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出版,梭罗的生态思想植入中国文坛的土壤。这是关乎中国生态文学影响源的重要事件。上世纪70年代,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一般的杰作《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震撼了并一直震撼着一些中国作家的心。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为刚刚兴起的我国生态文学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21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来,为我国生态文学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参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生态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感悟自然、展现危机和反思根源几个方面。但中国生态文学远未成熟,甚至,在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各界的重视下,文学对生态还显得较为冷漠。

　　感悟自然与生态整体观的缺失

　　中国感悟自然类作家多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对大自然十分敏感,用心地聆听和观察自然万物。几年前英年早逝的苇岸是这类作家的代表。在《大地上的事情》里,蚂蚁、麻雀、胡蜂、蜘蛛、啄木鸟、甲虫,江河湖海,白桦、栗树、麦子,还有季节轮换、气候变化、日出日落,是真正的主角；作者自己则只是“观察者”,主角的每一点细微变化都吸引着他的眼,牵动着他的心。感悟者既“感”且“悟”,在用心灵与自然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他对自然与人的关系产生了顿悟:“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很像人与他的生命的关系。”“那个一把火烧掉蜂巢的人,你为什么要捣毁一个无辜的家庭?”难道就为了显示“你是男人”?在《动物园》里,周晓风悟出:人类的审美是畸形的甚至是残酷的;人类没有理由自高自大,因为“我们猜测不出鸟的确切身份,也难以了解它见识广博的心胸;无论多么渴望,我们不能和它们一同比翼——鸟提醒着人类的不自由,正如伊甸园的蛇提醒着先祖的无知。”这些作家的自然描写优美而细腻,风格与浪漫主义的自然书写十分相近。同样类似于浪漫主义作品的还有对田园生活的怀念,以怀旧和感伤质疑工业化、城市化甚至整个现代文明。

　　在充分评价这些作品之成就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其中对自然的赞美性描绘、对田园生活不再的怀旧性感伤,主要根源于作者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他们并非真正为自然界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因此,他们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思索和生态文学描写。生态文学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有本质的不同。仅仅描绘自然和感悟自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如果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进行文学领域里的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那就更加谈不上生态文学了。生态文学是具备生态意识的文学,它的创作者能够从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并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自然对人的影响(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人对自然的适度利用与超越生态承载力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之区分,人对自然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的和谐等。

　　展现危机与文化批判的不足

　　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巨大动力。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大声疾呼保护环境。郑义的《中国之毁灭》、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沙青的《北京水危机》和《北京失去平衡》、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长江传》、《我将飘逝》等多部作品可视为代表。

　　这些作家把不为众人所知的事实写出来,告诉我们正面临着怎样可怕的生态危机,其勇气和责任心绝对令人敬佩。然而对千疮百孔的自然、对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来说,仅仅有忧患、呼吁和真相披露,还远远不够。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莱文说得好:“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探讨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思想文化因素,历史地揭示文化如何影响地球生态,进而在文化重审的过程中进行文化重构和文化变革,应当成为生态文学的主要目的。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使得生态文学具有了显著的文明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特点。事实上,一部作品如果在这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即使没有描写任何具体的自然景物,也堪称生态文学的优秀之作。

