲的时候只准备一辆大客车,能力大的,还可以求一辆公家的小轿车去接亲。在结婚典礼上,司仪说一些风趣的话,比如请新郎新娘“介绍介绍恋爱经过”、“新郎新娘交换礼品”等等。婚礼上,通常要请单位的领导同志出面讲讲话以示庄重,同时也是向来宾们暗示,新人一家同领导的关系相处得很好,有后台。接下来,参加婚礼的来宾开始吃、喝,猜拳行令,谈笑风生。席间,自然免不了新郎、新娘由司仪陪同,逐桌地给来宾们敬酒。酒席散后,一些要好的年轻人还要留下来,闹闹洞房,出一些有趣的节目,比如点烟啦,新婚夫妻合吃一块糖啦,雅一点儿的,还要请新郎、新娘同唱一支歌,或者是毛主席语录歌,或者是革命样板戏中的某一选段。更雅的,还会朗诵一两首诗歌。如此,婚礼就算结束了。参加婚礼的人,也要随一些礼份子,5元、10元不等,20元就是多的了,少见的了。那么,更多的人,是每人凑两三块钱买一面大镜子,镜子右侧写着恭贺新婚之类的话。镜子下方则是出钱买镜子的人名,密密麻麻地排两排,估计有一个加强连那么多的人。
新房的布置,便是在早年看无论怎样的豪华,但与今天相比,都是非常简陋也十分寒酸的:新房里有一张铁床,而铁床又大多是求人用钢管焊的,比较粗糙,再刷上油漆;还要有一张桌子,旧的也可以,重新刷上漆就是了;有两把椅子;新朋好友合赠的那面大镜子;一床新卧具;一套新炊具;一张结婚照片。还有什么?也就这样了。
当年,哈尔滨约为300多万人口,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结婚的。迎亲的车,都是求单位的。当然不能白求,要给司机一条“大前门”烟、一包糖块、两瓶白酒做为酬谢。司机说不要不要,那仅仅是客气。哈尔滨人都是很聪明的。
接亲的时候,男方一定要准备“离娘肉”和粉条。粉条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离娘肉”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女方家不能全留下,要割一半返还回去。另外,接亲的时候,男方家的人还要从女方家“偷”出一两个酒盅和小碟之类。目的是什么这我也说不清楚,问过别人,答案都很离谱,不可信。新娘走的时候,新郎还要给新娘穿鞋。之后,女儿女婿再同岳父岳母告别。一般地,女儿都要哭几声,欢天喜地地走,让亲戚朋友看了不好。
婚宴的酒席,在今天看也是比较简单的,讲究有“四大件”:鸡、鱼、扣肉和四喜丸子。这四样算是婚宴上的硬菜。软菜有炒花生米、拌凉菜(哈尔滨人特别喜欢吃拌凉菜)、松花蛋、肉炒芹菜、肉炒青椒等等。总之,都是一些家常菜。
在酒宴的安排上,对娘家客都要特殊一些,而且要照顾得好一些。娘家客的酒席,要比其他来宾的酒席丰盛一些,多一些菜,酒的档次相对也比较高。最后,厨子还给娘家客格外上两个好菜讨赏——这是规矩。娘家的领头人当然知道,便掏出20块钱,高声嚷着:“赏给大师傅的!”
在这一天里,最让男方家担惊受怕的,不是别的,就是唯恐娘家客人挑理。
娘家客人在婚宴上挑理,是哈尔滨的一个风俗。客气一点的娘家人,挑的理少一点,意思意思,象征性的,不是真正的挑理。不过也有不客气的、矫情的,那就麻烦了,需要陪好多好多笑脸,说好多好多客气话,才能安抚下去。其实,娘家客人利用婚宴挑理,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想看,娘家客也都是一些普通的人,而且劳动者居多,说真的,平常这些人也没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风光的场面,也没有人特别拿着你当一回事宠着你。那么今天当上娘家的客人了,身价自然也百倍地提高了,这就不免矫情起来,不该挑的理也挑一挑,不该说的大话也说一说,不该摆的谱也摆一摆。神气得很。当然,换一个场合,他们是没有胆量这么做的。这种情景说起来,也怪让人可怜的。有些做法并不是他们的错。男方家此时此刻唯只有小心翼翼地侍候就是了。绝对不能发火。
在那个时代结婚的人,如今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款爷,或者富婆了,更有当上了大公司、大集团,或一些重要部门的头头。他们大多是从苦日子中度过来的,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有了钱之后,才突然有了委屈感的。因此,对他们那些令人皱眉的奢侈行为,应当有一个历史的理解,这样可能就更科学一些。
当代哈尔滨人结婚,用“豪华”二字来形容,并不过分。
新房里,有最大英寸、最先进、功能最全的彩电;有最新式的音响设备;有款式最新的冰箱、冰柜、洗衣机;更有一套名贵的家具;房子要装修,要铺上地毯,要安上吊灯——一切都是星级宾馆的标准。
在大喜的日子里,要请全市一流的乐队在住宅楼前奏乐造气氛、造声势,并且请全省著名的歌唱家、歌手在婚宴上演唱,请全省著名的喜剧演员、相声演员当司仪。婚礼的请帖都是专门印制的,字是烫金的,非常精美。
酒席自然不再是过去的那种老套的四大件了,都是高档的菜肴,上档次的酒水,高级香烟和糖果。
迎亲的车,均以小轿车为主,10辆20辆不等,而且还要有面包车、摩托车,以及大客车组成的迎亲车队。拉新娘的小轿车,是全市最高级的轿车,像“奔驰”,像“劳斯莱斯”等等。请这样的车,要付给司机一两千元的酬金才行。而且,迎亲的车队还配有专门的摄像师和摄影师。浩浩荡荡,从市中心鱼贯而行,煞是风光。
可能是哈尔滨的人口越来越多的缘故,前去参加婚礼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一二百人之众是普通的景观。甚至有三四百人、五六百人的大场面。
参加婚礼的人自然也要随礼份子,面额为50元、100元、200元不等。多的上千元,而且上万元的也大有人在。
婚礼的排场,都是中西结合式的。新郎、新娘穿的礼服和婚纱也都是欧式的打扮。新郎、新娘在西洋乐队的伴奏下,款款地走出来,来宾都鼓掌,交头接耳地议论。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在外国的某部电影里。
整个结婚典礼仪式都是由司仪操纵的。哈尔滨的司仪也分雅俗两派。俗的司仪在典礼上一定要大出风头,说许许多多的话,而且每说一句,乐队就奏一小段乐曲,然后再说再奏,以此类推(有点像前苏联某部反映十月革命内容的影片)。有的司仪讲的话、逗的闷子,粗俗不堪也庸俗不堪。他们满嘴跑火车,说的、侃的均不着边际,同时还伴有一些很丑很古怪的动作。更有甚者,还自说自唱,或者说说唱唱,让看客啼笑皆非,有乌烟瘴气之感。总之,司仪要在婚礼上耍个暴,累个死,上气不接下气,男女双方的亲家才会满意,付钱的时候才会慷慨一些。就是来宾也觉得这理应是司仪之所为,只有那样要,才热闹,才喜兴。
在婚宴上,由于来的宾客太多,双方的主婚人和新郎、新娘挨桌去敬酒的事就免了,太麻烦了,而且来宾也不都是重要的客人,便改成由司仪陪着站在宴席前面,说几句客气的话,也就是了。
送新娘的娘家客由过去只来二三十人,现在一下猛增到百十来人了。这之中缘故,我想,既有利用婚礼进行社会交往的一面,也有借此敛点礼份子钱的想法。这样一来,有些规矩就要变通一下,娘家客的酒席,均由娘家出资负责,男方家的酒席由男方出资负责。如此一分,问题就解决了。小家庭的事和国际大舞台上的事,在逻辑上是一样的。
豪华婚礼还有一个不可少的环节:专业表演。
在哈尔滨,许多专业演员、乐手,都非常看重在这种民间的婚礼上的有偿“演出”。一个歌手,在一个星期天,至少要接受两家婚礼的邀请。在婚礼上,唱两到三支歌,就完了,对方要付歌手1000元的报酬。同时还要派车接送等等。那么一个乐手,一个星期天,至少也要挣三四百元,同样也得车接车送,管一顿酒席。主持婚礼的司仪要价也不低,如果是好朋友,好同事,价钱可以少一点,600元足矣,素不相识的至少1000元。如果是著名的演员,价钱还要高,两三千元不等。这样一推算,他们一年的额外收入,自然要比本单位开的工资高出几倍。听说,这也是让哈尔滨的一些文化部门头痛的事。
坦白地说,作为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青年人,婚礼要达到前面说的那样的规模与标准,是非常困难的。况且还有一些工厂、企业生产不景气,所谓工薪阶层的收入也在大大地打上折扣,哪里会有如此巨款来支付婚礼的费用呢?但是,让这些年轻人办简单一点儿的婚礼,新房内的设置也一切从简,他们又觉得在亲朋好友面前跌份、栽面儿。尤其是女方,一个黄花闺女凭什么要嫁给一个穷光蛋呢?