　　反思根源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

　　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行生态哲学角度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是中国生态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1999年10月在海南召开的有许多作家参加的南山会议,是我国作家进行生态危机社会根源反思的标志性事件。在那次会议上,作家们对唯科技主义、唯发展主义等思想根源提出了质疑与批判。在《生命·生态·生活》、《保护动物,我们能做什么?》和《荒野之鼬与荒野之忧》等作品里,郭耕的生态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质疑被奉若神明的传统的发展观、进步观,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他以生态整体主义眼光看待世界,指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是食物链的一环,对于生态系统来说,任何一环都是重要的。詹克明的《世上本无害虫》从生态整体论出发,指出一切生物相互依存,本无有害无害的区别;恰恰是人出于短浅的功利主义对它们进行选择、区分,有用则培养,无用则蔑视、遗弃,最终将给生态系统带来灾难。“人类把许多昆虫称之为‘害虫’,倘由所有动物‘全民公决’,也许它们会一致决定,地球阶段的‘害虫’就是人类自己!”韩少功虽然不是生态文学家,但他的《遥远的自然》却是真正具有生态意识的佳作。作品揭示出文明人并非真正热爱自然、理解自然,并非真想投奔自然,他们不过是想在大自然中寻找“个异”、“寻找永恒”、“寻找残酷”,甚至“寻找共和的理想”。从《拯救大地》下卷和《我将飘逝》(2004)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出徐刚的自然观有了根本转变。他基本抛弃了自然为人所用的观念,转而主张“人不能停留在自然美能使人愉悦的这一属性的层面,否则人的自私的本性就会把自然美当作可以占有的奢侈,可以获利的商品。人要不失时机地把伦理扩展到大地之上的万物,人的最可贵的道德应是对人之外的万类万物的怜爱及呵护。”他开始反思文明对人的异化:“科学是有效的却不是无限的……”

　　我们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作家投身到生态文学创作中来。客观地说,中国的生态文学还没有形成热潮,甚至连流派都还算不上。相当多的作家每天都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但在创作上表现的却是对生态的无动于衷。这与当代欧美作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仅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前苏联作家为例。前苏联作家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生态使命感不仅表现在他们的作品里,还突出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上。拉斯普京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但在80年代却放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再也不能容忍造纸厂对贝加尔湖的污染。他四处奔走呼号,一次次上书前苏共中央,直至找到当时的一个领导人,慷慨陈词,坚决要求关闭造纸厂,保护有着“西伯利亚之海”美誉的贝加尔湖。还是在80年代,前苏联发生了一场有关“北水南调工程”的大讨论,“主调派”大多为水利专家,而“反调派”竟然有许多是作家。在1985年12月召开的第六次作协大会上,作家们对这一工程讨论得极其热烈,几乎把文学会议开成了生态讨论会。作家们的普遍、强烈、持久的反对终于获得了成功——1986年8月20日,前苏共中央和前苏联部长会议做出联合决议: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对生态环境的灾难性影响,决定取消“北水南调工程”。一个国家的作家怀着保护生态的强烈使命感,普遍参与一项重大的环保行动,这是欧美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连日常生活必需品都短缺匮乏的时代,发生在人们的许多最基本的生活欲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国度,尤其令人感动,也尤其引人深思。眼前的民族问题和个人生活问题并没有使这些苏联作家丧失全球性思维和全人类立场,他们是真正的世界级作家,他们真正做到了走向世界、融入自然。

　　作家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不能丧失人类良知和社会使命感;同理,作家首先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的儿女,不能丧失生态良知和自然使命感。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整个人类之存在的时期,文学家怎么能够不直面如此严重并还在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怎么能够不反思人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因此,中国的生态文学家还需进一步拓宽视野,努力以感人、独特的艺术形式探讨具有普适性的生态思想问题,进行思想文化批判,如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二元论批判、征服和统治自然观批判、欲望动力论批判、唯发展主义批判、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批判、科技决定论和科学乐观主义批判等,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弘扬新的生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生态整体主义、万物平等观、生态伦理思想、生态正义思想、新的生态的发展观、简单生活观或生态生活观、生态责任观等。生态文学的前途无量,因为推动它走向繁荣和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生态危机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还在增强。事实上,尽管中国的生态文学还没有走向繁荣,但已经受到世界的关注。例如,美国著名生态文学研究者帕特里克·P·墨菲教授主编的《自然的文学:国际性的资料汇编》(1998),就介绍了中国作家对世界生态文学的贡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只要这个星球的生态危机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和消除,只要人类仍然面临生态灾难的威胁和灭绝性危险,生态文学就一定会繁荣并持续繁荣下去。(王 诺 陈 初)