这个城市每天都在经历着爱情,播种着爱情,但爱情的纯度却越来越低了。
在这个城市里,有许多工薪阶层的妇女,都有意或者无意地告诫自己的女儿,找对象,要找人品好又有钱的人。这种话一经在城市里流通,四五十年的高尚情操教育就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了。那些没有钱但人品好、厚道,甚至是劳动模范和先进分子的青年小伙子找对象就困难了。
在如此标准下寻找到的对象,并结成的婚姻,不牢固的自然也越来越多了。据说,这个城市现在的离婚率是很高的,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即便是都挣固定工资已经结了婚的青年男女,日后若有一方发达了,或从事第二职业,成了款爷或者富婆的,离婚率也逐年多了起来。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已不鲜见。如果双方都成了款爷富婆,也并不意味着牢固。女人抛弃自己丈夫另攀高枝的现象,也大有人在。
总之,这是一个令没钱人尴尬的年代。我偶然在一份小报上看到一位编辑写的一篇讴歌富人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直言不讳地称穷人是“穷光蛋”。读起来,真是有点隔世之感了。
“穷人”,从过去光荣、革命与社会栋梁地位,一下子变成了尴尬的、几乎有些抬不起头来的角色——作为一个“穷人”,无论如何,也没有任何理由以“穷得理直气壮”的派头,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街上了。
当然,从这点看,哈尔滨这个城市还是一个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城市。向后看干什么,太没劲了。过去许多年,都组织人们向后看,还教唱了一些过去的歌曲,可结果又怎么样呢?
哈尔滨,毕竟是一喜欢忘却的城市啊。
……
不管怎么说,婚姻大事,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头痛的事了。他们工资不高,没有多少钱,或者除去吃饭干脆没钱,向父母施加压力榨取来的钞票很可能是有限的,不够支付那样气派的婚礼的开销。
怎么办呢?
何况,这个城市的年轻人都是一些爱做白日梦的朋友。
如果有人问我这个城市中什么是最脆弱?我会不假思索地说:“婚姻”。
出殡与祭祀
死亡,是每一个城市都在运行的固定程序。然而,每个城市操演死亡的风习,却是不一样的。哈尔滨自然有哈尔滨的方式。
早年,由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居民少,死亡的人数也相对比较少。而且,土葬是当时安排终结后事的主要方式。
在哈尔滨有几块主要的坟茔地。一块是“荒山嘴子”,它位于本城的东部郊区。其实那里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山,只有几个黄土丘。所谓的黄土丘也都不高。最早这一带还间或地充当一下法场,枪毙死刑犯大都选址这里。那一带很荒凉,很有坟地的气氛。
荒山嘴子坟场被一条进城与出城公路南北分开,汽车和拖拉机之类,在这条公路上昼夜行驶,络绎不绝。公路的两边就是起伏不平的坟莹地和几家郊区小砖场。当然,这条公路上的灵车是最多的了,几乎日日不绝。送葬者的路上不仅哭声此起彼伏,纸钱纷飞,灵幡结队,而且凭吊祭奠之人也川流不息。一年四季,冬去春来,总是重复地上演着死亡的悲剧和凭吊者们的大游行。
一俟清明,或农历的七月十五鬼节,这条公路就更热闹了。这是一个让活着的人记忆起死者的日子,也是活着的人与葬在九泉之下的亡者对话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哈尔滨的公共交通部门,要在这条公路上增加许多车辆,以保证阴阳两界的需求。不仅如此,到这里来祭祀的人们,不少是坐小车、小客车,或者骑自行车来的。因此这条公路就更加拥挤不堪了。这一天,哈尔滨市还要出动大批的警察到这里维持交通秩序,指挥凭吊的车辆。
来这里参加祭祀的,要做这样几件事:圆一圆坟,把坟丘加高,堆实,看上去俨然新坟一样。然后,在亡者的碑前摆上祭品。所谓祭品也因人而异,像瓜果梨桃、饺子、包子、馒头、点心之类。而且不管亡者会不会喝酒,总要摆上一壶酒,摆上酒杯,斟满,洒祭一番。会抽烟的亡者,自然还要供上一包烟卷。有其他特别食品爱好的,也当记着供上。然后,还要在坟前烧化一些阴币纸钱,一边烧,一边介绍仍活在阳世上的家人情况,如经济情况,日子过得怎么样,谁谁谁结婚了,谁谁谁生孩子了,生个啥,谁谁谁离婚了,谁谁谁当上官了,谁谁谁考上大学了——总之,诉说一些让亡者放心的话。
感情脆弱的,自然会触景生情,悲从中来,放声恸哭一场。当然,那种由于亡者撒手人寰,而导致家庭经济每况愈下者,就哭得更惨了。
在清明鬼节的祭祀者当中,也不乏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老者居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活得太忙,甚至忘掉了死亡的程序)。他们一般并不放声哭祭。圆过坟,上完供,便盘腿坐在坟前,瞅着坟碑抽烟,回忆一些同死者的生前往事,感慨一番人世的炎凉。潇洒的,还自带酒菜,与无形的亡者共酌一番,说一些慨惊风流的文士之语。
荒山的坟场很大,祭祀者人众如蚁,哭声起伏不歇,香火袅袅不断,蔚为壮观。
只是当今,这一带坟家都被平掉了,此处已不再是坟场了。人们又在这里建起了许多新居民楼和商店之类。
为接纳从城里来的源源不断的亡灵,在荒山嘴子北面的土丘上,建造了一个新的火葬场,用以消化来自城市里数以千百万计的尸体。
哈尔滨人称这个火葬场为“一火葬”。
一火葬,矗立在荒山嘴子的高处,被一些开花的杂树簇拥着。它是一幢颇大的、中国气派的仿古建筑。在这座建筑的后面,有一个高矗入云的大烟囱,焚尸的青烟,便从那冒出来化入蓝天。哈尔滨的老年人彼此开玩笑说:“不行了,快爬烟囱了。”就是指的这个烟囱。
火葬场有存放骨灰盒的“灵息殿”。所有的骨灰盒都存放在那里。骨灰盒也分高、中、低档,都制做的很精巧,古香古色,上面有镶嵌亡者照片的地方。一个骨灰盒一个小柜,是玻璃门。一排排,如书架一样排列。里面的供品多为蜡的模型,像水果、金元宝、花草之类。还有精巧的小花圈,上有挽联,书谁谁敬挽之类的话。到清明祭祀的日子,来凭吊的人自然也很多,但祭祀的方法就简便多了,仅仅是擦拭一下亡亲的骨灰盒及其蜡制的道具,也说些话,通报一下情况。但大家都一排排地站着看,缅怀与心语的对话,自然是不太方便,只好匆匆了事。
哈尔滨除了一火葬,还有二火葬。二火葬在城的西南郊区。其状态与一火葬大同小异,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哈尔滨还有一处“外侨墓园”。先前在文化公园内。现在改成水上游乐园了。哈尔滨毕竟是有过众多外侨居住过的城市。外侨死了,就埋葬在那里。那里相对比较清静。春天的时候,滞留在哈尔滨的少数侨民,去那里祭祀,将一束哈尔滨人称为“毛毛狗”的春花放在亡者的墓前。现在,几乎所有的侨民都离开哈尔滨了。那儿的墓园也渐渐地荒了。只有几处苏联军人的墓碑,还被保存着,管理着。
那的坟墓总是静悄悄的,似乎已被人们忘却了。
这里毕竟不是他们的祖国呵。
城里人的死亡仪式
在哈尔滨这座城市,死了人,从死者停止呼吸的那一天开始算,一般只停放三天。当然也有停放五天或者七天的。不过,这种现象现在已十分少见了。甚至有当天就送往火葬场的。基本上都是速战速决——城市人已不愿将悲痛的战线拉得太长。形式也不希望过于繁琐。
当今对亡者的寿衣也在变化。先前都是那种自古而来的衫大褂式的寿衣。这种寿衣当然现在还有,但买家不多了。本上人死了之后,都穿当代人的服装了,而且是亡者生前喜欢的那些服装、鞋子。总之,死者的本体形象已经当然地进入现代化了。
出殡时,过去许多旧的风习之类也残存不多了,一切都从简了。但是,摔瓦盆的节目还保留着,成一固定的程序。另外,四个人扯起一条布单,高高地遮住死者的脸,再由人抬着死者的尸体安放在火化棺材里的程序也依然存在。在这一过程的演进中,家人还要烧点纸,放上哀乐,允许放鞭炮的时候,还要放一些鞭炮。
层次比较高的,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也可以把丧事办得隆重一些。布置一个灵堂,摆上方方面面送来的花圈、挽樟。挽樟都用上好的呢毛料,用完了之后,还可以做点什么——这是一个新习俗。也举行遗体告别之类的事,还有领导、亲人致悼词。悼词都是将亡者的一生辉煌地处理一遍——听上去,感觉好像哈尔滨这座城市光死好人和优秀的人似的。
出殡的车队,豪华的也并不鲜见。市人经常可以看到一二十辆车,慢吞吞地在城市中行驶,车头上系着黑色和黄色的挽缕,放着让人悲痛的哀乐,灵车的上方,还摆放着死者的遗像。同时还有录像师为之录像。
去参加葬礼的人,也要随钱。随钱的多少,同结婚的礼份子差不多,50元、100元、上千元不等。与婚礼不同的是,参加葬礼的人也可以一分不掏,能抽空来送送亡者,就很不错了。没人计较。
一个人死了,在出殡的那一天,单位的主要领导通常要来看一看。他们都是坐小车来的,在太平间前,或者在灵堂里,同亡者的亲属一一握手,嘱些节哀之类的话,就回单位去了。并不一定要送亡者到火葬场。其实领导能这样做就很好了,亡者的家属已是感激不尽了,让前来参加葬礼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们看看,死者生前同领导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在这种情况下,常可以看见领导同亡者家属握手时,亡者家属像小孩子般委屈地哭起来的场面。
有人总喜欢说干群的关系不好。看看,人民群众对领导是多么地看重啊。
……
将亡者火化之后,哈尔滨风俗之故,都要吃一顿饭。这顿饭称之为“白宴”。在吃饭之前,参加葬礼的人都要洗洗手,用酒漱漱口,再含上一块糖。大意是去去阴气。
白宴的菜肴都比较简单。菜并不多,而且固定有一盘“大豆腐”。大豆腐是白色的,含祭奠的意思。在开宴之前,亡者的亲属由长者领着,高高地举起一杯素酒,向各位吊唁的亲朋好友,致答谢辞、鞠躬。新时代了,就不用磕头了。
参加吊唁的人对酒席的好坏,都不予以评论,也不好喝得太多,吃得太多,好像你不悲伤似的。自然也不好放声大笑。这种宴会一般都是草草收局的。
近些年不同了,虽然还不算普遍,但丧宴办得档次越来越高了,山珍海味,鸡鸭鱼肉,无所不有,白酒、色酒、啤酒、饮料,一应俱全。吃吃喝喝时,也可以有说有笑,只要掌握一下分寸就行了。在这样的宴会上,还可以彼此交换一下名片,互相介绍一下自己及单位的一些情况,以及产品的价格和回扣等等——丧宴,也并非过去那种单一含义的丧宴了,已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功能也多元化起来。
——这一层,亡者有知,恐怕也会视为是一种快慰的吧。
出殡之后,逢七还有烧纸。这一规矩在哈尔滨城至今盛行不衰。一直烧到百天告一段落。再烧“周年”。而后才归入大节,像清明、七月十五、春节之类的祭祀。
其实,这个城市每天都在上演死亡的悲剧。无奈死亡怎样的永恒,也引不起哈尔滨人的注视与重视了。
死与生,只有毫厘之差,但待遇却有霄壤之别。
哈尔滨人对死亡,永远处在忘却的环境里。它偶一的被提及,应当感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那些一时从灵魂上枢不走的传统节日。
读报与说话
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每天有几百万市民一天不落地买报纸,看报纸。
大清早,你会看到星罗棋布在这座城市里的数以千万计的报摊,忙个不亦乐乎。你甚至会误认为,这座城市的某一隅正在发生着瘟疫,或者战争的冲突,因此,这座城市的几家报刊天天都有重大的新闻向全市人民公布。
在这座城市里,看报纸的人比看书的人多好多倍。而且从读者们的骨子里看,这座城市里广大的、亢奋的、如饥似渴的读报族不仅不分年龄与职业,而且也不分所谓的文化层次与修养品位。
我亲眼看见有相当文化水准的人,天盯天,煞有介事地哗啦哗啦翻看当日的报纸。态度之虔诚,神态之庄重,精力之集中,令人叹为观止。甚至这个城市中相当多的公职人员,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急待地看当日的报纸。都浏览了一遍之后,才放下心来,开始工作。
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有什么呢?我因为天性好奇,也做过几天认真的研究。坦率地说,这些报纸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完全是普通市民趣味的晚报类的“民报”,另一类是党政之需要的日报类的“党报”。民报类的晚报,最受这座城市市民的欢迎与青睐。它的内容五花八门,上天入地,几乎无所不包又浅尝辄止。民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市井百态的万花筒,叫近俗不叫媚俗,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一句话,民报毕竟是学术性、探索性、前卫性不强的东西。而党报则是政治风云的晴雨表。有人一生都生活在政治的风云当中,因此党报对他们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庄重地说,党报对于他们,真是须臾不可离的。
这样的一些报纸,像令人难以置信的恋情一样,紧紧地征服了生活在这座城市中500余万市民的心!
由于这座城市报纸业的空前发展,报纸的广告业开始大赚其钱。报纸上的广告像卡通片和肥皂剧一样,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由于报业的空前繁荣,报人的地位也空前地提高了。他们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地欢迎和精心地接待,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但在中国,记者是享受被采访对象、被报道对象自觉地奉之为上层领导的待遇的。这个城市的各行各业都十分注意和报人的关系。甚至包括许许多多的官员,他们直言不讳地倾吐愿意与报人交朋友的心声。这座城市的报业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的影响上,都干得十分红火。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以及领导同志,都希望自己能在报纸上亮相,谈谈话,表一个什么态,指责与批评,讽刺与鄙视,表彰与光大,甚至还有准学术性的大众化的“论文”闪现其中。报纸开始成为这座城市人显示自我价值的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一样。如果你翻开昨天或者往年的报纸,你就会发现生命与魔方的二律背反,终结与开始的基本形态。乃至个性、智慧、价值、生命力、矛盾以及思辨的使用,在人生大舞台上,在城市的大舞台上,在选择与取舍的操作中,竟可以透视历史的真谛和人的价值来的。
我深深地感到,这种读报的繁荣,跟现在这座城市的新状态不无关系。过去,人人都有单位,单位经常有计划地结合国内外形势组织职工学习。市民们对城市乃至国家的情况非常了解。而现在,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或者自愿放弃了自己过去的固定工作,成为个体户。这个城市里的个体户,包括难以计数的待业和失业人员,已经没有人再组织他们学习中央文件和地方的报纸了,这样,使他们完全陷入了政治的迷惘和形势的迷惘当中,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于是他们紧紧地抓住当日的报纸,如饥似渴地选读其中的有用文字。当然,在个体户的那些读报人中,他们可能更注重选读经济与市场乃至金融股市方面的内容。而更多的人,读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说话”。报纸刊登的所有内容,都是他们一天里的谈资。一天不读报,他们就很可能不会“说话”,并在谈话的伙伴面前显得十分尴尬。我曾有趣地想,如果这个城市的报纸停刊三五天,又没有重大的节日内容予以填充,那么就会使这座城市当中的许多市民陷入不会讲话的痛苦之中。
每天的清晨,你站在这座城市的某一报摊前,默默地观看那些络绎不绝的买报人,你得尊重这些人的活法。
城市的恋人——天气预报
天天听“天气预报”,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固定动作。许许多多的市民,一早醒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天气预报”,第二个想到的——就是去买当日的报纸。这种城市状态,真是让人目瞪口呆。不知其他城市是否也是如此。
在一天的大清早,到处都可以听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又极其认真极其端庄地问对方:“听今天的天气预报了吗?今天气温多少度?有没有雨?夜间的温度呢?有雨吗?”
倘若把这些询问的声音汇集起来,就会像巨大的滚雷一样,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可怕地轰鸣个不停。你会误认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居民是来自另一个星球,对地球上的一切都十分陌生,十分胆怯,十分脆弱又十分敏感。
基于这样一个值得同情又值得重视的基本事实,这个城市的各个报刊、电台、电视台的各个栏目几乎都叠床重架地增加了新内容——天气预报。甚至连BP机也增加了天气预报的服务项目,以满足广大市民的渴求。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呢?人的自然属性?别一种情感依附方式?不安全感?自然灾祸的前兆感觉?迎接新一天不自觉的神秘禅语?城市人的精神结构之一?农民大国的基因反应?每一天生命的起始语?城市人的世纪末情绪?
我总想,这很可能是我的同类中不自觉表现出的一个大的科研课题。
而且,这座城市对天气预报的关心,并不止于成年人,也包括天真活泼的孩子。只要到了电台或电视台播发天气预报的时候了,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都会像虔诚的宗教信徒一样,立即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停止包括情话在内的各种谈话、买卖、交易,甚至欺骗与讹诈,肃穆地倾听天气预报,这时,是这个城市最宁静,也最神圣的时刻。如果有人在这种庄严的时刻,仍然不顾一切地大声谈笑与喧哗,毫无疑问是会遭到在场人的怒目与蔑视的。
想到与看到这二点,我总有一种莫名的疑惑感。
其实,城市的天气预报,并不像精密的仪器那样,天天都报得十分准确。也会偶有失误。但在这一点上,这座城市的人们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态度,从不对气象部门做实质性的批评。
如果说,我对这座城市有什么不能很好理解的话,恐怕就是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对天气预报的那种恋情式、宗教式的兴趣了。
明天的天气如何?谁也不知道。这是悬在这座城市人们心上的一块石头啊。
我甚至听说,这个城市中的一个临终者在辞别人世、辞别亲人、辞别这个城市的最后时刻,还关心地问:“今天的天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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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与人
当代哈尔滨人的打扮,可以称得上是千奇百怪、绚丽多姿。
这里先聊一聊哈尔滨这座城市里的流氓的打扮。
一个城市当中如果没有流氓,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流氓是任何一个城市的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
流氓的时装
哈尔滨的流氓也分大流氓与小流氓。
哈尔滨的小流氓多是一些十六七岁,或者二十左右岁的青少年。只要他们走在城市里,走在大街上,你一眼就可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分辨出他们来。哈尔滨的这些小流氓,脸色一律是苍白的,但于苍白的脸上仍然闪烁着青年人的勃勃朝气,只是在他们的眼睛里,你才发现里面的无赖之色和些许的凶光。哈尔滨的男性小流氓,在生理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多都是八字脚。这一点让我大惑不解,难道八字脚走起路来方便吗?还是能显示出一种自由自在、一切都无所谓、老子天下第一的“潇洒”?更为有趣的是,哈尔滨的小女流氓,又多是内八字脚,两个脚尖向里边收着(这真是一个人类难以破译的生命密码),那样在街头站着,同外八字脚的男性小流氓耍贫嘴,或者吃烤羊串儿。他们总是说一句再配一句骂人的话。
哈尔滨小流氓的打扮,总的趋势及总体风格,偏好于简单。比如喜欢穿肥裤裆的长裤子。他们大多数都不喜欢穿牛仔裤,因为那样看起来太正经,而正经的形象又不是他们所欣赏所追求的。他们脚上的鞋,夏天多是那种北京产的白塑料底儿呢面的松紧布鞋,冬天则是白塑料底儿条绒面的棉布鞋。他们一律喜欢穿白袜套,而且都洗得雪白。他们喜欢穿休闲式的西服上衣,或者T恤衫(不是那种印着字的文化衫),冬天则穿皮夹克,里面只穿一件白衬衫,露着青黄的大脖子。
哈尔滨的小女流氓,通常都浓妆艳抹,而且化妆术极其低劣一般,嘴唇抹得血红,脸上的粉脂也抹得很厚、很粗,不匀。她们穿的衣裙不知为什么都是那么不合身,有点大,显得拖拖邋邋的。即使是大冬天,也同样露着脖子,脖子上戴着廉价的金项链,脚上的高跟鞋已穿得一塌糊涂。在冬天,她们也喜欢穿条绒的棉布鞋。
哈尔滨的小流氓个顶个,无论男女,不怕冷,火力都很壮。
这些小流氓无论走到哪里,给人的感觉是一群蜇人蜂,行人都提防地躲着他们。他们总是边走边唱一些没头没脑的流行歌曲。
这些,小流氓们手中并没有多少钱,但他们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哈尔滨大流氓的打扮,与小流氓完全不同。大流氓们一般都长得比较胖,大腹便便的,留着小黑胡子,一脸横肉,一脸疲倦,眼睛里闪烁着歹毒之光。他们穿得都很讲究,而且都是昂贵的名牌时装。无论是西装还是皮夹克,都价值几千元。他们手上大都带着钻戒,手里拿着大哥大,走到哪里,危险与欺骗就到了哪里。但是,哈尔滨市的普通老百姓并不惧怕他们,他们从不无故骚扰和平居民。这一点同哈尔滨的小流氓不同。这些大流氓每人都有一两个或实或虚的“生意”可做。而且都有一辆专车,有相对固定的姘头,相对稳定的家庭和一群甘为他效命的地痞无赖。这些大流氓的社会交际都很广,也很深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希望外界把他们当成正经的生意人或企业家来看待,这样可以增加生意伙伴的信任感。他们走到哪里都喜欢炫耀自己和谁谁谁是朋友,同哪个影星、歌星是哥们儿,并常在一起吃饭等等。他们的人生态度,是属于消费型的。当他们有朝一日穿不起名牌时装时,便露出狼的面貌。用嗜血的方式,重打天下。
哈尔滨女大流氓也多是有自己的一份生意或买卖可做。她们最喜欢穿高档的新潮服装,配戴昂贵的首饰,出入最高级的酒家夜总会,进高级的美容美发厅。她们的打扮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不美,总之都是全市最昂贵的时装。她们无形中做了洋人的时装公司、鞋帽公司、首饰公司的推销员了。她们有的是钱,想买或者想做什么样的时装,是很轻松的一个动作。她们主要的特征就是豪华。在她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是高级妓女,她们经常出入一些宾馆酒家,做色情交易。她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是“三陪”小姐,在桑拿浴、在夜总会做各种非法的服务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年轻美貌(其中不乏一些在校的女大学生),长期或短期地充当某大款的情妇。这些人很少在路上走,基本上都是坐小车。她们除了对钱崇拜之外,对其他的一切已心灰意冷,不再信任了。她们在阴暗的世界里见的太多了。这个城市中最为可怜的人,可能就是她们了。
知识分子的打扮
哈尔滨知识分子的打扮,大体上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庄重派。庄重派大多都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一尘不染。
庄重派的一身行头,一年四季各有一套。除此之外还有风衣、围巾、皮包等等。只是都不是高档的,也不是名牌。但质量都说得过去。价钱虽不高但也不低,走在哪里都是一副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样子。唯一使他们感到骄傲的,就是他们自己早年毕业于哪所大学,就教于谁,或留学哪国,现在自己在某处干什么,因此自己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至于成绩的有无,多者不为多,少者不为少,大者不为大,小者不为小,都是成竹在胸,腹有鳞甲的样子。
另一类知识分子的打扮,总体上趋就新潮。他们喜欢穿价格比较低廉的夹克衫、牛仔裤、旅游鞋,喜欢穿得随随便便,这类的男知识分子,大都喜欢留长发,也有戴眼镜的。他们充满着朝气,充满着叛逆精神,充满着对世界批评的欲望,他们喜欢下小馆,点几个便宜菜,在一起喝酒,甚至喝得酩酊大醉。他们也喜欢郊游、远足、卡拉OK、诗歌和流浪,这一类知识分子总的形象,就是不修边幅,放荡不羁,反英雄主义,崇拜名星与歌星,抗争意识最亢奋,最不顾一切。他们当中能成功的(自然是极少数),就是一代大师,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不能成功的则占绝大多数……
中层干部的打扮
哈尔滨中层干部的打扮,在改革大潮,在经济繁荣和新生活的涌动之下,也日趋高档。他们身上的高档所在,开始仅仅表现在他们的“领带”上,都是高级的领带,世界名牌,再别上一枚金领带夹就不同凡响了,看上去,是一副对改革开放很支持很热情并充满信心的样子。接着变化是衫衣,衫衣开始走名牌化的道路了。后来是鞋。有道是“鞋破穷半截”,鞋是逐渐上档次,再进入名牌系列的。随后是西装。开始的西装是讲究面料质地的优劣,颜色的好坏,后来便堂而皇之地换上名牌西装了。
总之,中层干部的时装变化,一是有理性,有思考,有条不紊,一步一个脚窝,呈整体推进的趋势。二是不花哨,不扎眼,不搞那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东西。而且也排斥休闲装,免得给人民一种不务正业,吊儿郎当的印象。
干部毕竟是干部呀。
普通市民的打扮
哈尔滨普通市民的时装(主要是指工薪阶层的普通市民),他们的服装,在新生活中当然也有变化,而且也应当有所变化。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无奈,他们的工资收入普遍都比较低。一般是买不起高档时装的。因此,他们身上穿的大多是本地产品,或者是一些假名牌的时装。耐人寻味的是,这样装束的人在本城至少占70%以上——是该城时装的主潮。如果说哈尔滨的时装总的特点是什么,估计得说,是以假名牌、价格低的普通服装为主,以高档精品时装为辅的状态。
另一个值得注意与分析的现象,就是这一阶层中的中青年妇女时装,其档次并不低。她们身上几百元、上千元、或者几千元一件的时装、鞋子、提包,也时时可见。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女人天性爱美的原因,恐怕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课题。
少年儿童的时装
再一类,就是这个城市中少年儿童的服装。
哈尔滨少年儿童的服装状态,同样分为两类。
一类是豪华型的,从鞋到衣服、裤子、书包(也包括自行车。手表、收录机),全是名牌,全是高档货。值得注意的是,享用这些高档服装的,并不清一色是款爷、富婆,以及总裁、大官的子女。他们当中包括着众多的工薪层子弟。这些工薪层儿女的父母,自己紧衣缩食,宁可自己什么好衣服也不穿,全给自己的孩子打扮上。他们这样做,是怕自己孩子受委屈,也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同学和老师看不起。可怜天下父母心哪。这些父母甚至在吃和玩的方面,也尽量地满足自己儿女的新潮欲望,像喝可口可乐,吃汉堡包,打游戏机,过生日等等。甚至儿女要购买昂贵的贺卡、笔记本、磁带、名星照之类的玩意,也勒紧自己的腰带,满足他们。他们也并不是不知道“娇惯无义儿”、“惯子如杀子”的古训,似乎也知道“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女谁见了”的道理。可他们仍然在坚定不移地这样做。
这真是别一种悲怆的血泪史了。
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女学习好,上大学,成一个人物,当一个什么家,给父母亲争光。他们自己是完了,没啥希望了,就是混了,过去所有的梦,都一个紧跟一个地破灭了。现在,这些梦就靠孩子来实现了。他们把孩子上大学,当成自己的价值和光荣,是一种福分——这种崇尚文化的古传统心理,毕竟是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之一。
那么,另一类,的确是穿得最普通的一些学生。他们的父母的确没有钱,工厂又开不了全资,吃饭都成了问题。穿好衣服就谈不上了,但他们也尽量让自己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上学去。他们和孩子拧成一股绳——在学习上,超过那些华服美食的学生,他们是这样想的,也真的是这样做的。
甚至可以说,这个城市未来的希望,也恰恰落在这一类孩子的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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